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早年給地主放牛，後來的乞討遊方僧的生活，既是往事不堪回首的痛苦更是人生成功的巨大動力，由此也在他的內心深處埋下了對貧苦百姓的深深同情和憐憫。太子朱標十三歲的時候，替朱元璋回鄉掃墓，臨行之前，朱元璋特意囑咐他要體察民情：“商高宗舊勞於外，周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儉，為守成令主，兒生長富貴，習於宴安。今出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山野，其因道途易以知鞍馬勤勞，觀閭閻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不易。”《明史》
在如何治理天下時，朱元璋確實一直將農民問題擺在了重要位置。
洪武三年，地方官員給朱元璋上書受到了朱元璋的大為稱讚，原因是，這位官員給百姓土地，鼓勵更重，並且“免三年租稅，無牛者官給之。”朱元璋看後，下發批示要求各地按照這樣的扶貧辦法施行，以此讓流落他鄉的百姓不再因無土地和糧食而凍餓而死，這個計劃堪稱朱元璋做皇帝以來的第一份“扶貧”舉措。因此這道旨意，在今天看來，還頗有溫度，讓人很是感動：“四方既定，流民各歸其田裡，其間有丁少田多者，不許仍前佔據他人之業。若有丁眾田少者，許於附近荒田內官為驗其丁力給其耕種。”這道法令，就是不管之前的土地被地主佔領多少，全部進行否決，“不許仍前佔據”，土地一律歸農民所有，任何地主都不得有任何染指。
為了防止他們死灰復燃，朱元璋甚至將沒有荒地的豪強大族透過遷移和懲罰多種方式進行打擊，剝奪他們全部或一部分土地權利，還透過均堯省役、免除賦稅等辦法，“右貧抑富”，扶持貧困人口，使得他們免於破產，透過重新用土地恢復創業。對於這項“扶貧政策”朱元璋是一以貫之，一直將他作為“永遠在路上”的治國方針。甚至到了洪武十九年時，他還給戶部下發旨意：“自今河南民戶，止令納原額稅糧。其荒閒田地，聽其開墾自種，有司不得復加科擾，違者罷其職。”到了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在山東河南關於新墾田的辦法張紅繼續強調：“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害者，罪之。”從這一點來看，朱元璋不愧是真正的農民皇帝，他處處惦記百姓，為百姓維護根本利益，抑制富農，正是在他強調共同富裕，“右貧抑農，鋤強扶弱”的政策下，這位在官員群體看來極其冷酷的皇帝卻不斷給底層百姓吹去縷縷暖風。
他對這個帝國的農民充滿了無限的深情和憐憫，正是因為這樣，他在此後不斷提高農民身分地位，釋放奴婢，懲治禍害百姓的官員，甚至給他們權力，把不法官員捆綁到京城問罪。
對於農民的憐憫，朱元璋其實在建國前的吳元年，在給234名郡縣官員出任時發表的重要談話就已經定下基調：“自古生民之眾，必立志君長以治之。不然，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接下來他繼續講到：天下太大，皇帝自己不能治理過來，所以要設定你們這些百官分頭治理。但是我對你們的要求就是鋤強輔弱，獎善去奸。
為了平衡這種貧富差距，他規定，“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及放為良。”在朱元璋的強勢管控下，大明的百姓生活整體出現了平等、和諧的局面，這段歷史被稱之為“明長幼、厚風俗”，成為了大明帝國最為祥和的一段局面。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根據戶部統計數字，耕地面積達到八百五十萬餘頃，比北宋耕地最高數字（五百二十四萬餘頃）增加了三百二十六萬頃。全國人口六千多萬，超過《元史》所載最高人數，全國的田賦收入僅米麥一項就高達三千二百七十八萬餘石，比元朝歲入一千一百一十萬餘石增加了近兩倍，是明朝真正的盛世。
作為農民代言人，作為大明帝國向農民最高的承諾是改變貪官汙吏過分壓榨，為此他發動了一次次疾風暴雨般的霹靂手段，以確保不再發生元朝時期的那種官吏殘害百姓的事情。
朱元璋經常說：“朕經常想起寒微之時，不斷遇到兵荒馬亂，經常靠野菜充飢，今天雖然當了皇帝，富有天下，卻未嘗一日忘記過去。”他規定：“凡地方發生水旱災害，地方官不作為的，叫老百姓來申訴，我將對官員處以極刑。”
此外，朱元璋最為痛恨放高利貸。比如朱元璋甚至多次將逼債的地主抓入大牢，有的甚至被處死。按照朱元璋的理解是，這些借款人當時就是有利可圖，完全沒有半點惻隱之心，往往是“晴天送傘，雨天收傘”，讓借款人在最艱難的時候雪上加霜，百般折磨，對於深諳這種苦難的朱元璋在做了皇帝后對此“套路”再為明白不過，因此在他手下倒下的著名金融大鱷沈萬三就是一個鮮活例子。他在位三十一年來，在他的主持下，其個人色彩浸潤到大明的每個角落。其中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
有趣的是，二百八十年後，順治對朱元璋佩服得五體投地，甚至認為唐宗宋祖都不如朱元璋雄才大略。“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盡善者。到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祥，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因此，這也解釋了此後康熙數次親自向朱元璋陵寢拜謁，並寫下了“只隆唐宋”的四個大字，表達了他對這位前朝皇帝的無盡崇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