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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時期的秦國與齊國
《春秋》是唯一一部從古代傳來的基本完整的國家紀事，顯示出對呂氏領主及其事務的明顯偏見；而魯國是孔子的故國，給它帶來了歷久彌新的威望。
儘管魯國以其統治者的高貴血統而自豪，但其與周王室的親緣關係也可能引發問題。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宣王在西周末期干預了魯國的繼承權糾紛。
宣王命令魯武王（公元前825–816年在位）將其小兒子命名為明顯的繼承人，而忽略了繼承人的哥哥。
武王去世後，小兒子確實繼承了王位，封為懿王，但十年後被叛亂廢黜。
哥哥的兒子博裕（又稱博雅）隨後被叛軍擁上王位，但沒有得到宣王的承認，宣王視他為篡位者。
在猶豫了十多年後，公元前796年，國王派遣軍隊入侵魯國，使其繼承符合周王室的喜好，並懲罰魯國叛軍。薄玉被殺，由一個異於易主的弟弟繼位，即蕭主。
這些鬥爭在大約二十年的時間裡進行，使魯變得虛弱和脆弱。
一個世紀後的另一場繼承糾紛給魯帶來了永久性的損害。桓公的三個兒子（公元前711–694年在位）爭奪王位。
其中一人最終成為莊大人，但兩兄弟不會罷休。他們建立了相互競爭的世系，實際上在魯的領土上建立了兩個獨立的政體，留下名義上的魯領主來統治一個萎縮和衰弱的國家。
在這種減少的狀態下，魯國幾乎一直堅持到戰國末期，公元前249年，它被秦國征服並吸收。
春秋時期的政治生活由少數幾個外部大國主導，這些大國透過征服和吸收較小的國家，以及在其多孔的外部邊界上殖民和吸收領土，積極擴張其領土，通常在其人口中加入大量非漢化民族。
商業、婚姻關係和戰爭造就了一個搖擺不定的新政治參與者的場景，其中一些人與舊周宮廷有著古老而深厚的聯絡。
另一些人則有著活躍的當地文化，這些文化透過周文化的表層而迸發出來。我們的外州之旅將順時針進行，從西北的秦國開始。
秦國起源於東亞腹地西北部的黃土高原，並延伸至北部和西部邊界。
它有一個混合的群體，既包括中國人，也包括非中國人，如戎和羌，他們的確切身份仍然未知。
秦統治者聲稱其世系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但秦在公元前771年周戰敗後才成為周政的參與者，當時秦的統治者及其鄰居晉為周廷從西京逃到東京提供了便利。
這是秦國的一個戰略舉措，因為它將以渭河流域為中心的廣闊的周域留空。秦國很快擊敗並驅逐了殺死幽王的戎族，並將周廷趕出了其祖國，並將其領土併入秦國。
秦國的成功領主也透過強行將一些部落土地併入其北部和西部，擴大了秦國的領土。秦國成為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這可能是因為頻繁的邊境戰爭使其軍隊保持了持久的戰鬥狀態。
與晉國的大片領土一樣，出於同樣的原因，秦國靠近騎馬的遊牧民族北方，是最早將騎兵納入武裝力量的中國國家之一。
春秋一世紀，秦國統治者數次遷都，於公元前677年在周的祖地雍定居，直到公元前383年，週一直是秦國的首都。秦國從渭河流域的優良農田和黃土高原的灌溉中致富。
雍和宮的考古發掘揭示了宮殿和其他建築，這些建築用華麗的青銅裝飾和精緻的屋頂瓦片建造。
秦墓地揭示了一些與內部國家的文化差異；特別是，埋葬死者的青銅器皿通常都是薄而粗糙的，或者用陶瓷複製品代替。
這種使用專門製作的物品作為陪葬品的做法似乎始於西周時期，但直到戰國時期才流行起來。
秦國似乎被舊周的領土國家視為一個半野蠻的新興國家，但其日益強大的力量使其無法忽視。
在771年拯救周王朝免於滅亡的過程中，秦國發揮了重要作用，似乎對其自身的重要性有著深刻的認識。
筆者認為：這一點反映在他們的修辭中，他們接受了天公之日，並追隨了春秋早期鑄造在一套精雕細琢的青銅展示器皿中的聖王禹（未提及周）的腳步。
事實上，這種早期的自我重要性意識隨著東周時期的發展而不斷增強。
春秋時期的晉國
晉國就在秦國的東面，在黃河向南傾斜的一段河流上，向東彎曲，在東周王域的北面。晉國領主聲稱，他們的國家是由周國祖武王的一個兒子建立的，但這很可能是一種追溯性的捏造。
晉氏確實有悠久的史前歷史；考古學告訴我們，它的領土，包括壯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城市陶寺和今天山西汾河沿岸地區的其他定居點，早在二里頭時期就有人定居。
當地人民生產和出口中原新興國家渴望的礦產和鹽。
另一方面，一個富有的晉主墓地，上面刻有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這證明了早在公元前十世紀就有明顯的周關係。
這種文化融合及其經濟優勢導致了一個強大國家的崛起，一直持續到公元前50世紀末。
春秋早期，晉國的皇家青銅銘文揭示了一個軍事化的國家，它與西方的秦國有著明顯的文化聯絡，然後定居在周故土。秦晉領導人所寫的當代碑文都談到了擴張和懲罰敵人。
像秦國一樣，晉國吸納了戎族和其他部落民族的人口，北部邊界界定不清，一直延伸到延伸心臟地帶，這片土地更適合畜牧業而非農業。
