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諾獎“開獎周”正在進行中，其中，10月7日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出爐也宣告了高潮的到來。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由
坦尚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
摘得。
“他毫不妥協並充滿同情心地深入探索殖民主義的影響，關切著那些夾雜在文化和地緣裂隙間難民地命運。”
得到獲獎訊息後，古爾納對前去採訪的記者說：“這真是太令人驚喜了！直到我得到通知確認了這個訊息，我幾乎還是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隨後古爾納在個人推特上釋出：
我能獲獎歸因於非洲、非洲人民和我的讀者。謝謝你們！
73歲的古爾納已經創作發表了10部長篇小說和多篇短篇小說、散文、論文等。
《天堂》
按發表時間順序，10部長篇小說依次是1987年的《離別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1998年的《朝聖者之路》（Pilgrims Way）、1990年的《多蒂》（Dottie）、1994年的《天堂》（Paradise）、1996年的《令人羨慕的寧靜》（Admiring Silence）、2001年的《在海邊》（By the Sea）、2005年的《遺棄》（Desertion）、2011年的《最後的禮物》（The Last Gift）、2017年的《碎石之心》（Gravel Heart）、2020年的《來世》（Afterlives）。
目前咱國內還沒有出版他的作品，讀者可能要再等一段時間。
在等待的日子裡，不妨跟著路sir去了解其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堪稱史上最慘諾獎得主，作家迫於政治形勢而拒絕領獎。
他是誰呢？他就是
前蘇聯作家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
。
1955年年底，帕斯捷爾納克終於完成了他的書稿。
這本長篇小說原定名為《少男少女》，是作家在翻譯賺錢期間“每天用二十五個小時”寫出來的，前後花了整整九年之久。
當帕斯捷爾納克以為故事會隨著小說最後一個標點而終結時，他沒想到的是，另一個關於光明和黑暗的悲劇故事才剛剛開始。
如同所有故事一樣，悲劇早就在帕斯捷爾納克的人生中埋下伏筆，等著這位大作家自投羅網。
1949年，帕斯捷爾納克最親密的情人奧爾嘉·伊文斯卡婭被捕。
在審訊中，奧爾嘉發現，官方對作家的興趣遠遠大於她自己，問的都是關於作者正在創作的小說。
隨後，她被送到勞改營，直到四年後斯大林死後才被釋放。
帕斯捷爾納克和情人奧爾嘉·伊文斯卡婭
這是蘇聯政府給帕斯捷爾納克這條漏網之魚敲響的最後一聲警鐘，此前，儘管他曾被審判和關押，但最終卻僥倖逃過了涉及上百萬人的大清洗運動，還一度被官方視為
“當代最偉大的詩人”
。
一方面，這要得益於帕斯捷爾納克本人遠離政治的姿態，在大清洗之前，他寫詩，詩歌裡不涉及政治，只有對自然和人生的感悟。
另一方面，要從帕斯捷爾納克和斯大林之間的交情說起：由於翻譯了喬治亞詩人的作品，他頗得斯大林的讚賞，要知道，斯大林可是正統的喬治亞人。據說，在別人打帕斯捷爾納克小報告時，斯大林卻用喬治亞語背了一段詩。
但和斯大林的交情，並不能換來帕斯捷爾納剋死心塌地的忠心，儘管他迫於局勢寫出幾句歌頌斯大林的詩，但在大部分時間裡依然我行我素，宛如活在真空之中。
1934年初夏，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因寫出了含有“他肥胖的手指如同油膩的肉蛆”、“他蟑螂般的的大眼珠含著笑”這樣公開諷刺斯大林的反詩，而被訴以“鼓動反蘇罪”。
但帕斯捷爾納克卻處處為曼德爾施塔姆求情，最後接到了斯大林本人的電話，質問他為何要敢於此事。
但也由於帕斯捷爾納克的干預，最終曼德爾施塔姆被輕判，而帕斯捷爾納克卻因和偉大領袖斯大林透過話而備受禮遇，處處有人請客和奉承。
帕斯捷爾納克
據說，斯大林在之後還給帕斯捷爾納克打過電話，讓他評價幾首朋友寫的詩。在讀過那些詩句後，他猜測是斯大林自己的作品，但仍然毫不忌諱地回答：“請轉告你的朋友，以後最好別再寫詩了。”
這種不問世事的天真，在1937年後的大清洗運動被擊碎。從那一年開始，帕斯捷爾納克身邊的朋友和同行相續“被消失”，只有他因為和最高領袖的交情而安然無恙。
不過，這份安全並不保險。
在大清洗過後不久，幾個士兵拿著一份公開信來到作家的家中，讓他在上面簽名，信上的內容是要求判決幾位元帥死刑，而作家當場的迴應是：“同志，這不是簽發劇場的入場券，我不能籤！”
幾天後，他在報紙上看到這封信，而自己的名字也出現在了下面。
