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十九世紀之後，中日兩國同時面臨著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強的海洋霸權威脅，經過無效的抵抗之後，不得不先後雙雙開啟國門，直面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
不同的是，日本舉國上下痛定思痛，很快便透過“明治維新”走上了強國之路，而滿清統治下的中國卻在“洋務運動”和“百日維新”中接連遭到挫敗，延續著近代屈辱史。
如今時過境遷，或者說痛定思痛，歷史學者們希望能從當時中日兩國的對比中找到近代化改革失敗的根源，於是被譽為日本“近現代之父”、“明治維新”靈魂人物的福澤諭吉的名字和事蹟開始走進了國人的視野。
“福澤諭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畢生從事著述和教育活動，形成了富有啟蒙意義的教育思想，對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被日本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
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目睹了歐美國家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堅船利炮、富國強兵和工商繁榮，也反思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封建主義的相繼沒落，遂萌生“脫亞入歐”的思想。福澤諭吉在其所著《文明論概略》中說：“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福澤諭吉還在報紙上發表《脫亞論》文章，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
他還呼籲說：“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退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福澤諭吉為日本選擇的振興之路，就是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進而使日本成為歐洲型的民族國家。”
很多研究者認為，無論是“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和領導者李鴻章、曾國藩、張之洞等人，還是“維新派”的領袖人物康有為、梁啟超，對西方文明的瞭解都極其膚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而給滿清政府開出的藥方都是不合時宜的，故而全都以失敗告終。
福澤諭吉則不同，他長期在歐美各國遊歷，對其社會的方方面面有極其深刻的瞭解，在對比少時所學的東亞儒家理論之後，便能發現兩者的優劣和差距，從而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指出日本的改革方向是全面的“脫亞入歐”。
不錯，福澤諭吉的見識確實比李鴻章等人要高得多，但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當中，頂層設計固然重要，可最關鍵之處卻是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與清朝截然不同——以福澤諭吉之能，假使其變身成中國人，提出同樣的理論，結果肯定同樣是失敗。
當日本被西方列強開啟國門之時，天皇雖然是日本人的精神領袖，可依然是個名義上的“皇帝”，手中沒有多少權力，日本的政府控制在幕府為首的貴族手中。
由於日本是分封制的封建社會，幕府下面的大名們有自己的領地、家臣和軍隊，還有忠於大名的小番主、小貴族，故而國內各種勢力之間關係錯綜複雜，各有自己的訴求，天皇也罷，幕府也好，實際上都沒有絕對的話語權。
面對外來的威脅，既然要想出應對之法，又沒有一家獨大的局面，自然只能是相互之間的談判、協商、妥協來來實現，故而不同的訴求都能表達出來。在這種情況下的博弈，必然是選擇一個各方勢力都能接受的方案和路線，而福澤諭吉的理念，則是博弈的結果。
反觀當時的清廷，政府的統治在得到漢族士大夫的傾力支援之後依然穩固，李鴻章們僅僅有建議權，沒有決定權，故而所有的改革都必須在絲毫不觸動皇權根本的前提才能提出來討論，沒有不同觀點的碰撞。
民間的訴求，尤其是已經具備了資本主義特性的商人階層和知識階層的訴求，完全被無視，這樣的頂層設計，註定是不可能走遠的——改革和改變，怎麼可能在愚昧無知的專制體制下來實現呢？失敗只能是唯一的結局。
福澤諭吉的形象被日本印在面額最大的鈔票上來紀念，假如他活在滿清，估計最大的可能性乃是跟“六君子”一起在菜市口問斬。英雄，是需要時勢來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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