由此產生的晉國北部地區的文化互動似乎使晉國成為第一個將騎馬的勇士（與僅使用馬拉戰車不同）作為其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國家。
在春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晉國是東亞腹地地區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晉的權力由文侯（前636年–前628年在位）鞏固和擴充套件，文侯被領地諸侯承認為第二位霸（“霸主”），接替齊桓公。
在登上晉國王位之前，當時被稱為重耳親王的溫勳爵因繼承權糾紛流亡了19年。
在他的漫遊期間，他訪問了當時的大多數其他大國，獲得了寶貴的情報，並在短暫的統治中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他的直系繼承人保持了晉氏的顯赫地位，但在春秋末期，晉氏進入了一個長期的衰落階段，這是由於其貴族血統之間爭奪王位或繼承王位而導致的。
在前5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晉國都受到了近乎持續的內戰的摧殘，在戰國早期的公元前403年，晉國分裂為三個繼承國——漢國、魏國和趙國。
春秋時期的“小國”
燕國位於心臟地帶的東北部，從渤海灣沿岸向內陸延伸至興安嶺，向東北延伸至遼東半島，顯然是在西周早期建立的，是一個保護中原免受攻擊的諸侯國。
早期的燕國是從房山（今北京附近）的一個精英墓地中得知的，在那裡發現了許多刻有銘文的青銅器；銘文中提到了周武王同父異母的兄弟太保和“閻王”閻侯。
墓葬中的商代文物證明了當地人與早期王朝的歷史聯絡。東北部人口基本上不屬於中國人，因此似乎至少在名義上早就進入了中國人的軌道。
值得注意的是，遼東半島以西沿海地區的人口可能包括說古高句麗語的人，一些語言學家認為這些人是朝鮮族和日本人的祖先。
儘管燕國有著古老的遺產，但在春秋時期的事務中，燕國的作用相對較小，儘管在隨後的戰國時期，燕國變得越來越重要。
齊國佔領了山東的大部分地區，從泰山東坡到島嶼海岸，除了一些被稱為東夷的非華夏民族的沿海飛地。
春秋時期，齊國以犧牲黃河下游平原的一些較小鄰國為代價，擴張了自己的領土。齊國從舊的商代晚期經濟和政治網路的殘餘中崛起。
筆者認為：有大量修辭和歷史證據表明，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紀，也可能更早，與周廷有著深厚的文化聯絡。春秋晚期的一段長鍾銘文反映了齊文化的混合性。
至少在四個世紀前，周氏故土的語音模式和古代圖形銘文得以儲存，這表明人們對周禮語言的崇敬。
然而，奇怪的是，這一銘文將齊的血統追溯到傳說中的商朝創始人程唐，而完全沒有直接提到周（當時周已退化為殘存的東周）。
這種採用高度文化儀式和修辭，與西周的輝煌時期相關，和當地英雄與商代相關，持續存在或在後世復興的策略是東周時期許多當地文化的典型。
在後來的描述中，我們發現了不同版本的起源。根據《漢書·史記》，齊的始祖幫助偉大的統治者禹建立了夏朝。
後來，姜氏族人幫助文王和他的父親準備周朝征服商朝，並獲得了齊國的統治權。
青銅銘文證明，早期西周國王曾與姜姓女子結婚，但毫無疑問，這是該大家族的一個西方分支。
蔣氏家族以其思想堅強的女性而聞名，這些女性的愛情故事和對丈夫的普遍反抗被收錄在左先生的《春秋評論》（《左傳》）中。
無論其起源如何，齊國的歷史很可能可以追溯到西周早期，也就是戰國時代的前幾十年，齊國姜氏家族實力減弱，並受到田姓敵對家族的挑戰。
前410年，田氏家族接管了齊國，直到前221年被秦國征服。齊國在公元前七世紀隨著鄭國的衰落而崛起。
齊國的崛起是在其長期執政和順從的統治者桓公（公元前685–643年在位）的支援下，他的首席大臣和顧問管仲（公元前730–645年在位）是整個春秋時代最著名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協助下實現的。
正是由於管仲的名氣，他的名字被附在了《管子》上，《管子》是一部兼收幷蓄的關於政治家風度的著作，部分來源於公元前二世紀的早期文獻。
他是建立官僚制和基於功績的政府體系的先驅之一，為取代舊的貴族制和基於儀式的周制邁出了第一步。
結語
桓公是最早頒佈管仲撰寫的法典的中國統治者之一。與此同時，齊國軍隊努力將桀驁不馴的東夷飛地納入齊國的統治之下，加強了齊國應對外部挑戰的能力。
齊國還制定了政策，以改善工藝、海洋、鹽和糧食生產和分配的管理，從而增加了國家的財富。
這些政策是如此成功，以至於桓公被其他強國的統治者——他的同僚們公認為第一個霸（“霸主”），有權以周王的名義保護和行動。例如，召開多國會議或授權軍事懲罰性遠征。
在管仲（前645年）和桓公（前643年）去世後，齊國的改革計劃有所動搖，但在整個東周時期，齊國仍然是一個大國。
參考文獻：
尤里·派恩斯，《儒家思想的基礎：楚尼渠時期的知識分子生活》
德華·肖內西，《孔子之前：中國經典創作研究》。
紐厄爾·安·範·奧肯，《春秋的註釋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