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是天下知名的北宋大文學家。他留下的詩詞文章，很多都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千百年來，蘇東坡的作品憑藉其獨有的魅力，一直在民間萬口流傳，極負盛名。不過若把蘇東坡僅僅看成文人的話，就太小看他了。在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三朝，蘇東坡一度是北宋朝廷上的活躍人物，親身經歷了王安石變法、烏臺詩案等重要歷史事件，對治國理政等國家大事頗有見地。
蘇東坡的可貴之處在於，面對當時北宋朝廷兩大派系，革新派和守舊派，他都不願追隨依附。因此，蘇東坡能始終站在客觀公正立場上，對兩派各自的弊端和缺陷，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評價。結果因此吃了大虧，新舊兩派都把他視若仇敵，致使他一生仕途黯淡，大部分時間都在失意落寞中度過。不過，也許正是因為他胸中的這股鬱鬱不平之氣，才催生出了一大批流傳千古的詩詞名篇。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等革新派上臺，北宋朝廷的方方面面，都經受著一場大刀闊斧的深入變革。宋神宗不同於其他庸碌之輩，他立志要做一個賢明有為之君，不遺餘力千方百計，想讓大宋朝富國強兵，重現天朝大國的輝煌。勵精圖治、發憤圖強是好事，蘇東坡卻從其中看到了危機。《宋史》記載，蘇東坡曾經為此專門向宋神宗進言。
蘇東坡說：“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意思是說，神宗皇帝既英明果斷又勤政憂勞，都是好事，但同時應避免急於求成，不加甄別採信意見建議，任免人才太過於隨意任性等弊端。堪稱是對急功近利的宋神宗敲響的一記警鐘。可惜宋神宗沒當回事，結果他嘔心瀝血苦幹多年，不但沒讓國家強大起來，反而讓北宋經歷到開國以來最大的慘敗，元豐西征西夏，數十萬大軍片甲不回。
歷史有時驚人的相似。蘇東坡死後五百多年，明朝出了個崇禎皇帝，脾氣秉性都和宋神宗當年極為相似。崇禎皇帝在明朝十幾個皇帝中，若不以成敗論英雄，他的態度和能力，位列前三都沒問題。首先他勤於政事，在位十七年，幾乎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於治國安民，貪酒好色、遊玩射獵等“愛好”一概無有，十七年間皇宮內就演過兩次戲。因夜間通宵批閱公文，給劉太妃請安時，竟會坐在椅子上睡著。
其次他的才幹非凡。很多人認為明朝亡在崇禎手裡，一個亡國之君有何才幹可言。其實崇禎的表現，在歷代亡國之君中可謂無出其右。祖上留下的大明江山，到崇禎手裡時已經千瘡百孔風雨飄搖，是個徹頭徹尾的爛攤子。但崇禎不妥協不認命，在他手下，孫傳庭、袁崇煥、楊嗣昌等優秀人才都得以脫穎而出，一度把李自成、張獻忠打成光桿司令，清軍被遏制在山海關外寸步難進。
但崇禎十七年辛苦經營，最後結果卻是國破家亡，自縊煤山。問題出在哪裡？蘇東坡的當年留下的那句話，若用於崇禎身上，可謂再合適不過，簡直就是量身定做。崇禎的英明、勤政、果斷都綽綽有餘，但“求治太急，”治國之心太過於急切，“聽言太廣”，制定大計時聽風就是雨、朝令夕改，“進人太銳”，人事任免時今日一飛沖天，明天一擼到底的比比皆是。
比如對付李自成張獻忠時，開始崇禎力主剿殺，總督楊鶴建議招撫為主，崇禎一聽馬上撥款，給銀子給糧食，結果白白打了水漂，馬上把楊鶴撤掉，重新改為剿殺。好不容易把李自成張獻忠逼到絕境，一鼓可擒，陳奇瑜熊文燦等大臣又建議招安收降，崇禎不加甄別聽信他們，結果讓李自成張獻忠逃出生天，放虎歸山後患無窮。
在用人方面，孫傳庭是明末不可多得的將帥之才，在明軍武將中，像孫傳庭這樣既能打又忠心的人少之又少，起義軍兩代闖王都被他打垮，堪稱明末的擎天之柱。但就因為與權臣楊嗣昌意見不合，孫傳庭卻被從陝西三邊總督、兵部尚書的位子上一擼到底，鋃鐺入獄，在軍情急如星火的用人之際，孫傳庭卻在大牢裡坐困三年。
袁崇煥的經歷也很能說明問題。在他出任薊遼督師之初，崇禎是滿腔熱望，要錢給錢，要兵給兵，尚方寶劍、蟒袍玉帶給了一大堆，堪稱紅極一時。然而遼東局勢的複雜性，決定了清朝邊患問題難以短時間解決，袁崇煥雖是不世出的奇才，也需要時間從容措置，事實證明他的“以遼人守遼土”、“憑堅城用大炮”等方略，都是卓有成效的真知灼見，只要需要足夠時間而已。
可惜崇禎就像個輸紅眼的賭徒，總盼著一夜之間翻身暴富，急躁之心溢於言表。清軍攻不動袁崇煥的寧錦防線，繞路山西一帶突破長城進入中原，崇禎立即勃然大怒，認為袁崇煥無能誤國，甚至懷疑他通敵叛變，不由分說就把他處死，自毀長城。崇禎要是早一天看到蘇東坡的這句話，並引以為戒身體力行，保住明朝江山並非難事。明朝大臣中也有明白人，南明大臣陳燕翼還專門向紹武帝進言蘇東坡的這段話，可惜當時大勢已去，於事無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