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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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缺馬”的情況並不算少見。比如北宋，一般觀點認為其丟失幽雲十六州，所以很難像漢、唐這些朝代一樣畜養戰馬。但實際上，北宋缺馬除了養馬地匱乏以外，惡劣的馬政也是原因之一。和宋朝的情況類似，南北朝時期的宋齊梁陳四朝，以及之前的東晉，同樣面臨馬匹匱乏，騎兵部隊稀少的窘境。這自然和南朝疆域狹窄，難以補充戰馬有關，但除了養馬地的缺乏，導致南朝缺少戰馬與騎兵的原因其實還有另一個。
其實對於一個國家而言，養馬地不足導致缺乏騎兵，其實有些牽強。以同樣處於南北對峙時期的南宋為例，雖然也因為戰馬來源不足而傷腦筋，但透過互市等方式，南宋仍然在大敵壓境、政權初立的惡劣條件下組建了一定數量的騎兵部隊。直到蒙古南下時，襄陽呂文德都曾依靠5萬騎兵進行防禦作戰。可反觀南朝，從東晉到陳朝，禁軍最巔峰時所擁有的騎兵數量也不過一萬。除了少數時間段外，大多數情況下南朝給人的印象總是騎兵嚴重不足，以至於在與北朝的對抗中，只能以水兵、車兵配合步兵對抗北方的精騎，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來說，南朝的騎兵數量多寡變化較為複雜。有人將《三國志》等文獻進行資料分析統計，認為在三國時代，吳國軍中步軍和騎兵部隊的比例大概在40：1左右，相比於曹魏而言，的確偏低。三國後的情況就更加複雜，西晉為司馬氏篡奪曹魏建立的政權，其軍制基本上沿襲前朝，尚書省內設騎兵曹，專門負責騎兵管理，這一時期的西晉有著極為精銳的騎兵部隊。
可惜，五胡亂華期間，西晉直屬的騎兵隊伍在戰爭中消耗殆盡，永嘉南渡後，東晉政權在南方確立，這一新興政權裡基本上沒有往日中央軍的影子，反而是以當地南部諸州的守備兵為底子重建了軍隊。在《晉書》等文獻中，我們基本找不到東晉騎兵的記載，彼時，就連最為精銳的北府兵都是由步兵構成的建制，可見這一時期東晉騎兵的衰落。不過，和東晉不同，宋齊梁陳均是由地方實權武裝篡位建立，比如劉宋政權的建立者劉裕，就是依靠軍功逐漸成長起來的實權派。這位實權派領袖，征討南燕，擊敗後秦，像筆者在《氣吞萬里宋武帝劉裕，麾下1000人精銳，鮮卑虎紋突騎是種什麼部隊？》就曾經提到過，他曾經透過政府南燕獲得了一隻千人級別的具裝騎兵部隊“虎斑具裝甲騎”。除此之外，他還曾經透過交易來武裝自己的騎兵部隊。
實際上，南朝大多數靠近北地的地方將領在騎兵配備上，大多要高於靠南地區的地方部隊。他們獲得戰馬的方式一般也無非兩種，一是戰爭繳獲，二則是利用遼東、川滇以及河西的貿易渠道購買。尤其是蜀地，能夠直接與西域進行貿易，也是南朝政權獲得戰馬的最佳渠道之一。
公元513年，既梁天監十三年，西域、河西地區勢力開始大規模和梁朝進行接觸，二十年間，有包含龜茲、鄧至、高昌、柔然在內近十五個勢力 與梁朝進行通使，別的不談，光是柔然這樣一個草原勢力，按理說就足夠讓南朝的戰馬供應翻倍了。事實上，當時的一些地方勢力的確透過通使通貿獲得了豐厚的戰馬補充，比如當時一位叫做夏侯夔的刺史，“部曲萬人，馬兩千匹”。這樣的數量在北朝看不算什麼，但對於缺馬的南朝而言，這已經相當於中央軍兩到四成的戰馬數量了。照理說，有這些戰馬的補充，南朝的騎兵數量不應該像我們印象中那般匱乏。可問題是，對於南朝而言，地方軍和中央軍，並不是一個概念。
自劉宋政權建立到陳朝滅亡，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南朝政權面臨的最突出問題，除了皇權和士族的傾軋外，就是中央對地方掌控力的日漸衰落。這種衰落，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對軍隊徵辟和調動的遲滯和困難。劉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軍入侵瓜步（今江蘇六合東南），劉義隆為了抵禦北魏入侵，下令“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三國時期“丹陽兵”曾是徐州刺史陶謙手下最精銳的軍隊。根據《後漢書》的記載，丹陽郡一共有16城，總計13萬戶63萬人，若劉宋時期丹陽郡人口和《後漢書》記載時類似，那麼劉義隆這種“盡戶發丁”所徵辟的軍隊就有點太誇張了。
