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羊城晚報」
文/羊城晚報記者 黃宙輝 通訊員 吳丹微
南越王博物院成立後的首個大展《四海通達——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段）文物聯展》已在廣州開幕，該展覽共展出來自廣州、南京、寧波等22個城市31家文物收藏單位的383件文物精品，為歷年來參展城市最多、文物覆蓋範圍最廣且展出文物較精的海絲主題聯展。
本次聯展由海絲保護和聯合申遺城市聯盟、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中國博物館協會主辦，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廣州市海絲申遺辦、各聯盟城市申遺辦承辦。
公元前2世紀至19世紀中後期，人們藉助季風與洋流等自然條件，利用傳統航海技術溝通世界中低緯度主要海域及沿海地帶，構建起全球性商貿、文化、技術、人員交流網路，這就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古代先民從中國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寧波等港口出發，與亞洲、非洲、歐洲以及美洲各國之間開展了日益頻繁的經濟物品貿易、技術工藝傳播、人員和平往來和文明交流互鑑。分佈於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各類物質遺存，見證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發展、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承載著海絲遺產的歷史文化價值。
本次展覽著眼於海絲在東西方不同文明板塊之間經濟、文化、科技、宗教和思想相互傳輸融合中發揮的紐帶作用，多角度呈現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發展和繁榮歷史變遷的全貌，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傳承的視角下，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展覽分“港通四海”“貨達天下”“異寶西來”“海事千年”和“交流互鑑”五個部分，為觀眾呈現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綿亙萬里、延續千年”的宏闊歷史圖景、“交得其道、千里同好”的生動人類故事。383件展出文物中包括了不少近年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展覽同時吸收了學術界關於海絲研究的新成果。
凸瓣紋銀盒
（西漢南越國時期 南越文王墓出土 南越王博物院藏）
凸瓣紋銀盒呈扁球形，蓋與盒身上採用錘鍱工藝製成對向交錯的蒜頭形凸紋。這種工藝與紋飾、造型帶有古代西亞波斯銀器的特點，與中國本土不同。專家認為這是一件海外舶來品，說明廣州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這件銀盒傳入中國後，在器蓋和底部又加上了漢字銘文，還按照漢代盒子的造型，在蓋面加鈕飾，底部接上銅圈足，這無論在當時或今天都可視為典型的“洋為中用”之物。
6月12日是2021年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中國郵政集團公司於當天正式發行《絲綢之路文物（二）》特種郵票一套4枚，其中一枚郵票圖案便是來自南越王博物院的凸瓣紋銀盒。2000多年前，銀盒等一批舶來品漂洋過海來到廣州，2000多年後，它們化身郵票主題圖案，承載著厚重的文化內涵，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主題郵票則以文物為主要元素，背景為海浪、古代帆船及主要航線，充分體現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所承載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進一步弘揚海上絲綢之路文化。
廣州，古稱番禺，位處珠江入海口，南臨大海，北接中原。自公元前203年趙佗建立南越國，定都番禺（今廣州）始，這裡一直是“海絲”的重要節點，2000餘年來見證了廣州伴隨海上絲綢之路演進歷程持續繁榮的歷史。南越國宮署遺址、南越文王墓、光孝寺、南海神廟及明清碼頭、懷聖寺光塔和清真先賢古墓等史蹟，以及大量的出土文物和豐富的歷史文獻，實證廣州自秦漢以來持續不斷的海外交往，見證了中西方文明在這座港市的交流融合。
