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邊天》那期節目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已然成為劉小樣的劉小樣，可是在那之前，她是如何長成為她的，這是我採訪中想要盡力去完成的一個任務，她從小成長於怎樣的水土、溫度、溼度、氣味、土壤，這些因素在何種程度上形塑了她，她又在何種程度上悖逆了它。
人物的前史，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一個人的性格光譜和行動動力。那也是我很喜歡的一段採訪，我們談到少年時代，植物、野花、雷雨、麥田、四季對人內心的撫慰和感召，談到收音機、電視、書籍、文學，如何在有限的時空，給人搭起一座可以眺望遠方的梯子。
文｜安小慶
編輯｜金桐
一顆遙遠的種子
我記憶中最大的一場雪，發生在孩童時代的一個寒假。那時候，我們的家在涼山深處的一個鄉野。不論我站在二樓的陽臺遠眺，還是奔跑在麥田或者過人高的油菜花田裡，四周都是墨綠近黢黑的高山。我常常在背書或者發呆的時候想，山那邊是什麼樣的世界。
對群山之外世界的想象，大多來自家人。爸爸出差，帶回柚子、烤鴨這些本地沒有的物產。到寒暑假，在北京、成都上學的哥哥姐姐全回家了，帶回《基督山伯爵》《亂世佳人》《南方週末》，集郵冊，咖啡，連衣裙，流行金曲。
快開學之前，媽媽用臘肉、香腸塞滿他們每個人的行囊。我極其羨慕這種待遇。通常是出發前的夜晚，東西收拾好了，一溜擺在牆邊，我假意提起其中一隻沉重的大包要走：再見，我要趕火車去北京。
所有人都笑起來。那年大概是寒假尾聲，他們又要返校了。爸爸決定帶我一起送姐姐去成都報到。記憶中最大的那場雪在出發前的夜裡發生了。
雪花有成年人的拇指那麼大，從鉛灰色的深空簌簌落下。暴雪阻塞了縣城汽車站通往火車站的山路。一連去了四天，每天的訊息都是讓我們回家等。
在日記裡，我用鉛筆記下了從開初的興奮到鍥而不捨再到最終沮喪的全過程，我還做天問狀：這些山怎麼這麼難翻過去啊？
家的四周都是墨綠近黢黑的高山
後來，我終於翻過群山，考到市裡的中學。可是高原城市的四周還是墨黑巍峨的高山。在一個週末的夜裡，我趁我媽睡著，打開了電視機，那大概是接近零點的《半邊天》重播。我用微小的音量，收看了來自北方平原的陌生女人——劉小樣的故事。
和許許多多的觀眾一樣，我被震住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國家電視臺的媒介平臺上，看到一個普通的中國女性講述自己對存在本身的不滿和困惑。那時候還沒有念中文系，不懂西西弗斯，不懂現代性的張力，也不懂娜拉和女性主義。
在懵懂的巨大的衝擊裡，內心最深切的感受是，她怎麼說出了我心裡的話。平原上的她，對遠方世界的嚮往，為何和群山包圍中的我一模一樣。
週末過完，回到寄宿學校，問了一圈同學和老師，沒人看過這期節目，也就無從和人談論。日子還和過去一樣，但也有一些東西和過去不一樣了。在週記裡我寫道，以後高考填志願，全部都要填省外的，越遠越好。
高原小城擁有我記憶裡最荒涼和最令人心慌的陽光。每到傍晚，和包穀葉子一樣枯黃的餘暉，讓人產生一種對人生廣大的惘然和困惑。但奇怪的是，看過那期節目後，心裡似乎定靜了一些，劉小樣女士可能像一隻火把，讓同處荒原的我看到了同頻的光和訊號。
同樣重要的是，從那期節目，包括《半邊天》的其他幾期節目裡，我開始清晰地意識到，女性是一個多麼美好、複雜、豐富、充滿靈性的物種啊，這奠定了我後來的審美。我也喜歡記者張越說話的方式，喜歡她和同事在遙遠的地方，帶回不同人的故事。
所有這些碎片可能合成了一枚樹上的果實，它偶然地掉落到一個人的生活，在果肉剝離降解後，留下一顆遙遠的種子。後來，我真的跨到山的另一邊，新生活次第展開，也漸漸忘了那期節目和那位顴骨發紅，似乎在雪天裡發著高燒的紅衣女人。
