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蕭功秦 歷史學者、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驚悉林毓生先生去世了。世界上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思想者。
幾年以前去美國開會，原先約好專程去威斯康星州看望老人家，由於時間關係取消了這個計劃，我以為以後還有機會，但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了。謹以此文紀念林先生。
林毓生是中國臺灣學者中的大師級人物。回憶一下我30年來所認識的林毓生，是件很有趣味的事。
林毓生
我可以算是認識林毓生教授最早的中國大陸青年學人之一。80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學讀歷史系研究生時，作為陪住生在留學生宿舍一住就兩年多，在留學生樓，我認識了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留學生林琪（Lynch）小姐。
她是林毓生的研究生，她向我介紹不久後將前來南京大學講學的林毓生教授，林琪事先告訴我，林先生當年的博士論文《中國意識的危機》講得是五四的激進反傳統主義，這本書出版後在美國學術界影響很大，林毓生足足寫了9年。
林琪是個有心人，她知道我特別羨慕外國留學生中流行的盒式錄音機，還專門請林毓生先生從美國帶來一臺錄音機送給我。話說林先生此前根本不認識我，而且這個錄音機體積還真不小。
當時初次與林先生見面，就談得十分投機，我完全沒有拘束，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當時說了些什麼差不多都忘記了，只記得他當時對林琪說了一句誇我的話，說我“腦袋好使”。這使我這個青年學子大受鼓舞。
他在南京大學一個月的講學期間，他的每次講座我都去聽，可以說，從他的講座中我第一次感覺到西方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與思想史的魅力。他當時說的幾個觀點我至今沒有忘記。
他說，在中國文化中，道統與君統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緊張：一方面，儒家認為道統高於君統，用儒家的語言來說就是“以道事君”“從道不從君”；但另一方面，儒家又有君尊臣卑的綱常倫理，這兩個命題之間存在著兩難悖論，由此而形成儒家政治生活的內在張力。
他還說，
現代西方的文化理想是在未來，古希臘的理想社會是在當下，而中國的理想境界是在過去，
由此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哲學與不同的烏托邦傳統。
他特別提到歷史學的意義，他舉例說，吉本的《羅馬帝國的衰亡史》之所以永恆，就在於它試圖回答困擾人類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道德在人類生活中的價值。
從他那裡，我第一次知道，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中作為榜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具有激進的全盤反傳統的性質。而這種文化價值觀對於20世紀的中國歷史，具有深層思維上的重要影響。這些學術理念都是我過去從未所聞的。
在南大講學時，林先生對他自己的講演一開始頗有信心，但很快他可能就失望了，聽的學生似乎少了起來。
其實這是因為大陸處於開放初期，他說的那套學術話語，對於長期沒有與外界接觸的大陸學生來說，實在太生疏了，聽的人覺得如墜五里雲中，理解起來確實有些困難。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林先生並不屬於那種說話滔滔不絕，卻沒有什麼乾貨的雄辯家，而是屬於那種思想深邃，卻有時難以把自己複雜精緻的思想表達得很清晰的學者型別。
有一次他講學時偶爾提到，根據馬克斯·韋伯的分類，學者可以分“頭腦清楚型”與“頭腦迷糊型”的不同型別，前者可以出口成章，邏輯清晰，條理分明，但往往缺乏原創性，後者思想豐富，頗有原創性，卻常苦於其思想無法用慣用的套語與流行的概念來表達，所以有時顯得詞不達意，令人無法理解。
他並沒有說自己屬於哪種型別，但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想，他就是屬於那種為數不多的富於原創性、思想獨特而卻艱於表達的“頭腦迷糊型”學者。
我從來沒有把我的這一判斷告訴他，但我想，如果我這樣告訴他，他一定也會滿意的。在南京大學講演並沒有取得他原先希望的效果，很可能與這一點也有關係。
不過，特別有意思的是，儘管多數人聽不懂他的內容，但在他講學的課堂上秩序特別好，絕無喧譁之聲來破壞他的自尊心，以後參加他多次講演，情況都是如此。
聽講者不知其所以然，卻秩序良好，對此如何解釋？我想也許是
他講學時的那種投入、冥思與執著的神態，讓人們對他肅然起敬。