玻璃碗
（東晉 南京仙鶴觀6號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館藏）
這件玻璃碗，白色微泛青；直口微斂，束頸，弧腹，圜底；肩腹有三組極淺細和絃紋，腹及底部有四周磨光的豎長橢圓形花紋，其中第三、四周之間還有一週七個橫長橢圓形紋飾。紋飾簡潔明快，特別是運用橢圓形大小錯落的變化，組成花形圖案，使器形更顯得端莊秀美，別具一格。
仙鶴觀6號墓的墓主人為高悝夫婦，他們是東晉名臣高崧的父母。高崧，曾任侍中，官三品，秩二千石。這件玻璃碗根據造型和紋飾可以推斷為域外輸入。出土時碗底附著有大漆的痕跡，可見這件玻璃碗原來是用漆器盛託的。墓主高悝據史載曾與西域胡僧有所往來，在他的墓中發現進口玻璃器皿也合乎情理。
我國雖然早在西周時期就能生產玻璃，但因為當時的國產玻璃是以鉛為主要助熔劑的鉛鋇玻璃，雖“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脆，沃以熱酒，隨手破裂”，而外國傳來的玻璃“制差鈍樸，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瓷銀無異，了不損動”。當時使用國外進口玻璃器皿的人只能是高階的封建貴族，是非常奢侈的行為。
公元前50年左右，羅馬人掌握了吹製法生產玻璃的新技藝。公元一、二世紀的羅馬帝國生產的玻璃，盛極一時。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通絲綢之路，羅馬玻璃開始傳入中國，如廣州橫枝岡西漢墓葬出現的羅馬玻璃碗。公元三世紀，隨著波斯薩珊王朝的興起，玻璃產業空前興旺，並創新了冷加工技藝。薩珊王朝與中國保持著活躍的外交和貿易關係，薩珊玻璃隨之成為東晉門閥的愛物。公元7-8世紀，伊斯蘭玻璃興起，並形成獨特的玻璃裝飾藝術，如熱壓貼花、花飾磨刻、釉彩裝飾等，並透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清明無垢”，大受青睞。
南京，古稱金陵、建康，地處中國東部、長江下游，瀕江近海。六朝時期，東吳建成了以建康（南京）為起點的東海航線，使之與南海航線聯為一體，東亞、東南亞、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眾多的使節、僧侶在此交流往來。明初推行睦鄰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明朝諸帝在南京皇宮中接待過逾百次經海上絲綢之路來朝貢貿易的外國使臣。明永樂三年（1405年），南京成為“鄭和下西洋”航海壯舉的始發港。南京地區的龍江船廠遺址、浡泥國王墓、鄭和墓、洪保墓等遺蹟，正是這段歷史的見證。
青瓷“和上”盆
（唐 2018年廣東廣州越秀區解放中路安置房專案地塊出土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青瓷“和上”盆，盆身完好厚重，釉色深沉，內底豎向刻畫“和上”盆二字。“和上”，就是“和尚”。“大和尚”是對高僧的尊稱，唐代重佛教文化。這件器物能讓現代人得知當時人生活的一鱗半爪。
唐代，因來華海商“住唐”人數日漸增多，朝廷在廣州城西劃出特定區域讓外國商人居住，史稱“蕃坊”，大致範圍為北至今中山六路、東至解放路、南至大德路、西至海珠路。北宋，廣州拓建城池，形成“東、子、西”三城格局，蕃坊位於西城。2018-2019年，廣州解放中路安置房專案工地出土了大量來自全國著名窯口的唐代瓷器，部分文物帶有鮮明的異域風格，是唐代中西方經濟貿易、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長沙窯青釉褐斑褐綠彩阿拉伯文碗
（唐 長沙銅官窯博物館藏）
“青釉褐斑褐綠彩阿拉伯文碗”是典型外銷瓷，其紋飾為長沙窯窯工書寫的變體阿拉伯文。這成為大唐文化的開放和包容中孕育出的一朵中西交融的陶瓷奇葩。
長沙，位於中國內陸，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聯盟成員中唯一的內陸省份城市。至遲在中晚唐時期，長沙已經面向海外市場開展外銷商品生產和文化交流。長沙銅官窯是唐代最大的民窯制瓷基地，也是中國彩瓷技術的發祥地，產品透過浙江寧波、上海青浦等港口，遠銷至東亞、東南亞、中亞、西亞乃至北非諸國。
青黃釉堆塑帶蓋龍瓶
（北宋 1976年浙江麗水朱村鄉雙岺大隊三隊出土 麗水市博物館藏）
該見器物瓷質，通身施青黃釉。器蓋寶珠鈕，三層寶塔狀蓋，子母口，器身直口，平沿，弧腹，下腹斜收，平底內凹，蓋底及瓶底無釉處呈紫紅色。蓋面貼塑雙手合掌人像四個。頸臺階式兩層，下層貼鼓釘，頸肩處貼雙系。腹部貼波折形堆紋兩層，其上堆塑盤龍及雙手合掌人像。
