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身體檢查後，學校的心理氛圍發生了變化。那些血液檢查沒有甲肝嫌疑的人，自然是興高采烈。而那些嫌疑者當然是憂心忡忡。這樣學校實際上劃分成了兩個陣營，一個是健康者，一個是病患者。前者對後者懷有一種畏懼，憎惡和躲避的態度，而後者由前者感受到了歧視和壓抑，因而心懷不滿。我當然不與那些嫌疑者往來，因為我是健康人，但那些健康人卻拒絕與我親近，因為在他們的眼裡我還是一個病患者。平時我們同學之間都相互串門，現在他們卻不歡迎我，更不用說他們會來找我了。
在食堂裡，健康人與病患者的界線標明得更加清楚。食堂的視窗分成了兩類，一種是對一般同學，另一種是專對肝病同學。一進食堂，我已經看到了同學們對我投來的異樣的眼光，沒有同情，沒有愛。雖然他們面帶笑容，但顯現出一種友好地拒絕瘟疫的那種神情。我堅信自己不是肝病患者，因此還是堅持到一般同學的視窗排隊。但食堂馬上派人過來，強行將我趕到肝病患者那邊的視窗前去。我感到委屈，憤怒，並反覆強調說我沒有甲肝，但食堂的管理人員就是不聽。這樣我就只好毫不情願地與那十幾位嫌疑犯在一個窗口裡打了飯菜，並和他們圍在一起吃飯。我們同病相憐，對於學校的分離政策大罵起來。
過了幾天，學校採取了更嚴厲的措施。他們甚至不允許我們住在校園，而要把我們送進醫院隔離治療。那天我正關在我的陋室裡讀書，忘掉了這肝病嫌疑者的稱號給我帶來的恥辱。但突然聽到了窗外響起了汽車的馬達聲和它嘎然停止的聲音。不久就聽到了人們急匆匆地從樓下跑到樓上的腳步聲，接著就是砰砰的敲門聲。我開啟門一看，原來是校醫務室的護士和我們那的輔導員（一個沒有文化的退休老軍人）。他們大聲對我說要我快點收拾好臉盆，毛巾和衣服住到城裡的醫院去，而且可能要住一到三個月。
我說我不去，並宣告：第一我沒有什麼甲肝；第二我要開始寫畢業論文；第三我還要找工作，很多同學都已經活動了。但那位滿臉橫肉的老軍人和充滿微笑的小護士爭先恐後的說，這是對我好。我們是國家的棟樑之才，學校要保護好我們的身體健康。說完那小護士就毫不客氣地抓起我的臉盆，把毛巾，牙膏，牙刷通通塞了進去。抱起來就走。在他們強大的攻勢下，我不得不投降，收拾了一些東西和他們一塊下樓，鑽進了一輛麵包車。我想到醫院看一看，然後找機會逃出來就是了。
汽車起動了，把我們帶離了學校。雖然平時我對這個沒有綠色的校園無甚好感，但這一次卻居然對它產生了些眷戀之情。我多麼想留下來，在我的陋室裡進入我思想的世界。我不知道要去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那裡不可能有哲學。汽車朝城裡駛去，拐了幾道彎，終於來到了一個部隊醫院。這是一個院落。我們進去之後，看到了幾個小平房。它是傳染病區，也就是我們要住的地方。
這裡的醫生和護士來了，說要我們安心治病。我們隨後住進了其中幾間病房。每間不大，四張鋪著洗得發舊的白色床單的病床，佔據了其主要空間。我們把行李放好之後，馬上就接受了一系列的身體檢查。這次檢查的規模是我從與醫院打交道以來前所未有的。他們動用了一些最先進的儀器裝置，對我們全身內外進行仔細的搜尋，看是否能發現甲肝病毒以及其它方面的病症。我記得光驗血一項，護士就採集了我們身體好幾個部位的血，除了手臂之外還有手指和耳輪。這倒使我們對這個醫院不能等閒視之了。
在檢查初，我還是有些恐懼，生怕自己被發現除轉胺酶偏高之外，還有一些什麼潛在的可怕病症。當人們不知道自己得了某種病的時候，不會覺得自己已經病了。一旦人們知道自己患了某種疾病的時候，這些疾病的病症就會突然地爆發出來。在檢查完之後，我的心裡倒踏實了一些。我想這樣也好。如果我有病，那麼就及時地去治吧，不能諱疾忌醫。我和病友們只是焦急地等待這次系統檢查的結果。醫院分管我們的負責人說只是有問題，但不說明究竟有什麼問題，甚至也沒有明確地說肝臟是否有問題。我們這些肝病嫌疑者成為了一個抽象的有問題的人。
經過了最初的檢查，我們就開始服用一些藥片。內行的同學說，這些藥片只是助消化，易睡眠和保肝之類的玩意，壓根就不是治療什麼甲型肝炎的。除了定期的檢查和每天早中晚吞掉床頭櫃上護士放好的藥丸之外，我們就是吃飯睡覺。
吃飯是我們期待的美妙時刻，但每次的期待都化成了失望和痛苦，這是因為醫院的飯菜極其糟糕，比研究生院的數量和質量不知差多少倍，病友們戲稱為豬狗食。我們抗議也沒用，他們說病人的伙食本身就是如此。我們真想用那硬梆梆的可以砸死人的饅頭，把那些師傅們也砸得頭破血流，讓他們躺到病床上，去嚐嚐當病人的滋味。