事實上，南朝時期這種幾乎窮兵黷武的舉動極為常見，比如南齊時期，齊高帝也曾經這樣幹過，《南齊書》記載：”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為軍，“值得注點的是，無論是宋文帝還是齊高帝，抑或南朝的其他國主，在危急時刻所徵發的都是距離都城建康極為接近的所謂”京畿“地區，其物件除了平民以外，還有大量沒有官職在身計程車族子弟，有些士族子弟甚至因為這種徵召被長期納入吏籍，一些不堪忍受徭役之苦計程車族人士甚至自殘身體來躲避徭役，可見徵發的頻繁和任務的沉重。
南朝之所以如此”偏愛“京畿，專薅這一隻羊的羊毛，只是因為，此時的南朝已經逐漸失去對地方的管轄和統治力。以地方豪族為根基崛起的各郡都督刺史，對於南朝的號令極為牴觸。至於原因，則和南朝特殊的政治架構有關。和歷史上許多大一統朝代不同，南朝的權力結構中，中央權利的核心主要由士族和皇族把持，注意，這裡說的“士族”並不包含地方豪強們，而是單指國度建康內計程車族群體。這一群體不僅自身“榮膺士族之名”，同時也將東西晉崇尚清談、不習實務的“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說句實話，西竹林七賢這類例子若是遠觀的確讓人覺得有趣和佩服，但如果作為同時代的百姓來看，有這種只會嘴炮成天飲酒作樂計程車族當父母官卻是一種何等臥槽的情景。
更倒黴的是，這種非主流畫風在南朝卻成了逼格最高的一種表現，甚至可以說，這成了建康士族們維持自身權利和地位的防火牆。任何打算進入建康的人如果不能打破這道牆，對不起，那就只能處於文化鄙視鏈的底端。這種例子在南朝數不勝數：梁武帝時期，交趾人並韶入建康求官，他雖然才華橫溢，但因為“並姓無前賢”，只被授予“廣陽門郎”（看門小官），憤怒之下，他回鄉煽動鄉黨作亂，因交趾地處偏僻，這場叛亂歷經數年才得以平息。
事實上，即使是皇帝本人，在面對建康士族時也經常因為“出身低微”、“不通玄學”而被建康士族恥笑，如劉宋開國皇帝劉裕，在崛起後“頗慕風流”，開始學習經學清談之論，結果在和一位叫做鄭鮮計程車人辯論時，屢屢被對方駁斥得啞口無言。這當然可以當做鄭鮮不畏強權的事例，但從另一個方面說，這何嘗不是建康士族對劉裕這位以軍功上位者的鄙視呢。
這種對於其他地區的鄙視，幾乎刻在建康士族的骨子裡，他們不僅瞧不起那些其他地方來的武人文士，自身更不願意離開建康，去他地就職。如後梁時期的張瓚，因為被任命湘州都督、刺史，竟然哭哭啼啼的寫下“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這樣充滿哀痛的詞句。都督、刺史二職合一，意味著掌握湘州一地的軍政大權，其權柄相當於唐朝的節度使，這已經是當時最高級別的地方大員了。可即使這樣，也絲毫無法減輕他“去國懷鄉”的悲傷。這種情況在南朝反覆出現，不得已之下，南朝統治者只好儘量將士族子弟安排在京畿附近就職。這有點類似大英帝國後期對殖民地統治管理的問題，這個海上帝國之所以解體，除殖民地的激烈反抗外，也與英國本土官員不願去發展遲滯條件艱苦的殖民地任職有關。
地方人才欲進而不得，建康子弟能出而不願，這帶來的問題可不是簡單的“隔閡”兩字就能解釋的了。失去了晉升之階的地方豪族在面對朝廷的調令時陽奉陰違，敷衍塞責已是常態，而朝廷又根本派不出足夠的人力到地方進行管理和監督。這樣一來，南朝地方與中央之間的聯絡和溝通根本無從談起。
在面對北方精騎入寇時，南朝的應對總是顯得遲緩。各軍鎮所培養的騎兵本就是這些實權派最核心的依仗。在朝廷、地方離心嚴重的情況下，除了少部分靠近京畿的地區外，大部分割槽域哪裡肯將自己的心頭肉送去讓別人浪？正因如此，雖然南朝各地方勢力並非沒有騎兵，尤其是一些靠近北境的地區，騎兵部隊有的多達上千，但這種數量上的優勢沒有經過統合，根本無法發揮騎兵叢集作用。
相較於北朝騎兵突擊時“鐵騎為群，前後相接”的壯觀場面，南朝除了少數幾場大戰外，很少有集合超過三千騎兵隊伍的會戰記載。即使是有數的幾場大規模騎兵混戰，南朝騎兵的表現也都差強人意，如公元523年後梁對北魏的北伐之戰中，後梁將領裴邃統帥三千騎兵與北魏戰於壽陽城下。戰前，他為了整合原本編制分散各部的騎兵部隊，特意讓騎兵“自為黃袍騎”，但可惜的是，壽陽之戰他戰死陣中，其麾下黃袍騎也死傷慘重，在後續史料中再無相關的記載。可以說，正是因為建康士族對其他地域的歧視和排擠，導致南朝政權未能如臂使指的排程地方騎兵部隊，才使得其在面對北朝攻勢時，長期處於捉襟見肘的窘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