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有兩個厭世的人（一男一女）碰巧同時坐在我的對面。
兩人一字一句地一致表示，他們的生活毫無意義，他們“不再對生活抱有任何期望”。
不知為何，兩個人的觀點似乎都是對的。
然而，事實與之相反，我很快就發現有什麼東西在等著他們：對男人來說，有一項未完成的科學工作；對女人來說，有一個住在國外的、似乎遙遠而無法觸及的孩子。
從這個角度來說，正如我們評價康德時所說的那樣，“進行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是有幫助的。這是一個180度的概念轉變，在認同了這一點後，問題就不再是：“我能在生活中期待什麼？”而是：“生活對我有什麼期望？生活中有什麼任務正在等著我呢？”
如果你覺得生無可戀，覺得日復一日的生活沒有意思。
你可以轉變思路，由“我能在生活中期待什麼？”轉變為：“生活對我有什麼期望？生活中有什麼任務正在等著我呢？”
現在我們也明白了，歸根結底在於，生命意義的問題沒有用正確的方式被提出。
如果以一般的方式提問，我們就會發現：不是我們被允許去問生命的意義，而是生命在提問，在把問題指向我們。我們是被質疑的人，是必須回答的人，我們必須回答生命中不斷出現的問題與基本的“生活問題”。
生活本身意味著被質疑，而我們所有的回答都只不過是對生命的迴應，對生活的負責。
——《生命的探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