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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上海 | 李暘 第569位一席講者

一直喜歡“一席”,常被一些精彩的分享刷爆朋友圈,沒想到第一次來現場聽演講,自己也是講者。每一位講者都是一個有趣的靈魂,一個跨界的奇蹟。品味著彼此的人生故事,感嘆,思索,喝彩。

榕樹根的演講影片在一席推出後,短短几小時就收到那麼多真誠和認真思考的留言,令人感動,網友們的個人捐贈也開始進來了。感謝大家對鄉村教育的關注,對榕樹根的支援!

——榕樹根創始人 李暘

一席·上海 | 李暘 第569位一席講者榕樹根兒童教育 2018-03-24

榕樹根的孩子們

李暘

大家好,我是榕樹根創辦人李暘。我想用自己過去八年所做的事,跟大家分享一個關於陪伴成長的故事。

故事得從上世紀90年代初講起,那時候滇緬邊境的景頗族村寨裡,有好多人家的全家福裡都會亂入一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他叫樂安東,來自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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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前,27歲的樂安東還是萊頓大學漢藏語系的研究生。他為了尋找一個語言學的空白做自己的博士研究課題,選定了景頗族的載瓦語。1991年還沒有手機和電腦,他就扯著一張地圖到處詢問,終於找到了雲南德宏景頗族聚居的村寨,在那裡住下來開始研究。

他是當地人見到的第一個外國人。他一進村就開始折磨村民,到處問,問得特別細。他把景頗族載瓦語的每一個語音語法都詳細地記錄,一點一滴地去收集,自己摸索每一條語法規律,有點像在一個黑屋子裡從頭去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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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十年過去了,他完成了1700頁的大部頭《載瓦語語法和詞彙》。這屬於博士論文沒剎住閘,寫出這麼大一部書。最後安東也因為這個研究獲得了萊頓大學頒發的最高榮譽博士學位。

2007年的時候,安東變成了我的老公。我們倆因為荷蘭大使館組織的一個活動在北京朝陽公園偶遇,此處就省略一個一見鍾情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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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記得他剛見到我的頭兩分鐘就說了兩件事,一個是說他自己的繪畫和音樂創作,想在北外辦展,因為那時候他在北外當荷蘭語教授。第二件事,說自己是一個一不小心出生在荷蘭的景頗族。

那時候我還沒去過雲南呢,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丫頭。我畢業於外交學院國際法系,做過跨國公司的律師,也做過國際環保組織的傳播總監。

我當時還挺滿意我的工作,很驕傲,沒有想過換一個行業,但是安東老是念叨著他的景頗老家。直到2009年春節,我才第一次有機會跟安東一起來到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一個滇緬邊境上的景頗族村寨裡。

我根本沒有想到,兩年之後我會把北京的房子退掉,把全部的生活家當打包成37個大箱子寄到這裡來定居,更沒想到會跟景頗族結下一生的不解之緣。

景頗山寨比我想的還要美,到處都是綠的。那些老奶奶看見安東來了就像看見自己打工的兒子一樣,說回來了,吃飯呀。小孩子們見到他就找他來玩,跟他們的爸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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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一句載瓦語都聽不懂,鄉親們聊得很嗨的時候,我就坐旁邊等安東給我翻譯,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們那種濃濃的人情味。

安東說你也挺喜歡這兒吧。我說是呀。他說我有點想來這邊定居,蓋一個竹畫室,每天上午創作,下午就去小學裡面教教孩子。聽著就挺浪漫的。

我說好啊,要真能這樣也不錯,我也可以自由職業,要想回北京就回北京住一段,反正在這開銷很低,也不用去掙特別多錢。當時就這麼一想一說,還沒想過怎麼樣能實現。

當地的孩子們跟我熟了以後就喜歡帶我去江邊或上山去玩。他們都是捕魚高手,山上什麼野果蘑菇都認得,知道哪個有毒,哪個特別好吃。我過敏體質,一次爬山被毛毛蟲蜇得整個胳膊全腫起來了,一個小女孩就趕緊採了一堆草藥,抓進嘴裡嚼,然後給我敷上,等到下山的時候我的胳膊已經好了。

我帶著一些孩子畫畫、讀繪本,感到他們的色彩感是那麼好。我特想為他們做點事,發揮他們這些天分,可在設計課程的過程中我偶然發現,這些小孩加減乘除和拼音都不怎麼會,我才驚訝地知道好多孩子在學校都是所謂的差生,上課不聽講,不完成作業,愛逃學,經常惹老師生氣。

我原來沒有想過這些情況會這麼大面積存在、會這麼多。這麼聰明的孩子怎麼會是差生呢?