龍泉窯主要分佈於浙江省麗水市龍泉、慶元一帶，創燒於唐，是宋元明時期維繫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外銷商品。宋代以來，龍泉窯不僅供皇室御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還遠銷許多國家和地區。歐洲與中國直接通商貿易後，龍泉窯產品輸入西方社會。歐洲人驚歎於龍泉青瓷釉色之美，與16世紀末巴黎盛演的《牧羊女亞司泰來》中男主人公雪拉同（Celadon）穿著的青布長衫極為相近，以Celadon命名這種優美的中國瓷器。龍泉窯對我國南方眾多地區以及東亞、東南亞的陶瓷製作有深遠影響。
玉雕觀音
（宋 “南海I號”沉船出水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藏）
和田玉人物造像玉雕觀音飾件反映佛教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傳播。
陽江，位於廣東省西南部，是廣州南下水陸交通必經之地，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扮演著中轉港、補給港的角色。宋時陽江是對外貿易中的物資提供地，以北津港、石灣窯為代表進行瓷器外銷。1987年，在廣東省陽江海域附近意外發現的“南海I號”沉船是海路主航道上的一艘海外貿易商船，是宋代發達的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實物佐證。
廣彩描金徽章人物紋瓷茶壺
（清乾隆 廣州博物館藏）
這件茶壺為廣彩瓷器，壺身上繪有人物和徽章紋，此類紋樣多為歐洲家族、軍團、公司機構、城鎮以及名人徽章。這種定製的徽章瓷器深受西方貴族喜愛。
清代最早與歐洲直接開展海上茶葉貿易的港口是廈門。1689年英國商船首次靠泊廈門港，在廈門設定基地，直接大量收購武夷茶。在這之前，輸往歐洲的茶葉需要在南洋進行轉口貿易。後來，清政府規定只准廣州一港對外通商，關閉廈門等口岸，從此福建、安徽、浙江等地的茶葉需要運到廣州委託十三行出口。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茶葉就已經取代生絲成為中國出口的首要商品，廣州因此成為名副其實的茶港。
以嫁給英王查爾斯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凱瑟琳為代表的英國王室對中國茶的喜愛引得上層社會紛紛效仿，英式下午茶成為英國貴族婦女走向社交與政治的重要平臺，由此大大提升了英國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參與度，對現代英國人的生活方式、社交禮儀乃至政治生態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水彩船舶人物菩提葉畫
（十九世紀後期 十三行博物館藏）
一組6幅，以菩提葉為材料，水彩繪製船舶、市井人物、樂手演奏圖。該組菩提葉中的人物描繪生動，神態自若，船舶描繪細膩，方寸之間的畫面色彩明暗處理得當，富有立體感。菩提葉是除通草紙外，一種成本相對低廉的材料，在清代廣州外銷畫中佔據著一席之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僅保留廣州口岸一關，並特許廣州十三行行商統一經營全國對外貿易，在西關的珠江河北岸設立夷館，規定為外商辦理商務及居留之地。十三行湧現出伍、潘、盧、葉等四大家族為首的豪商鉅富。
紫銅琉球爐
（清嘉慶 江蘇連雲港海州宿城山法起寺出土 連雲港市博物館藏）
該爐由清代琉球國八品巡官毛朝玉贈予海州知州師亮採，是反映清代中國與琉球友好關係的重要物證，對中外交流史的研究有著較高的參考價值。
這件器物質地為紫銅，呈圓形，斂口有缺，鼓腹，三隻袋狀矮足。缺口下方正中刻有“琉球爐”三個較大的篆字，左右兩邊分別刻有“朝議大夫知海州事，韓城師亮採題”和“嘉慶丙子秋月”兩組豎行篆字，另有“嘉慶丙子夏，琉球國八品巡見官毛朝玉因供奉宿城山法起寺，並系銘”等71字隸書記述了此爐的來歷。此外，還有“三品金，一瓣香，航海來兮波不揚”的篆字題刻。
連雲港，古稱海州，地處江蘇省東北端，東瀕黃海，與朝鮮、韓國、日本隔海相望，是亞歐大陸橋的東方橋頭堡。漢唐時期，海州透過海上交通與南亞、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等國家和地區聯絡廣泛。朝鮮半島居民透過海上航線遷徙至海州繁衍生息，在雲臺山留下了封土石室墓等遺址。而孔望山摩崖造像則印證著佛教透過海上絲綢之路向內陸的傳播。
（責任編輯：王惠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