有一次我由於有事，沒有前去聽他的講座，他後來問我為什麼沒有來聽講，他希望我以後每次都參加聽講。他說，這次講課時，有一個大學生站起來問他一個問題，那學生說起話，咄咄逼人的樣子，好像要批判他一樣，對此他頗為困惑不安。
我哈哈大笑，說那個學生肯定是無意的，也許是大陸人多年來形成的說話習慣，與你在中國臺灣時學生在老師面前顯得文質彬彬的謙謙君子的樣子不同，你不要介意，他才放下心來。
我這才發現林先生其實是一個極度敏感的人，也許真正的思想家都是如此。
20世紀80年代，我畢業分配回上海工作以後，每次他來上海訪學，總會提前告訴我，我就會去見他。
不過，後來好像他對我有些誤解，據一位朋友告訴我，曾有一位美國教授對林先生說：“我在上海問過蕭功秦對你的看法，蕭對你的觀點是很不以為然的。”他聽了後覺得很驚訝。因為他一直把我當作學生輩看待。他問，蕭功秦怎麼會這樣想？後來他多次來大陸，也就不再主動聯絡我了。
不知是什麼原因，或許是他對我有芥蒂，或許是他對我所持的新權威主義理念有所不滿。不過，就我對他的瞭解，第二種可能性不大，只要你對你執著的理念的思考是真誠的，他是不會在意的，他畢竟是自由主義者。
但多年來，只要我知道他來上海的訊息，總會找機會去見他。有一次我還是中午時頭頂驕陽，騎著破腳踏車，從虹口區騎到虹橋路去看他。我自認為我是大陸少數真正理解他的思想的學者之一，也是從他那裡得到思想啟示與人格感召的受惠者。
此後，雖然每次見到他，也還是能談得很投機，不過他再也不託我做任何事情了。
至於那位美國教授，說了些什麼話，我並不清楚，只是我覺得他肯定誤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思想史不能解釋全部歷史，這話並沒有錯，正如經濟史不能解釋全部歷史一樣。
但這位美國學者卻把我的話解釋為我對林先生的學問不以為然，而且，他把自己的誤解傳給林先生，確實也不合適。
現在已經過去了20年，由於林先生從來沒有主動向我提起這件事，由我再主動向林先生去解釋，也太突兀，反而有些不自然了。
後來他來華東師大
講學，我從華師大思勉網上得知他的講課時間與地點後，特別去聽他講演。
林先生在大陸的許多講演據說都很精彩，許紀霖說過，
林毓生覺得他在中國大陸的知音比中國臺灣還多，
但這一次我還是覺得他的表述效果並不理想，至少我感覺到當場的許多青年學生有點茫然的樣子。
我估計聽講的研究生沒有幾個人聽懂他說什麼，大家仍然認真地聽，對他十分敬重，大家都覺得聽不懂他講的微言大義，都是自己的問題。
講演快結束時，有一個學生用一種很自信的口氣，問了一個很淺的問題，這說明發問人並沒有聽懂林先生說的內容，我感覺到林先生當時就有點不快。
我自信我還是懂了他的意思，於是再問了他另一個問題，他就很認真地回答我的問題了，把剛才那個學生忘記了。
中餐時，我自然加入了許紀霖做東的招待林先生的餐會，餐桌上的林先生講話特別有意思，可以說是妙趣橫生，字字珠璣，令人回味無窮，與剛才講演的枯澀完全不同。
他說，費正清對推動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有不可替代的貢獻，儘管費正清自以為很瞭解中國，但對中國並沒有深入瞭解的興趣，而且費正清有很強的行政組織能力，但學術上不行，他有點“帝國主義”的味道，總是用自己的一套固定想法來套中國。
他說到哈佛大學的史華茲教授，說史華茲是真正的中國學大師，談起話來似乎總是不著邊，頗有點神龍見首不見尾，往往說到一句最重要的話時，只說了一半，再也不說下去了，如同猜謎一樣讓人回味。
我說，你今天的講演好像也是這樣，你說的有些話，很多人都沒有聽明白，例如，今天你講的最重要一句話，也只講了一半，這句話就是“儒家的道統本身也肯定君權至尊”，如果你再講下去，就應該得出結論說，“所以在儒家道統中，君統與道統並不是兩元的，道統層級低於君統”，但你並沒有說。
他還說了一句對我很有啟示的話，他說，其實，人們在運用演繹法時，演繹法本身還是受主體固有觀念的支配，並沒有純粹的、客觀的邏輯演繹。
他的意思是，人們自以為按客觀的形式邏輯在推導，但潛意識裡仍然是在自己的主觀心態的支配下來進行演繹的，演繹的方向是預先已經設定了的。這也是我過去從來沒有想到過的。這樣的話他還說了許多。
我對好些西方人對中國的研究不太有興致，總覺得那些洋人講的不是太膚淺就是不著邊際。（例如有一次我聽到一位洋教授發表演說，他說世界是有好的全球化與壞的全球化，鄭和下西洋是好的全球化，美國現在的全球化是壞的全球化。）一般講演也很少有興味去聽。
但林先生的講演，30年來，只要我知道，我總會去聽，他的思想始終對我有吸引力。
與高人聊天你會時時感到有所收穫與啟示。
林先生身上始終有一種人格魅力，夾雜著書生氣、率真、自然、睿智和學識，一種北方官話特有的直白質樸，林毓生說話有時很率性，很沖人，卻沒有一絲一毫的虛偽。
你會把這些都當作書生本色，記得就在這次餐桌上，他毫不掩飾對某位中國臺灣知名學者的學術貢獻不以為然，他為中國臺灣“中研院”沒有接納此學者為院士而感覺到很滿意。即使他說話很衝，你也會把這看作他的真性情與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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