圖源節目《我叫劉小樣》
非得是女人才可以
再次回想起那期節目，大概是離開學校開始做記者之後。也不記得具體的緣由了，總之每隔一段時間，我會在網際網路上搜索半邊天 劉小樣劉小樣後來怎麼樣了。我發現和我一樣好奇的人並不少。那期節目像是投進水裡的一顆石子，那麼多年過去了，它激起的漣漪依然連綿不絕。
做了幾年記者後，這個職業成為人員遷徙最浩蕩的黃昏行業之一，不過我還是蠻喜歡這個工作，覺得它似乎能在滿足我對人的好奇心的同時，部分緩解我對死亡的恐懼。
我小時候非常怕死，有一次，我二哥暑假從北京回來，我在陽臺上問了他一個問題，人死了之後會怎樣，他說上天堂啊。這個回答並不能讓我滿意，後來我發了幾天呆。
到了這幾年，我開始有了一點明晰的認識，是不是喜歡做記者的人，從內心深處來說，都是比較怕死的，並且比較計較如果此生有限，自己要做些什麼才能從密度和質量上擴充這段時空有限的旅程。就像那英在綜藝節目裡說過的那句話，要做什麼才能夠不虛此行。
這種恐懼和對職業的困惑，在2020年春天達到了頂峰。在一種普遍性的動盪和悲觀氛圍裡，我開始想，如果有一天不幹或者終止了，有哪些選題沒完成，自己會覺得特別特別遺憾。我開啟手機備忘錄，電腦文件，小本本，劃出了幾個題，其中一個就是《半邊天》和劉小樣。
從最初聯絡張越老師，到最後在北京採訪她，中間隔了十個月的時間，從2020年的春天到了北京最美的秋天。那個下午，張越老師提來二十幾盤燒錄光碟，在藍色港灣一家咖啡店，給我講了一下午。在眾多的故事中，《我叫劉小樣》當然是其中最令人感喟和印象深刻的那期節目。令我意外的是，她們兩人之間也失聯超過十年了。
張越老師帶來的節目光碟，採訪結束後，她把所有光碟都送給我做資料了。
她幫我問過很多當年節目組的同事，大家都沒有留下具體的地址和聯絡方式，只有人模糊地回憶出縣城的名字。我的編輯又透過朋友，幫我找到了完整的節目影片。
不少同事在看過影片之後，透過各種方式，熱心幫我尋找聯絡方式。我和編輯像偵探一樣，仔細查看了每一幀畫面，試圖從中找到有關地名的訊息，比如從牆上的標語或者牆角的化肥口袋，但這一切尋找都沒有奏效。
有一天，張越老師告訴我，當年咸陽市婦聯曾經邀請小樣參加過活動，說不定她們能幫我找到她。我在網上一篇通稿裡，找到了一份咸陽市各級婦聯的聯絡人電話。花了兩個下午，逐一打去電話，婦聯的姐妹都很熱心，但時間太久遠了，沒有人問到有效的資訊。
正當要放棄的時候，一位縣婦聯的李主席說她透過本地朋友的幫助，獲得了劉小樣夫婦居住的村莊名字。帶著張越老師託我轉交給劉小樣的幾張光碟和問候，以及許多觀眾對她的懷念和好奇，我在咸陽附近的一個村莊，找到了20年後的劉小樣和王樹生。
在灰撲撲的天地裡，她的眼睛依然亮亮的。又到了平原上的冬天，冬天是農閒季節，這似乎是一個天然適合談話和講故事的時節。在一週的時間裡，劉小樣在庭院裡和我講述了前半生自覺醒後發生的故事。
在《半邊天》那期節目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已然成為劉小樣的劉小樣，可是在那之前，她是如何長成為她的，這是我採訪中想要盡力去完成的一個任務，她從小成長於怎樣的水土、溫度、溼度、氣味、土壤，這些因素在何種程度上形塑了她，她又在何種程度上悖逆了它。
人物的前史，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一個人的性格光譜和行動動力。那也是我很喜歡的一段採訪，我們談到少年時代，植物、野花、雷雨、麥田、四季對人內心的撫慰和感召，談到收音機、電視、書籍、文學，如何在有限的時空，給人搭起一座可以眺望遠方的梯子。
