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賓塞是英國哲學家，他從小並未受過太多的正規教育，但卻依靠自我的努力，不懈地閱讀、進修與寫作，終成大家。
他曾做過鐵路工程師，也做過倫敦財政報紙《經濟學人》的編輯，還和另一位達爾文進化論的代表人物赫胥黎是好朋友。他論著作所涵蓋的學科及論題幾乎無所不包。
很多人以為“適者生存”一詞是達爾文首創使用的，其實不然，斯賓塞才是首創該詞並且第一個使用該詞的人。
斯賓塞早期受到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的影響。馬爾薩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指出，在沒有限制的條件下，人口以幾何數列增長，生活資料以算術數列增長，其結果必然引起災難和戰爭。
只有透過優勝劣汰的方式，譬如戰爭、瘟疫、窮人不得結婚等方式，才能抑制人口增長，實現人口和生活資料的均衡。
當達爾文提出生物進化論這一觀點之後，斯賓塞被深深吸引，於是將生物進化的原理與法則應用於社會領域中，提出了社會進化論。
1857年，斯賓塞發表了在社會達爾文主義方面的重要論文——《進步：法則和原因》，這篇論文的出版時間，要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還早兩年。他的著作《第一原理》則出版於1860年。
在這本書裡，斯賓塞參照當時的生物學，
認為宇宙存在著一個首要原理，這個首要原理就是進化是宇宙的主要過程，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由簡單到複雜、由不確定到確定、由同質到異質的過程，人類社會也必須要遵循這樣的原則。
譬如，由簡單到複雜，我們可以觀察到人類社會是由最簡單的部落形式，逐步發展到複雜多元的國家形態；
由不確定到確定，我們可以看到人們最早是受到習俗、禮儀的約束，那這樣的約束因為沒有強制效應，所以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後來習俗發展成法律，各種行為準則就在法律框架的約束之下，變得更加明確；
由同質到異質，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從傳統農村走向現代都市的發展，在鄉土社會中，由於大家都是從事相同的農業生產，再加上人口流動小，所以家家戶戶的同質性很高。
但是伴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城市出現，
在城市中，不僅工作的機會和崗位大大增加，城市的範圍擴大後，也導致人們生活方式愈發的豐富多彩，人和人之間的差異性也相應增加，這就是一種異質性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