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匾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較為重要的部分。一座城市中，最常見到的匾額要屬名稱、字號之類。但在傳統的匾額文化中，匾額還有記錄讚揚的功能。而後者往往包含了許多故事和傳說。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老匾額在城市的變遷中遺失，至今還能儲存下來的，那一定是彌足珍貴。
“九邊第一泉”
呼和浩特市歷史上出現的匾額有不少，但最有影響的匾額應該要數大召寺山門下掛著的這塊“九邊第一泉”了。其中“泉”字就是玉泉井，玉泉井的井水甘甜，不僅成為歸化城百姓賴以生存的重要水源，也給歸化城和康熙皇帝留下了許多淵源。
據《古豐識略》記載：這塊匾系清光緒二十九（1903）年大召扎薩克達喇嘛募緣修葺大召和玉泉井時，當地四百多家商戶集體向大召敬獻的。匾文由呼和浩特三大商號之一大盛魁的賬房先生、山西榆次人王用楨所書寫。王用楨不光是清朝呼和浩特市“三大號”之首號旅蒙商“大盛魁”商號的賬房先生，也是清朝時期小有名氣的書法家。大召寺的一位老喇嘛蘇木和介紹說，傳說王用楨在書寫此塊匾額的時候並沒有使用毛筆，而是用棉花綁在木棍上蘸墨而書，這種寫法稱為棉書，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此匾長約3。3米、寬約1米的長方形木質橫匾，上刻“九邊第一泉”五個行書字型，字匾內共書大字5個，半大字4個，小字長達149字，史料價值很高，是呼和浩特地區歷史發展的重要見證。半大字相比大字小約五倍，為楷體“古無量寺”字樣。至今仍能看到的小字是：“大清光緒二十九年次癸卯季夏之吉修葺御泉井輸金商戶四百三十二家公謹獻甲子年孟秋重立”。
那麼，“九邊第一泉”是何含義呢？所謂“九邊”，是指明代設重兵把守的九座著名邊防城市，包括遼東、薊州、宣府、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固原和太原。明朝建國之初，元朝殘餘勢力遠走大漠，為了防禦蒙古的南下侵擾，明朝廷沿長城一帶建立了九個邊防重鎮，即歷史上所謂的“九邊”，九邊之設，使明朝北部邊塞形成一條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廣袤萬里、烽堠相望、衛所互聯的北方防線。九個邊防重鎮，都在我國的北方，這些地區的飲用水，礬含量較高，而且這些地方多風沙，所以水也是苦澀難嚥的。
走遍“九邊”唯獨歸化城內的玉泉井水質甘甜。“九邊第一泉”的意思也就是說歸化城之玉泉井，在九邊一線眾多的泉水中是居首位的。其他重鎮的泉沒有聽說像此泉一樣的。因此，城中百姓爭相來取水飲用，民間甚至有該井水能祛百病之說。
“陰山古剎”
第二塊匾額的內容為“陰山古剎”，在席力圖召的過殿內掛著，書寫者依然是王用楨。這匾額的內容很好理解，就是在說席力圖召這座廟宇。
據相關資料記載：席力圖召始建於明萬曆十三年，寺廟建築宏偉，風格獨特，是北方著名的佛剎之一。席力圖召屬於藏傳佛教格魯派寺廟。清代康熙皇帝曾經親臨席力圖召，並賜名為“延壽寺”。席力圖是蒙古語，意為“首席”或“法座”，寺廟因四世達賴的老師第一世席力圖活佛長期主持此廟得名。該召坐落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區石頭巷北端，坐北向南。召廟建築面積5000平方米，組成中軸線的建築物是牌樓、山門、過殿、經堂、大殿。大殿採用藏式結構，四壁用彩色琉璃磚包鑲，殿前的銅鑄鎏金寶瓶、飛龍、祥鹿與朱門彩繪相輝映，富有強烈的藝術效果。