談到勞動的繁累，也不忽視身體隨著節律在田間勞作時，人能感受到的美和物我合一。這樣的關於勞動的描述，過去我只在王安憶的小說裡讀到過。而在劉小樣那裡，這些我看來的二手資訊，是她真實體會過的生活經驗。
她的感受力和語言表達，和過去一樣敏銳、豐沛。在過去的絕大多數採訪裡，我和同事們總是需要想盡一切方法，試圖讓採訪物件講得更多，講得更具體，概括得更精準，描述得更有畫面和場景感，如果足夠努力並且運氣足夠好的話，或許在當天的採訪中，我們就能找到一個關鍵的意象，一個或許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人物的把手，幫我們結構起全文。
但這樣的情況甚少發生。多數情況下，我們如同在懸崖行走，一邊要時刻注意談話的氣氛和對方的反應，一邊要高度緊張地規劃提問線路，這樣的行走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和地點發生一次，途中總是險象環生，當然也不乏驚喜。
和過去這些極力要去獲得的爭取不同，在劉小樣家庭院的一週裡，我體會到一種從未體驗過的豐富。不用我費力尋找或者苦心經營地設計提問方式，她和她的四周，她的院子和花園，她的客廳和廚房，她的回憶和現在，俯拾皆是自然生動的細節、意象和畫面。正如讀者九格在後來文章的留言區寫道的，像是文學中走出來的人，這個人也非得是女人才可以。
這種豐富讓我想起藏東南或者滇西北人跡罕至的杉樹林。許多個四季過去後，松針、樹葉、松果、苔蘚、地衣、樹鬍子，把樹幹、地面和裸露的岩石表面覆蓋了一層又一層。
冬日，遼闊的關中平原上，兩棵樹
我們都是劉小樣
2020年冬天採訪完成後，因為突然插入的幾個採訪，直到2021年的初夏，我才開始真正著手寫這篇稿子。在寫稿階段，最大的擔心是怕自己無法完成一篇合格的稿子。因為要寫的是一個個體沉重的決絕的上下求索的半生，一位女性覺醒之後對生命莊重、誠實的探索，這讓我倍感壓力，很怕自己無法呈現這種豐富和重量。
在整理速記和資料的時候，每當我讀到她在《半邊天》節目裡說的話，讀到某個時期，她再一次籌備要出走時，我的心緒都跟隨她而激動、忐忑和興奮。有時甚至要移開眼睛，平復一下呼吸才能繼續看下去。
當我讀到她第一次一個人坐火車去貴陽時，我回想起上大學的時候，第一次一個人坐火車從涼山到北京西客站。一路向北，火車開了兩天兩夜。曾經鐵桶一樣圍住的高山成為車窗後的風景。成都平原富庶，菜葉極油綠，觀音山嵯峨的蜀道果真難於上青天，黃土高坡確有人住窯洞，河南平原的暮色中不少鄉村教堂，德州扒雞一般，天津大麻花乏味……
在寫稿時，與採訪物件發生共情，幾乎是記者共同的體驗，但在共情之外，我還感受到了一種過去沒有過的同頻共振。這種體驗讓我快樂的同時也很焦慮，這個時候，我讀到了張越這部分的資料和速記。
在一篇採訪裡，她提到，在做完《我叫劉小樣》這期節目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她陷在一種不自知的情緒裡，在遇到新選題時，她總是習慣性地會把劉小樣那期節目作為標杆，去衡量新選題的價值。
有一天，張越發現這已經成為她繼續工作的一個障礙，她告訴自己，每個選題都是獨一無二的，做這個與人打交道的以理解人的多樣性為目的的職業，採編人員的心靜是極其重要的，只有你的心靜下來了，才能生出足夠的敏感和耐心。
這部分資料給了我很大的力量。我把一張寫有靜的紙，貼在工作桌的背景板上。這之後，用兩週多的時間寫完了初稿。
稿子的結構其實很簡單，沒有精妙複雜的設計。第一節用失蹤的懸念交代了我們為何關注這個選題，也給沒有看過當年那期節目的讀者降低了閱讀障礙。之後，基本按照時間順序結構了全文。
在行文包括之前的採訪中，我會比較重視丈夫王樹生的聲音，不希望他只是一個偶爾發出聲音和判斷的背景板人物。在近些年國內的新聞報道和文學作品（不包括影視作品）中，我們看到了非常多女性的故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瞭解或拓寬著對女性生命體驗的認知。
