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有人去天津採訪“快嘴”李伯祥，問他，1949年到1966年那段時間您在哪裡？李伯祥回答說，在安徽，在合肥市曲藝團做相聲演員。採訪者又問，您怎麼去了安徽呢？李伯祥說，種種原因吧，不能多說。
李伯祥與苗阜
李伯祥不肯多說，引起蕭陶的好奇：他究竟是什麼時候去安徽的，為何要去安徽，在安徽呆了多少年？蕭陶本想跟李伯祥的次子李松濤求證，但聯絡未果。蕭陶便開始查詢資料，很快就發現李伯祥去安徽不是1949年，而是1961年。他之所以去安徽跟一個人有關。這個人就是馬三立的徒弟高笑林。
高笑林出生於相聲門裡。他父親高桂清不僅說相聲，還曾是天津連興茶社的掌穴，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總經理。連興茶社的第一位掌穴是馬三立父親馬德祿，高桂清就是馬德祿的徒弟。高氏父子都進了馬家門。
高笑林於1958年加入合肥市曲藝團，擔任相聲隊隊長，從此紮根於安徽。馬三立晚年給高笑林寫信。馬三立寫道：“眾多徒弟為你舉辦謝師會，是他們對你的尊敬和愛戴．．．本當我親自到場賀喜，因我年老體弱，最近天氣變化，大夫不讓我出去參加一些活動。我不去了，深感遺憾。”
左為高桂清，右為馬三立、高笑林師徒（蕭陶合成）
李伯祥比高笑林小一輩，叫高笑林“師叔”。在口述《快嘴李伯祥》裡，李伯祥說：“1961年，合肥市曲藝團說相聲的高笑林到天津辦事。他到家裡來看我，問我：‘伯祥，你不是去吉林市說唱團了嗎？’我把經過和他說了一遍。”
李伯祥去東北加盟吉林市廣播說唱團的事，蕭陶在以前的文章裡說過，這裡就不展開細說。被“遣送”迴天津後，李伯祥心有不甘，還是想進國營院團，想離開天津。
李伯祥在書裡說：“他（指高笑林——蕭陶注）問我：‘你有什麼打算呢？’我說我不願意在這兒呆，市曲藝團我又進不去，這好像是個鐵閘一般難以逾越。可我本心裡還是想進國營團體。高笑林說：‘小子，上我那兒去吧，我那兒是國營的，我們不是零打錢，我們賣票，進劇場演出。’”
李伯祥二話沒說，就跟高笑林去了合肥。讓李伯祥沒想到的是第二年高笑林就調走了，調到蚌埠曲藝團。更讓李伯祥沒想到的是他在安徽一呆就是近十年。起初他還能登臺，後來靠邊站，下放到離合肥八九十公里的長豐縣，接受再教育。
李松濤與父親李伯祥一起上電視訪談節目
1970年前後，李伯祥回到天津。因生活所迫，他到河東城建三隊做臨時工，收入依舊微薄。在口述《快嘴李伯祥》裡，李伯祥說：“我老兒子6歲時得病了，家裡就剩一塊手錶了，五一牌的，是家裡唯一值錢的東西了，我把手錶賣了三十塊錢，給孩子治病，看完病就剩了一塊來錢。”李伯祥說的“老兒子”就是李松濤。李伯祥有個習慣，說年齡都是虛歲。李松濤生於1968年，虛歲6歲就是1973年。
前些年，一位安徽的網友發博文說，他曾在合肥跟李伯祥做過鄰居。原來插隊回城的第二年，即1977年，他住進單位安排的大新旅社。合肥曲藝團就在大新旅社斜對面，曲藝團宿舍也緊張，李伯祥也住在大新旅社，就在他樓上。一來二去，他倆就熟了。他有一臺舊唱機，李伯祥喜歡去他那裡聽京劇和黃梅戲。不過，兩年後李伯祥突然從他的視線裡消失了。如果這位網友所言屬實的話，那麼李伯祥又回過合肥。可李伯祥受訪時說過這麼一句話：“我本來是從安徽迴天津的，我就不願再回安徽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合肥
李伯祥到底有沒有回過合肥，蕭陶找到刊發在《天津市河東區文史資料》上的一篇署名文章，作者是河東區建委的一位退休幹部。據他回憶，1976年國慶期間，河東大直沽後臺地區危房改建指揮部辦過兩場文藝演出，慰問抗震救災第一線的工人。其中一場是相聲大會。他是組織者之一。李伯祥沒有參加演出，但給他出過不少主意。也就是說，1976年李伯祥仍在天津，沒回合肥。
至於1977年李伯祥是在天津還是在合肥，蕭陶沒找到準確答案，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1978年李伯祥就開始跟杜國芝合作。杜國芝在天津有工作，利用業餘時間說相聲，不可能跟李伯祥去合肥。如此說來，那位網友的記憶應該有偏差。退一步說，即便他在合肥跟李伯祥做過鄰居，也不可能是他說的那兩年。但有一點他沒說錯，那就是網上的李伯祥簡介，全都隻字未提李伯祥在合肥曲藝團的這段經歷，甚至從1949年到1979年幾乎都是空白。
中為李伯祥，兩側疑似張奎清和馬洪信
對於李伯祥來說，安徽的這段經歷不堪回首。這應該是他不願意多說的原因。其實，這就是人生，有高峰，就有低谷。那個年代留在天津的相聲藝人並不比李伯祥好多少，一樣飽受磨難。
1979年冬，李伯祥苦盡甘來，終於跨進天津市曲藝團的大門，成為一名編外教師。他能進天津市曲藝團，全靠相聲界的一位大家推薦。不過，當時另一家曲藝團也向李伯祥丟擲橄欖枝，許諾工資是天津市曲藝團的一倍。李伯祥沒去這家曲藝團，跟一個人有關。他是誰，請聽下回分解。
（未完待續，蕭陶原創。圖片來源於網路，註明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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