山寨裡沒有幼兒園。上一年級之前他們不會漢語,他們要先學漢語,然後很快又要用漢語學數學,根本跟不上。學習漸漸地成為一件很打擊自信的事,好多孩子沒上完小學和初中就自己決定不念了,資助他也不行,減免學費給他錢都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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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孩子告訴我了一些心事,是一些家庭的傷痛吧。好多父母不能陪伴在孩子身邊,他們實際是孤兒的狀態。

我其實每次從山裡面陪伴完這些孩子出來再到縣城,心情都很複雜。因為會看到好多染著五顏六色頭髮的少年,比我剛陪伴的孩子大不了幾歲。他們叼著煙,拿著酒瓶,在網咖和夜場裡面遊蕩,一身酒氣,騎著摩托車呼嘯而過。這些東西都讓我寢食難安。

有一天晚上我跟安東幾乎聊了通宵,我說我可能沒辦法就這麼回北京,轉回身去當作沒看到這些,把孩子們忘掉。我說我覺得我在國際環保組織工作這麼多年,畢竟有一點公益資源,我好像有能力也有責任要為他們做一點事情。

回到北京我就開始到處張羅,跟祥林嫂似的,開始跟人家到處講,說我們要用最適合山裡孩子們的教育,幫他們找到自我,但好像大部分人都聽不懂,只有少數的朋友明白我在說什麼。企業和基金會看著我都很茫然,所以我懶得說了,我們就先拿自己的積蓄出來做吧。

姚建俊老師貢獻他的建築設計給我們的時候,絕沒想到他後來還做了很多超過工作範圍以外的各種施工指導。我們當年在沒有施工經驗的情況下,就這麼貿然地把山挖開了,也真是夠不知死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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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想到後來我們的預算超支到把積蓄全花光了,還欠了銀行好幾十萬貸款。我們經歷過雨季施工的危險,經歷過黑工頭卷錢,打過官司、工地鬧過事、丟過東西,經歷過各種各樣的曲折,此處又省略一個國貿白領成長為合格包工頭的故事。

最終經過艱辛曲折的18個月,我們和志願者,和鄉親們,和工人們一起,蓋成了這座房子,當時還叫榕樹根兒童活動中心。這個大活動室既是圖書館也是電影院,既是舞蹈房也是畫室。上面有我跟安東的臥室、辦公室,一層還有志願者跟孩子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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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開始這只是活動期間,家遠的孩子破例偶爾住一下,結果沒活動的時候孩子們也挺喜歡約著小夥伴來這玩,有時候專門約著來住。那個小眼神讓你覺得,就是你一允許他們就好開心,所以那就住吧。結果就越住越多,也越住越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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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隨時會來,來了自己做飯,自己鋪床,就像在家一樣。我們也沒別的要求,通常都會準備足夠的食物和被褥,只是要求他們要自己收拾乾淨,自己打掃整理,但這個初期真的不容易做到。

孩子們管這叫榕樹根之家。他們做了這塊牌子掛在我們門口,會感覺這好像是他們真正的心靈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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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過去了,有200多個景頗族孩子把這裡當成一個共同的大家庭。每年大年初五是老營員聚會的時間,像是一個家庭團聚。

我特別想約那些已經長大出去打工的、平時很難見面的,只在QQ群、微信群裡活躍的這些孩子,讓他們能夠真的回來看看。想看看他們還好嗎,在外面打拼有些什麼不容易,大家互相訴說和彼此支援一下,看看榕樹根還能給什麼幫助。

我的工作選擇、事業選擇一直都比較遵從內心,從來沒害怕過換一個行業會失敗。這得感謝我的爸爸媽媽,他們都是搞石油化工出身的工程師。從小我就記得他們工作特別忙,但是總是會盡量地抽出時間來,認真地陪伴我。這給我非常足夠的安全感,這很重要。