說到這塊匾額，席力圖召的喇嘛白英介紹：“陰山古剎”匾額白底黑字，每字約80—9O公分，顏體楷書，頗具清末顏體大家雲南通副錢南園體勢，結體開張，似外在不修邊幅，而內含神韻。匾懸於前殿，一進山門首躍眼底。此匾雖無年代可考，但據光緒十三年該寺重修兩年後竣工之史載，當為光緒十五年（1890）所建，較“九邊第一泉”匾晚建十三年。“陰山古剎”匾的右端寫著：“大清雍正甲辰上春吉日大盛魁敬獻”。左邊寫著“光緒甲辰大盛魁財夥因見先年數獻之匾，凋朽將墜，恐派憂跡，遂為重書刊葺而新之漠書數言以志重修之歲時雲耳”。其意約為：公元1904年，大盛魁財東和夥計看到，早些年大盛魁敬獻給席力圖召的匾額漆面剝落陳舊不堪，掛在過殿上幾乎要掉下來，他們害怕早些年獻給這個召廟的東西將毀於一旦，於是，他們重新寫了字，修整了牌匾，寫這些字來紀念重修的這塊匾。而在匾額的左面的落款處也清清楚楚地寫著“王用楨書”。
“文則史”或“便是西天”
說到這第三塊名匾，卻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呂祖廟上的“文則史”匾額，因為據《古豐識略》中記載，此匾也是由王用楨所書寫，因為與“九邊第一泉”和“陰山古剎”同出一人，因此被稱為歸化城裡的第三塊名匾。但因呂祖廟早已經不存在，因此這塊牌匾也隨之消失，並未得到儲存。所以故事不多。另外一說，歸化城的第三塊名匾是小召寺的“便是西天”，據說這塊牌匾是根據五臺山的原件複製而來，所以可以稱之為歸化城中的第三塊名匾。
先來說說“文則史”，它之所以稱之為第三塊名匾，就離不開王用楨這個書法家，也就更離不開大盛魁。大盛魁經商的地方大部分是草地牧區，而無論是大召、席力圖召，作為當時的宗教聖地，地位很高，大盛魁分別為這幾座召廟敬獻匾額，一是表示對召廟的敬仰，二也顯示出大盛魁和召廟的親近。大盛魁需要草原上牧民的支援，而牧民大多都是信奉喇嘛教的。有了這樣的匾額作為精神文化的橋樑，當大盛魁的駝隊進入草原的時候，也就很容易和牧民之間建立感情橋樑，生意自然也會越來越好做。
有了這層關係，大盛魁的賬房先生、山西榆次人王用楨所書寫的第三塊“文則史”的匾額，則更是精神橋樑的象徵，也打開了另一種文化大門，因此“文則史”也被稱之為歸化城第三塊名匾也無不妥。
再來說說“便是西天”一匾。據我市歸化城歷史文化研究學者賈勳介紹：在明清兩代交替時，傅山先生的才能，受到了康熙皇帝的讚賞。傅山先生的書法集眾家之長，“由趙孟頫入，後轉學顏真卿、王羲之，參以篆隸，自成一家”，被尊為清代書道中興的傑出代表。就是這樣一位書法大家，他的行楷匾額“便是西天”，曾經懸掛在小召前殿，可惜竟遭祝融之災，已經絕跡多年。這樣一位書法家所寫匾額，自然稱得上歸化城裡的名匾。
因為這塊匾也隨著大召寺的失火付之一炬，所以我們也無法得知這塊匾額的真實樣貌。但據歸化城的老人說，因為這塊匾的字型是行書，所以常常有人把“便是西天”誤讀為“使走西天”，說明“便是”與“使走”很難辨清。
這歸化城排名第三的名匾到底是“文則史”還是“便是西天”，今人很難評說，可惜的是，這兩塊匾額已經不復存在了。
記者：李蒙
（來源：呼和浩特晚報。轉自：內蒙古民俗網。如有版權問題請您第一時間聯絡我們進行刪除等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