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以後，學校與系裡的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學校某些部門的負責人更換了位置，而哲學系的系主任在住院期間也莫名其妙地被免職，被另一個在學術上毫無建樹的副教授取代了。系開始在許多方面調整方向，但可以明顯地看出，有些人借時局的變化佔據了制高點，實行一種非正義的幫派策略。凡是他一派的就拼命地抬舉，凡不是他一派的就全部打壓。在這種情況下，有些青年教師對哲學系非常失望，不辭而別。另一些暫時沒走的人也在考慮是否調離哲學系。至於那些因為種種原因而不能離開的失意者，只能見面發發牢騷。
我也屬於那種想走而走不了而只能發牢騷的人。我之所以想走，是因為我在武漢大學哲學系實在呆不下去了。我感到自己已陷入到由一些地頭蛇所編織的魔網之中不能動彈。我過去在比較武漢與北京時，就非常喜歡北京的海闊天空，那裡任何人只要憑藉自己的能力就可以突現出來。如果人在某個地盤被打壓的話，那麼他就可以逃離到另一個地盤上去東山再起。但武漢卻不行。
就哲學而言，只有武漢大學有一個哲學系，其它地方都沒有專門的哲學研究機構。雖然有的單位也有一些哲學研究人員，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阻擋武漢大學的強大力量。因此在武漢大學被某一幫派欺壓之後，人們簡直沒有出頭之日，甚至沒有訴苦的地方。當時我是多麼懷念北京啊。我自己有些後悔。如果我現在還在北京的話，那麼我正在享受我的自由，我也許就是北京學術思想界天空的一顆不容人忽視的新星了。但我如今自身陷入了武漢大學哲學系，被那些在道德上和學術上都十分低劣的人壓得喘不過氣來。真是見了一個大頭鬼。
八九年初評定職稱的結果經過一段時間的中斷之後，終於在八九年底正式宣佈了。從得到晉升的名單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那些校系負責人的弟子們都得到了提升。而我仍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助教。這一職稱與我在當時國內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極不相稱。一九九零年我去浙江金華參加全國青年美學會議。到會的有些人已經是教授和副教授，大部分也是講師了。這些職稱都極其醒目地印在他們的名片上。我不僅看到他們向我伸出的熱情的雙手，而且也看到了他們滿面春風的笑容。
我告訴他們自己還只是一個助教，且只好在大笑中掩飾自己的羞愧與憤怒。他們都不相信，以為我在騙他們。當他們相信我說的是真的時候，都口瞪目呆，認為這太荒唐了。他們說我即使當一個教授也是不過份的。但這種同情甚至是恭維沒有任何意義。按照學校的規定，助教與講師，副教授與教授的出差開會的乘車，住房，飲食和補貼都是分等級的。在會議期間，主辦人也因此行事。教授和副教授們坐進了小麵包，而講師助教和工作人員同坐國產大轎車。
我知趣地坐進了國產大轎車裡，嘲笑這種等級制汙辱了學術思想的尊嚴。正當開車時，主辦單位的一位負責人卻把我拽下車，把我塞到小麵包裡去。另外我的住房也變更了一次。開始我入住的是不帶衛生間的三人合住的房間，後來那位負責人也是連陪不是，把我換到了一個帶衛生間的兩人間。總的說來，我討厭那種非正義的等級制。雖然會議主持人強行將我由低等級升為高等級的措施似乎給了我一種心理補嘗，但我對武漢大學給了我一個助教的位置依然憤憤不平。
我在職稱上所受的打壓不過是我在武漢大學受到打壓的一個方面，但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這個道理很簡單。人們最慣常的理性都可以推斷，你是助教別人是講師或者是教授，這就意味著你的學術思想研究水平比別人差。如果你比別人差，那麼在一些所謂的公平競爭中失去了資本，你必然失敗，別人也必然勝利。這一效應是可怕的，它使低者更低，高者更高。因此在申報副教授失敗之後，我在武漢大學經歷了一系列的打擊。
本文作者系武漢大學哲學教授，著有系列學術專著“國學五書”（《論國學》、《論老子》、《論孔子》、《論慧能》、《論儒道禪》，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與發行）。本文圖片來源網路，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