在帕斯捷爾納克的前半生，他和蘇聯政府的關係一直若隱若離，曾在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被奉為“詩人的模板”，也經過審判和關押，被作協書記指責“視野狹窄、內心空虛、孤芳自賞”。
1952年秋天，此時距離他的長篇計劃已經過了六年，情人奧爾嘉因為這部小說而被關押了三年，而他本人卻因心肌梗塞而住進了醫院。就在這一次和死神的搏鬥之後，他加速了小說創作的計劃——
1955年年底，他終於為這本書寫上了最後一個標點，此時，它已經更名為
《日瓦戈醫生》
。
在創作的尾聲，帕斯捷爾納克寫下：
“我近些年的生活如此充實、潔淨，沉浸在我所熱愛的作品中，對我來說，它是靈魂上幾乎持續不斷的節日。我很滿足，我為它而幸福，而小說就是這幸福的發洩與表達。”
帕斯捷爾納克在寫作
也正是從這一刻開始，這本書的命運就不再受作家本人所掌控，它被萬人翻閱，也被萬人唾棄和追捧，甚至成為了兩個超級強國角力之間的秘密武器。
一開始，是蘇聯官方的否定。
在小說完成後，書稿被送去蘇聯的國家文學出版社，在那裡放了五個月卻毫無音訊；
而帕斯捷爾納克寄以厚望的兩本蘇聯雜誌《旗幟》和《新世界》也拒絕刊發——後者的編輯西蒙諾夫還給作家寫了信件，解釋是“出於政治考慮”而作出的反對意見。
但在西蒙諾夫私底下寫給自己兒子的信中，不僅為我們解釋了何為“政治考慮”，更是間接揭示了當時蘇聯政府對此書的態度，他直接指出這是“一部庸俗主義的作品，既卑鄙，又刻毒，有的地方更是赤裸裸地反蘇維埃”。
眼看在國內出版無望，帕斯捷爾納克只能尋求國際上的援助。
正當他在失望之極，一個義大利人闖進了他的生活，徹底加速了這出悲劇的速度。
這個義大利人叫丹吉洛，是個意共黨員，但同時也是個出版商。
在拜訪了帕斯捷爾納克後，他得到了一疊近800頁的書稿，並立刻離開蘇聯開展出版工作。在告別時，作家對義大利人說：“我謹邀請你光臨處決我的死刑。”
丹吉洛前腳剛離開蘇聯，克格勃後腳便得到了訊息，一次阻止出版的國家行動立即展開：先是利用意共的關係阻止出版社，再是蘇聯作家代表團直接到訪義大利，花了三個小時逼迫出版社放棄出版計劃。
但老大哥的威望在義大利並不奏效——1956年11月，《日瓦戈醫生》義大利版面世，隨後兩年間，各國版本也相續推出，每一個版本都能迅速成為暢銷書——在一年多時間內，就產生了二十多種語言的各國版本，包括帕斯捷爾納克的母語：俄羅斯語。
《日瓦戈醫生》俄語版第一版
悲劇的高潮，來自於一個喜訊。
1958年10月，瑞典文學院宣佈把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以表彰他
“在現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領域取得的重大成就”。
訊息傳到帕斯捷爾納克的耳中，他難掩自己的狂喜，立刻拍電迴應瑞典文學院：“無比感謝，激動，自豪，驚奇，慚愧。”
不久後，在他給瑞典文學院的另一份電報中，他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
“我必須拒絕這份已經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
這期間，帕斯捷爾納克並未因為得獎而受到祖國的讚譽，而是一步緊接一步的批判、威脅和羞辱。
暴風雨前先是沉默的一天，接著是一篇題為《國際反動勢力的挑戰》的社論、一場高喊“將叛徒趕出蘇聯”的學生遊行、一次以開除作協會員為結果的批判大會、一個驅逐出境的警告——迫於國內的局勢，也出於對祖國的熱愛，作家不得不放棄諾獎。
從此，帕斯捷爾納克再也無法在蘇聯的雜誌報刊上發表作品，與其相反的是，成千上萬本《日瓦戈醫生》的袖珍手抄本在美國中情局的策劃下在蘇聯境內迅速傳播。
在獲得諾獎並拒絕諾獎的兩年後，帕斯捷爾納克與世長辭，未有任何公開的葬禮或悼念儀式，僅有報紙上一句冰冷的“文學基金會會員帕斯捷爾納克逝世”，緊接著，他的妻兒被捕。
一切的結局，都響應了作家拒絕諾獎後的半年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詩歌：
“我算完了，就像被圍獵的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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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馬克·吐溫說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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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涼山
排版|涼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