他們也一直鼓勵我去嘗試沒做過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都覺得失敗也沒什麼可怕,就重新再來嘛。但是這次的嘗試還是有點超出他們倆的承受範圍了,畢竟我把北京挺好的工作辭了,和安東一起搬遷到雲南的大山裡住,還創辦一個公益專案不停地花錢,我的親朋好友大部分都覺得我好像瘋了。

因為總有沒有預約的訪客會突然到來,遠的近的,各行各業的各種各樣的人,都要問一些一樣的問題,所以我們在榕樹根之家門口不得不貼了這麼一個告示,解答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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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幾百上千次地跟人家解釋說:

——對,我們不影響孩子正常上課,是課外活動機構;

——不是每天來,只是週末和寒暑假,週五去接他們,週日又送走;

——200多個孩子不是每週都全來,都是週末輪著來的,每週只有三四十個孩子;

——他們來自附近的15個村寨,現在有5個老師照顧他們。

大家還經常問的是你的錢從哪來?我們會解釋,我們是公益組織,一部分資金向公益基金會申請專案款,然後也上網眾籌,都是公眾的愛心捐款。籌資不足的時候,我們自己做兼職來貼補。

那跟孩子不收費?不收費,還得資助他們,有的還管吃管住,拿這當家一樣。

那你真的就是不為掙錢嗎?對。

再往下的問題就比較恐怖了。你的動機是什麼?馬上就得說,我不是人販子,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搞傳銷,不是邪教,我們也不是間諜,堅決擁護黨和政府,不想顛覆國家。

有時怎麼解釋都沒用,人家就問你最終是為什麼?就為了這些孩子能夠好好地成長,能闖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來呀。那最終呢?最終就是這個村寨也越來越好啊。那你自己呢?我自己就是想做成這個事業呀。然後就死迴圈了,所以解釋不清就不解釋。

我們最後就說,那要不您留下跟我們住一段時間就明白了。不過最有效的村寨公關還是派安東出去喝酒,村民不會理解我們講的這個教育理念,但是喝著喝著就熟了。他們的孩子也受益嘛,反正久了就覺得這倆人看著也不像什麼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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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樹根的第一批孩子是怎麼來的呢,是我們跟營盤小學合作做暑期夏令營,校長在喇叭裡一喊,說有外國老師和北京的姐姐來帶你們玩。那時候第一次因為好奇心被吸引過來的孩子,八年以後到現在大部分都還跟我們在一起。

所以其實學習要用孩子覺得好的方式去學習。我們一直髮現他們對學習的恐懼感很強烈,就想辦法包裝得像玩。我也沒學過教育學,但是我就很願意觀察和研究孩子。

我發現孩子們喜歡在行動中去學,好像幹講沒什麼用。因此我們的方式就是,打破所有學科的分科,根本不提語文數學那些讓他們害怕的詞。然後大混齡,從學齡前到十七八歲的大孩子常常放在一起,在一個活動中共同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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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有家庭的氛圍,比較像哥哥姐姐帶著弟弟妹妹,比較溫馨,沒有什麼恐懼感。對孩子也是無條件地接納,允許他們不學習,可以隨便玩,直到你心裡癢癢,想跟著別的同學一起做事、一起學習為止。這樣你就需要把東西做得格外有趣去“勾引”他們。

而且我也相信教育無處不在,生活中到處都是教育。比如說廚房裡面掛一個廚房神,就是因為景頗族他們是信仰萬物有靈的,很多家裡四處供奉著鬼神。我們發明一個廚房神是為了教同學們在廚房裡面的各種飲食規則,包括營養均衡、互相禮讓,都成了廚房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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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木偶戲是因為當時孩子們都特別膽小,不想參與進來,而木偶戲裡面總有各種各樣的活動,你不想表演你可以動手做,總有你的角色。這些木偶戲講述的故事是景頗族自己的傳統的動物寓言,是從老人那裡收集來的,孩子們居然也是聽安東說才第一次知道。

這裡面有一半的孩子沒有像以前那樣,在火塘邊聽過自己的爺爺奶奶講這些故事。所以我們讓孩子自己做小編劇、小導演,把自己民族文化的東西又重新改編,排成木偶戲。道具、佈景,還有燈光、音響都是他們自己做的。最後我們邀請村民們來當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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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做一本書,是因為孩子們怕書,他們見的第一本書大多是小學一年級的課本。小時候在家裡沒有城市孩子的條件去讀別的書,家長也不給他們讀,所以書在他們的概念裡就是一個逼你學逼你抄、很恐怖的東西。

