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企業合規的物件是企業還是企業家？

西方企業合規多針對大型企業，秉持的是“放過那個企業，追究相應責任人”，而我國目前開展的涉訴企業合規不起訴制度，則是“既放過那個企業，又放過企業家”。造成這一不同的原因有二：

中外企業的組織成熟度不同，造成承擔責任主體範圍也有所差異

中外企業的組織成熟度不同。西方企業組織形式發展時間較長，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穩定的組織形式，經營權與所有權進行了有效分離，由職業經理人進行企業經營管理，由股東享有公司所有權，漸成通例。因此，在涉及單位犯罪問題上，要區分是企業經營者責任還是企業本身意志體現，企業合規在阻斷企業責任、區分是經營者責任還是企業固有責任方面有現實基礎。而我國涉案企業合規的主要物件是民營企業（雖然適用上不區分國有、民營，但民營企業涉嫌犯罪的情況要遠遠高於國有企業），而民營企業多為家族式管理，經營權和所有權高度集中在創始人一人，一旦發生違規風險，很難區分是企業責任還是經營者責任，尤其是我國審前羈押率居高不下的當下，一旦經營者涉案、被控制人身自由，企業命運也會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就此終結，因此在中式語境下，涉訴企業合規不起訴，既要解決企業的問題，更要解決企業家的問題。

我國單位犯罪替代責任的立法特徵，也決定了企業家犯罪與企業犯罪容易混為一談

造成中外企業合規主體適用差異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外單位犯罪理論的差異。

我國刑法第30條規定了單位犯罪，根據司法解釋及學理解釋，單位犯罪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為單位謀取非法利益，以單位名義，經單位集體研究決定或者由負責人員決定，故意或者過失實施的犯罪。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區別主要在於是否單位集體決定以及是否為單位謀取利益，而在我國企業組織模式下，企業的直接負責人往往也就代表了企業集體意志，其所謀取的利益，也與企業的利益有很大程度上的競合，往往企業一把手作出的對企業有利的行為，如果屬於犯罪行為的，很大機率會被認定為單位犯罪。甚至單位實施刑法未規定為單位犯罪的行為，有追究必要的，可以不追究單位責任，直接以個人犯罪追究直接責任人刑事責任，也就是說，我國刑法語境下，單位犯罪與其代表人的犯罪行為很難區分，只要利益歸屬於單位的，都可以以此追究單位刑事責任，哪怕是刑法未規定為單位犯罪的，也要追究直接責任人刑事責任，單位責任與管理者責任在歸責標準上高度一致。

上述替代責任的歸責方式，在早期西方刑事語境下也是成立的。如英美法系國家對法人犯罪實行嚴格責任，其中一個原則是“僕人犯罪，主人負責”，也就是承認一定程度的株連，僱員的行為只要是為了僱主的利益，就應當被視為僱主的行為，僱主儘管主觀上沒有過錯也要承擔刑事責任，但後續隨著企業經營規模的不斷擴大，這種替代責任理論已經很難適用於大規模企業，這類企業管理者責任分散、決策流程繁多，將刑事行為倒推到具體責任人的過程會非常困難，從而導致無法追責，而且也有違責任自負原則。如果認為企業也是有超出管理者之外的獨立人格的話，其不能僅因管理者的行為就要承擔刑事責任，還要評估上述行為的發生是否有企業自身意志的體現或者約束的不足，這也是企業合規制度最核心的部分，要求企業構建合理的經營管理體系並進行有效監督，避免人為的違法違規行為。因此上述替代責任，已經逐步被企業自主責任所替代，根據黎宏教授觀點：“企業犯罪，本質上講，是企業的組織制度、目標宗旨以及企業代表機構成員的業務素質等綜合影響而成的結果”，合理的企業制度下，企業員工和企業之間會呈現向犯罪趨近、排斥的互動關係。

因此，在企業合規制度建設尤其是激勵措施方面，應該從單位犯罪理論改造的基礎上，給予單位犯罪透過企業合規方式舉證無罪過、無責任，從而得以免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