每天的熄燈睡覺往往是一個難受的時刻，無聊彷彿黑夜的沉重顏色襲擊了我們。我們必須很早上床，值班護士在走廊上踱步監督我們。但我們這些年輕學生實在很難入眠，只好躺在病床上東扯西拉，講講自己的經歷和聽到的奇聞異事。時間一長這種故事也沒有了，即使有也沒有太多的刺激性。於是我們的話題又回到了現實，對於它我們只有咀咒。在這裡我們如同生活在監獄裡一樣。我們對醫院的痛惡轉換成了對於醫生和護士的謾罵，並不禁指名道姓地罵了起來。正罵的時候，值班護士推門而入，說大家太不像話，居然還敢罵她。我們也不服輸，把她轟了出去，懷著勝利的快感大笑起來。
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無事可做。大門緊鎖，我們無法外逃，只好在院內東遊西蕩。但院內又沒有什麼可看的，我們只好回到病房內。那裡沒有電視，也沒有報紙，有的病友只好到值班室把報紙偷了過來。這樣我們就可以如飢似渴地閱讀那些早已過時的新聞。幸好我自己當時帶了幾本哲學書，可以躺在床上慢慢閱讀。但在這種惡劣的心態下，那些黑色的字元彷彿長了翅膀，它們像蒼蠅一樣從自己的視野中飛了出去。
住了一段時間後我們覺得自己就是病人，因為我們已經過了一段病人的生活方式，於是疾病和死亡等問題都隱隱地壓在我們的心頭。有一天，幾位病友發現我們旁邊的幾間病房搬空了。後來他們在食堂裡聽到議論，說那裡原住了幾個晚期肝癌患者。這些病人已經死了，他們的屍體已運到太平間去了。護士們正在對那些病房進行清理消毒。
聽到這一訊息後我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原來自己是在與死亡為鄰。但願死亡的幽靈不要飄到我們的病房裡，更不要飄移到我的床上。我的同室的病友們都為這可怕的訊息而感到畏懼。誰都可能被這厄運襲擊，只是遭受的時間，地點和方式不同而已。這樣我們更希望瞭解自己患病的真實情況，更想知道這一段時間治療的效果如何。但醫生和護士沒有給予我們明確的答覆。我們仍然是一些抽象的有問題的人。
由於醫院一直不告訴我們是否是真正的甲肝患者，我們與他們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起來。有一天一位同室病友起床時準備服藥，但發現由護士分發的白色藥片上居然爬著兩個黑色的大螞蟻。本來病人肝火正旺，這無異於點燃了導火線。那位病友馬上就大喊大叫起來，拿著爬著螞蟻的藥丸走到值班室。
我們也非常憤怒，跟著他一起要弄個明白。那位值班護士說她分發藥丸的時候並沒有發現螞蟻。它也許是後來爬上去的。但我們堅持認為，不管螞蟻是什麼時候爬到藥丸上去的，護士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醫院的負責人聞訊也來了，批評了護士，並勸我們要心平氣和，回房間休息。那位值班護士後來板著一副死臉，給那位倒黴的病友更換了藥片。
住院快一個月了，我們既沒有覺得身體有什麼病變的感覺，也沒有什麼恢復健康的感覺。我急切地想回學校。這時我想起了那水泥蓋起來的四合院，我的斗室，我的溫暖的床，還有我書桌上的檯燈，以及那開啟的書本和那鋪開的稿子。至少我也想出去呼吸一下沒有藥味的空氣，看看那藍色的天空和白雲。過了一個多月，醫生說我們治療好了，學校要派車接我們回去。我們趕快收拾東西準備回家。
這時那位受到領導批評的護士來到我們病房，說我們全是一些傻瓜，被賣了還以為到外婆家去了。然後她喋喋不休的說，
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感染什麼甲型肝炎病毒。學校害怕意外，就將我們送了過來。醫院只是為了賺錢，因此就將我們關了一個多月。
到了這最後時刻我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醫院從來不告訴我們的檢查結果，也怪不得我們平時總是吃一樣的藥，幫助消化和睡眠。到走時，我們不禁對那位護士充滿了好感，儘管也會把她和兩隻黑色的大螞蟻連在一起。
我們回到了學校。這時上海和全國的甲肝流行風波已經終止。人們對我們這些消失了一個多月的甲肝嫌疑者又投來了溫暖的目光。有的還明知顧問說不知道我們這段時間到哪裡去了，氣得我恨不得揍他一拳。我恢復了往日的生活。同學們和我又在宿舍裡相互串門，在吃飯的時候也混在一起排隊。但是我的心裡仍然留有陰影，不能抹去，甚至刻骨銘心。
我曾作為肝病嫌疑者遭到人們的輕視和敵視，同時我作為一個住院者過了一個多月監獄般的生活。這都使人思考，我們應該在何種程度上尊重一個人，尤其是尊重一個病人？
本文作者系武漢大學哲學教授，著有系列學術專著“國學五書”（《論國學》、《論老子》、《論孔子》、《論慧能》、《論儒道禪》，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與發行）。本文圖片來源網路，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