我第一次說咱們看書吧,結果一抬頭人就全不見了。等他們發現我翻開的是一本立體書,裡面跳出來城堡,或者是彩色繪本的時候,他們才又重新圍過來。

這個夏令營,我們要求做一本關於自己的書。你不是怕書嗎,你會不會自己做一本書、寫一本書?他們不敢。但是十天以後,每個同學都精心設計,縫製了一本關於自己的書。在這個過程裡面主要是教會孩子們去探索和思考我是誰,我要什麼,如何能更好地去接近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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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畫也一樣。越小的孩子越不怕拿畫筆,都很喜歡。反而大的孩子會說,老師,我不會,我畫得很醜,你會笑我的。然後畫到一半就把畫揉了。所以畫畫沒有強調技法,我們一開始就告訴他繪畫就是隨意地表達,創造獨一無二的色彩和形狀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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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們長大一點的時候,課程也在隨著他們一起長大,因為他們需要面對人際交往,總是那麼害羞不行。所以我們開始辦遠方的小夥伴夏令營,跟北京的國際學校去合作。

這些遠方的夥伴不瞭解山寨,我們給景頗孩子一個小嚮導、小主人的角色,讓他們帶著這些哥哥姐姐坐拖拉機去趕集,教他們做景頗菜,帶他們去登山,保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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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都很會幹活,大家一起為村裡修路、砍甘蔗,佈置村寨的牆面,美化環境。短短6天的夏令營結束的時候,雙方的小夥伴已經難捨難分,很多孩子多年之後都還保持著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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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都特別怕數學。我的發小李垚曦,她是世界魔方冠軍,曾經保持過一段吉尼斯世界記錄。她把魔方的教學方法的公式改造成了一些小故事和順口溜,就很適合教給孩子們。

當我們開始跟孩子拿出魔方的時候,孩子就著迷這個色彩。當他們學會了,能在兩分鐘左右快速地復原六面魔方的時候,再告訴他們這裡邊一些幾何的道理,告訴他其實這也是數學,你看你能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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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營是集結了一批年齡各異,但是英語基礎基本都為零的孩子。我們設定了一個看似不可能的任務目標,要求他們6天之後學會六首英文歌,能夠自我介紹,能夠看懂一段英文的尋寶指南。

他們都不相信,說根本不可能,但是我要求他們配合,按我們說的做。我們在全浸泡的環境裡設計了無數遊戲和各種套路,用盡了辦法,在6天之後,他們都實現了目標。這個時候孩子們都好興奮,都high翻了。

我跟他們說,我知道你們回去不會複習,可能很快就會把這些單詞句子都忘了,沒關係,我只要你們記住此刻的感受。因為英語營不是學英語,只是告訴你人不要給自己設限,那些你認為的不可能,經過努力和好方法,都可以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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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長大,可怕的青春期就到了,木偶戲和英語營就根本hold不住他們了,所以街舞隊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他們要酷的,那就給他們酷的。

街舞隊的男孩也是景頗刀舞隊的主力,現代的東西跟他們自己民族的東西毫不矛盾,都可以完美地結合。而且他們還可以產生美妙的融合和創造,創作自己的景頗街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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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景頗族應該是最後的獵人了,因為自然山林越來越少,但是每個景頗男孩還是習慣性地拿起彈弓去打鳥。我們的觀鳥課就告訴孩子,放下彈弓,拿起望遠鏡和相機,這些鳥可以一直存在在自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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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也是他們的長項,他們的身體特別靈活矯健。但是在專業登山訓練的那半年裡,他們學會的不是登山技巧,而是團隊合作、時間意識和對危險的體察和防範,還有不離不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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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們再長大的時候就該走出去看看了,因為早晚要外出工作,他們需要把外面的世界裝在心裡好好地去思考和理解,也需要把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2015年做北京遊學的時候,主題就叫第一次走出大山的小藝術家,把他們作為整個事件的中心。