可以說人類已經登上火星了，但人們對男性的瞭解，男性對男性自己的瞭解——不是陳詞濫調式的男性氣概就是社會性別層層包裹和操控下的自動化表演——真正的畫素級的瞭解還遠遠不夠。
因此我很好奇，作為一個非典型女性的伴侶，王樹生在過去三十年裡，是如何在家庭關係中展開決策和實施行動的，他們兩人的婚姻質地具體是怎樣的，他在這段關係中有怎樣的感受，他的感受如何變化和流動，在愛、麻煩和責任之外，婚姻裡是否還有一些別的東西讓人在某一刻產生不忍和理解，在恩格斯的觀點之外，婚姻的意義是什麼……
2005年， 丈夫王樹生和劉小樣在我們的十年晚會現場
稿子發出的那幾天，正是白銀越野事故悲劇等若干大新聞持續引發公眾討論的時期。我和編輯都沒有預想到，讀者對這篇兩萬字的靜態人物報道，報以熱烈的互動和大量的討論。和20年前一樣，劉小樣的故事，再次擊穿了地域、年齡、性別、職業的區隔，許多更年輕的讀者或者當年沒有看過節目的新讀者，都在表達同一句話：我們都是劉小樣。
我的一位男同事，在週會後約我談話，聊了兩個小時。他說平時在辦公室做編輯，特別想知道具體的時空裡，人和人怎麼發生互動。他大概問了我200個問題，還跟我講述了妻子在生育和做全職太太后的變化。過去他僅能夠在傾聽的層面理解妻子，現在他開始具體地行動和支援妻子的出走。
後來，我在微博上看到，深圳的綠色薔薇女工互助公益組織，在兩個週末，分別做了圍繞《平原上的娜拉》這篇稿子和魯迅《娜拉走後怎樣》展開的兩期讀書會。
這些交流，都讓我有一種久違的真實感。在一個越來越便利、光滑，愈來愈抖音和小紅書化的時代，真實感成了最稀缺的感受。標記自己、售賣自己，帶領更多人進入圖片、影片和消費的狂歡，似乎成了我們今天的新現實。
成功和被人關注，好像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飛速和容易過。然而在這一切的另一面，又存在似乎從未有過的烏雲壓城式的集體焦慮。在娜拉出走成為五四時代最強音的百年之後，回家成為了另一個更強大更富有誘惑力的聲音。
畢業回家，和父母捆綁共生，上岸，考公，考編，相親，三胎……每個人都很焦灼，急於尋找到一套穩固的一勞永逸的方法和答案。這個時候，我開始理解為什麼在二十年後，劉小樣的生命故事再度讓許多人震動和觸動，獲得啟示甚至巨大的勇氣。
昨天晚上，我在家接到留言東莞圖書館事件的當事人吳桂春的電話。吳大叔在電話裡告訴我，鄂爾多斯最大的好處是海拔高，沒蚊蟲，夜裡極涼快，不再像過去會被熱醒。去年底，他因為各種原因，離開東莞，後北上鄂爾多斯務工。
在內蒙古高遠的天地之間，他想念南方，也想念可以去圖書館看書的日子。但他更希望自己作為個體，能夠自主自由地活著。
關於人應當如何正當地活著，人應該如何誠實地面對自己，在生命的有限和死亡必然到來前，人是否勇敢天真地實現和充分燃燒過自己——所有這些微小但重要的啟示，都要感謝我們的採訪物件，感謝她和他們做出的獨一無二的探索。也要感謝過去的許多內容生產者，包括《半邊天》，沒有他們敏銳、先鋒的選題意識和對人巨大的理解和共情，我們無法在之後不同的世代，一次次和故事中的真實的人相逢。
吳桂春告訴我，他正試著把過去的經歷，細緻地寫下來。和許多讀者一樣，我也希望劉小樣有一天能夠再度拿起筆。也祝願各位都能建造起屬於自己的那座小花園。不論它是陽臺的茉莉、梔子，深夜廚房的一鍋紅燒肉，高山上挖出的一座游泳池，或者森林，電影，哲學，時裝，文學……
用另一位讀者祝福小樣的留言結尾。祝各位的小花園年年萬紫千紅。
劉小樣的小花園，冬日裡雞冠花開得肆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