我們邀請了幾百個社會各界的賓客參加孩子們的畫展和影展。為了開幕式的這場展演,孩子們自己準備了十多個節目。很多朋友都跟我們說,我以為我是來做慈善,幫助大山裡面的弱勢群體,但是看完他們的展演,他們對歌舞的那種熱情,我覺得很受震撼,生活裡的困難好像都不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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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遊學後面的行程大部分都是跟未來的職業教育準備有關,讓他們提前看看夢想中的職業在現實中是什麼樣子。比如跟藝術家一起畫畫,去跟樂隊的音樂人聊聊工作,去跟專業的街舞社、街舞老師們去交談,或者是瞭解海洋館馴獸師是什麼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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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要準備走出去了,這可不是容易的事,因為景頗大山裡的生活法則和邏輯跟城市裡是那麼不一樣。景頗人通常是通知九點,結果到十點半還沒出門,這個叫景頗時間。

孩子們人際交往的邊界也是:一個村的人大家互相拿東西用著都不算什麼,但是這在宿舍裡就招人煩了。所以我們會用戲劇模擬的辦法模擬好多場景,甚至比如未來他們可能在城市裡遇到的誤解或者是傷害。

比如人家常常說“你這麼黑是從哪兒來的呀”這樣的話,或者是“聽說你們都特能歌善舞,跳一個給我看看唄”。說者無心,但是對他們是很大的刺激,我們都提前用戲劇表演給演出來,讓他能夠承受,能夠知道怎樣去面對,甚至包括了各種騙子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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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也是特別重要的。他們要出去職業教育之前要知道一些兩性相處的法則,關於怎麼樣才能追到心儀的異性,關於怎麼樣才能夠拒絕那些不想發生的性行為。這是模擬在酒吧“互撩”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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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了之後就到該出去學職業技術的時候了。用了一年的時間跟孩子慢慢地去規劃瞭解自己想要學的職業,自己的興趣愛好,還有根據家庭現實情況是否急迫就業等等,幫他們選一個最適合的專業、最適合他學習的職校,或者是直接上崗實習的單位。

每年十個,選送這些孩子去昆明、成都、北京各個地方,去學習專業技術。他們有的會成為未來的美髮師、健身教練,有的是大廚、汽修師,還有導遊和幼師、繪畫設計師,各行各業都有。

何勝磊就是我們榕樹根的御用美髮師了,每到假期的時候,全部老師和同學的頭髮都是他剪的。

鄧社言已經在昆明的健身房就業了,當了一名專業的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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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這些年我們做了什麼呢?我們是給了孩子一個媽媽想要給他的全部。因為有爸爸媽媽陪伴的孩子不會感覺到,但是沒有父母陪伴的話,幾乎每一個小細節每一個環節都是缺失的。他們就像我們培育的一個小苗,會因為某一個缺失突然遭受霜凍,就折掉了。當你發現有一個重大的缺失的時候,只能硬著頭皮補上去。

為什麼他們的爸爸媽媽不能陪伴在身邊呢?在過去的60年裡,從火塘織錦到現在的智慧手機,景頗族就像電視劇快進播放一樣,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可能幾百上千年的快速發展的歷程。

年輕人心理會遭受很大的挑戰,現代社會進不去,傳統的生活也回不去。在你特別失望沮喪又失戀、失學、失業的時候,如果你生活的環境正好是靠近緬甸邊境,有廉價的毒品,這種時候就特別容易做出愚蠢的選擇。不光是毒品,還有酒精、賭博這些東西。

其實在各個地方、各個少數族裔原住民地區,比如美國的印第安人等等,都會有相似的問題,只是不同的表現形式。

當這些孩子們遇到挫折的時候,是需要有人給他疏解的,不然他就會受原生家庭的影響,學著家裡的人將手伸向酒瓶和毒品,讓不良的狀況不斷地代代傳遞。

我們很想在中間做一個阻隔,雖然知道力量非常微小,但也在嘗試。

在榕樹根的夜空裡總是飄著很多沉重的心事,爸爸被抓了,哥哥復吸了,媽媽傷心地忍受不了就走了,再也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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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這些心事的時候,孩子們通常是憋在心裡不會說的。因為在村寨的環境和在學校都沒有什麼機會去談論這些,就好像一切不存在,孩子也會若無其事的在發生事情的第二天就正常地去上學,嘻嘻哈哈,像沒事一樣,你就覺得他好堅強。

但是這些東西淤積在那裡是不會自然消散掉的。到了青春期,壓抑越重的孩子越會有嚴重恐怖的爆發,他們會經常做出明知道是最差的選擇。所以我們經常有談心會,就是大家一起說出自己的心事,產生一個共情,互相支撐和理解。

有時候是一對一的談話,有時候孩子會說得非常非常地沉重,不想說下去。但是這樣的釋放其實都是好過壓在心裡,有時候他們只需要一個傾聽的人。

我們做這個教育也不是為了把什麼高大上的東西壓在他們身上,我們是想保留景頗族大山之子的野性,讓他們成為更好的自己,到底什麼是更好的選擇其實是孩子自己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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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教育的困境在哪裡?我想說所有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已經不能叫困境了。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就有目共睹,校舍也建得越來越好了,教師的工資也提高了。即便是水平還有限,我也相信會逐漸地培訓得越來越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難在短期之內解決,就是留守兒童問題。城市化程序還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父母都湧到城市去打工,鄉村的創業還很難提供給他們足夠的工作機會,所以大量的孩子是缺失父母陪伴的。

我覺得這是中國鄉村教育最大的困境,因為它是結構性的。那怎麼改變呢?

其實我們只是做過一些嘗試。街舞隊的這一群小土匪們,我們是從小認識的,知道他們都是生龍活虎很有創造力的一群孩子。可是在青春期的時候他們學習跟不上,在學校也沒有什麼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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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爾蒙的作用下,基本上是一聽到打架就兩眼冒光,經常打完了就是一半在派出所一半在醫院,這樣子下去總是不行的,總是為害一方。

在我們發現他們特別喜歡跳街舞之後,就給他們成立了街舞隊,然後還到處去找街舞老師,終於輾轉聽人介紹找到了刀瑞老師,他聽我們講了很多這些事情以後一言不發。

我還剛想說給他籌一些課時費,可能不多,但是您別嫌棄。結果刀瑞老師手一擺就說,李暘老師,請你給我一次機會,讓我不為錢教舞。那以後的一年半,他和二十多個宏舞社的小兄弟們就都當志願者,經常來榕樹根,每週末風雨無阻往返三個小時的車程來教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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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也很爭氣,從來沒見過他們這麼認真。課前就來等著,課後非常努力地練習。他們現在也上過很多的大舞臺了,北京宋慶齡故居的展演,上海電視臺的錄製現場,還有成都世界街舞大賽中國區的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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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實他們心裡面最最珍重的還是村寨的舞臺。很多家裡過婚禮、進新房,還有春節的時候,都喜歡邀請他們去演出,他們就成小明星了,忙的時候還得排檔期呢。我們發現了他們驕傲的轉變之後,就給他們辦了一個“金盆洗手”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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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孩子其實是很想在鄉親們面前證明自己,揚眉吐氣的。金盆洗手,發表洗手誓言,基本上都說我要去戒菸,少喝酒,不再欺負別人,不打架。也有人說出自己的夢想,要當街舞老師,要做生意,當老闆,還有一個孩子說我想把我們的村寨建設成一個沒有毒品的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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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街舞老師不用再過來的時候,他們就自己練習,並且還能教小弟弟妹妹們,他們也成了街舞老師。但是長大不容易,即便是金盆洗手之後,還出過好多事。

孩子們在不良影響之下經常有反覆和曲折,但是街舞隊這樣一個成長共同體的意義,不僅是讓他們說了就做到,更是為了讓孩子們成為一個不離不棄的團體。每當有一個孩子做傻事的時候,兄弟們會把他拉回來,不讓他墜落。

另一個孩子的故事。珈楓是從小就非常突出的一個小學霸,她爸爸媽媽對她也很好,家庭也很幸福,想把她送去怒江一個重點學校學習,脫離不好的環境。可是她小學剛畢業,12歲就要獨立去遠方求學,要獨立生活,一下從班裡的前幾名到了最後一名。

她第一次考到零分就很傷心地給我打電話,說怎麼都追不上那些功課,覺得好孤單,沒朋友,很想回來。父母就會說,你怎麼那麼不堅持,我們那麼努力才把你送去的,再堅持一下。她也無法跟父母說明白,自己遇到了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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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一年之後各種努力地違反校規,終於成功地被開除回來之後,她整個人都是頹廢的,嘻嘻哈哈,不想面對真實的問題。我們給珈楓很多角色,包括讓她當舞蹈隊長,包括髮現她喜歡做服裝的時候發給她縫紉機和彩布,有的時候也會坐在一起長談很久很久。

漸漸地,珈楓就從自己善於做的事當中逐漸找回了自信,又變回了原來那個古靈精怪又快樂的珈楓。她的領導力也蠻強的,帶著同學們做了好多事,包括她想要帶著女孩子們一起成立景頗服裝工作室,把景頗傳統服飾放在網上賣。

珈楓因為執著地追求藝術夢想和工作室的公益創想,獲得了聯合國婦女署頒發的女童行動獎。現在珈楓考上了雲南藝術學院附中,就讀於昆明。在她家裡的牆上到處都是繪畫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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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幅珈楓的近作,她自己闡述的創作意圖是,“目瑙示棟和犀鳥可以算是我們景頗族的圖騰了,把我們凝聚在一起。那些美麗的罌粟花,卻是奪走景頗族靈魂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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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個大廚在昆明學習有成,其實才是高一放暑假,他們就迫不及待地想向鄉親們展示自己的成果。於是就自己策劃了一個宴席,做了五六桌去款待鄉親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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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很緊張,前一天就各種做預算,去採購準備,當天累得滿頭大汗,生怕奶奶們覺得不好吃。結果當他們把精美的擺盤和一些新式的菜品端到桌上的時候,很多奶奶都熱淚盈眶。

有一個老奶奶舉起酒杯跟我們說了好多話。她平時從來都是沉默寡言的,這一次她就像發表一個演說一樣,她說,如果不是你們在這兒,這些孩子早成了大煙鬼,他們就會像我的兒子一樣,現在還住在牢裡面。

奶奶其實不識字,一句漢語也不會,她沒上過學,但是她比很多上過許多學的人都更懂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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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大家不應該對它有偏見,因為教育是實用的,為生活而服務。我們的職業教育計劃還被省教育廳列在他們政研報告的優秀案例裡面。

我們能夠長期有效地幫助孩子,也是因為有許多許多的志願者,不斷地在對孩子進行各種各樣的心理支援。非常感謝150多位散佈世界各地的志願者,實地或遠端地為我們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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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翁也是跟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了三年的景頗族同事,他還在我們的公眾號上開了一個專欄,用非常個人的視角去講述景頗的各種故事,講得非常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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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創業就像逆水行舟,非常地艱難,但是我們希望廣大的公眾看到公益人的時候,不要嘲諷,或把他們當成怪物,其實他們就是機緣巧合下做了一些自己的人生選擇。

我們每個人可能不一定有機會去全職做公益,但其實公益就是每個人做一小點。也許是支援一個公益組織,也許是花時間做志願者,也許都沒有,但只是轉發和關注這些孩子真實的需求,真正尊重他們,而不是去消費他們,就足夠。

仰望星空的時候我們一直覺得未來還是很有希望的,因為像婦兒工委很多政府部門都已經看到鄉村孩子、留守兒童需要陪伴這件事情。國家已經開始在各地去興建類似的兒童之家了。我覺得我們用了八年時間跟這200個孩子積累的第一手的案例,是可以給很多很多同行、給各地做鄉村教育的人一點啟發的。

當初我們決定離開北京來這裡做這樣一件事,不就是因為被孩子們的笑容打動嗎?我們想把孩子們這種笑容一直留下去。如果這麼好的孩子後來變得不快樂了,學壞了,我覺得那是全社會對他們共同犯下的罪。

一席·上海 | 李暘 第569位一席講者

寒門貴子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討論,因為穿越社會階層從來都是很困難的事情。我們幫助榕樹根的孩子不是想讓他們都出人頭地,而只是想讓他們按照自己想的方式去生活,能夠主宰自己的生活。

我想說如果他們有什麼不一樣,那就是無論生活對他們再殘忍、再荒誕,他們都有本事報以一個微笑。榕樹根的孩子還在長大,故事只能越來越精彩,未完待續。

一席·上海 | 李暘 第569位一席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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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本書作者劉莉莉已將全部版稅捐贈給榕樹根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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