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聖母院失火被焚，全世界人民為之揪心、痛惜，畢竟，這是我們這一代人親眼看到人世間傳承千年的文明象徵，以一種非常令人痛惜的姿態毀滅在我們面前，悲傷、嘆息的心情自然可以理解。
但是，在現如今環繞在我們周圍頗為魔幻的民眾語境裡面，巴黎聖母院著火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讀為是當年法國入侵清政府，燒燬圓明園的報應。只能說這是大眾的一廂情願，在主觀上臆造了一個似乎全知全能的道德法則，對於世界一切的不公正都會有冥冥之中的報應在其中。
不過，頗為值得注意的是，民眾語境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不管是將其與歷史罪行牽扯到一起，還是站在前者的對立面，對於諷刺著的批評，情緒化和歷史語境複雜化是這次討論中不容忽視的地方，而且我們就此讓然可以非常驚訝的發現，百年前倡導思想啟蒙、追求五四啟蒙的先賢，他們筆下口誅筆伐的歷史，再一次上演了。
1921年12月，魯迅在北京《晨報副刊》刊載、後被選入他的小說集《吶喊》中的名篇《阿Q正傳》，塑造了一位精神麻木、愚昧平庸的阿Q形象，他所擅長的，無非是精神勝利法。魯迅筆下的他，充分顯示了那一代集權制度下權力對人的壓抑和異化。
而所謂的精神勝利法，其實質無非就是以想當然的方式為自己鼓勁、打氣和勸慰。當年魯迅再寫這部小說的時候，自然可以想見，它是將這一心態放置於被批判的語境下，小說主人公阿Q也是魯迅著力批判、諷刺的物件，正如魯迅所言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魯迅將文藝創作和文學視為對社會推動作用的利器，他早年的棄醫從文的經歷也被解讀為從思想上醫治國民。既然是“醫治”和“改造”，那麼這種國民性、思想性自然有他不可取的地方。
然而對於當時偌大的中國來說無數底層民眾要做到怎麼樣才能不成為魯迅諷刺挖苦的物件呢？在極權統治時期，民眾基本生存都難以得到基本的保障，受到教育和文化薰染的機會自然也是少得可憐，僅從識字來說，恐怕魯迅筆下被諷刺的那些人物，他們大多數都是一字不識的，或者說即便他們識得幾個字，也難以跳脫出當時就有的思想格局。
所以，對於有著良好家庭經濟背景、出國留學背景的魯迅來說，這些從思想上對於同胞思想的批判很容易做到，但是對於民眾而言，這些似乎帶有啟蒙性質的文字卻天然的將他們和啟蒙者隔開了，他們無法與魯迅在同樣一個層面上進行深層次的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魯迅小說的影響力，在底層民眾那裡，是缺乏必要的存在土壤的。
而且現在魯迅在當代語文教學中不斷被削弱，更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種割裂性。魯迅當年在阿Q身上寄予的批判性並沒有很好的傳達到民眾那裡。而這次巴黎聖母院著火，一部分人的心態其實和阿Q精神勝利法沒有什麼區別，他們在主觀上塑造了一個完美的世界，有過錯的一方會受到懲罰，沒有過錯的一方終於看到這種懲罰的發生。
但是這種報應說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客觀存在的依據，只是能從精神上獲得安慰，僅此而已。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到底為什麼在巴黎熊熊的烈火招致部分國人異樣心態，會讓很多人感到不合理，甚至批判？
這其中，我想蘊含了一個非常深刻的邏輯悖論。加入我們對於當年入侵圓明園的盜匪和燒燬圓明園的人物口誅筆伐的話，那麼我們在天然上就順從了這樣一個邏輯，他們是不尊重人類文明的強盜。至少從他們的心態上來講，當年到中國打砸搶燒的英法聯軍在一定程度上顯然將一個文明應該有的姿態和對另外一個文明的尊重拋之於腦後了。
但如今，遠在大洋對岸、臆想著“天道好輪迴，蒼天饒過誰”的普通民眾，在某種程度上，不也是對人類文明漠視和不尊重的人麼？
看似處在正義一方的人們，透過對於另一件壞事的拍手稱讚，終於變成了我們當年要批判和反對的人。
當年破壞者懷著不尊重過往和歷史的心態燒燬了圓明園，而現在網際網路上的鍵盤俠又在自己的頭腦世界中完成了對於盜賊的模仿和再現。
正如當年在法國討論死刑廢除之時，一位律師所說的那樣：
當一個母親的眼淚匯入了另外一個母親的眼淚的時候，你們覺得正義就實現了麼？
同樣的，這樣的邏輯也適用於當下對於巴黎聖母院和圓明園的討論：
當一個古老文明的成果悲催之時，難道我們要透過對於另外一個文明的毀滅，才會感到些許的安慰麼？
我認為不是這樣的，也不應該這樣。
實際上，如果真正的拿當時民眾對於圓明園的態度以及和巴黎聖母院來對比的話，我想情況未必如我們想象中那樣。
有好事之人提出當年法國轟炸敘利亞，提出難道他們的文明就比敘利亞要高尚麼？我認為不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到底是什麼造成了人類文明的浩劫？是什麼造成了那些被毀壞和摧毀文明的劫難？
我認為這一切可以歸結於人類對於文明的重視程度，也就是說，真正毀滅一個文明的，不是他自身力量的強大和弱小，而是來自於那些對於文明和藝術輕浮的態度和思想，對於文明和藝術漠視、冷淡的想法。
當然這次巴黎聖母院著火事故，其原因還不能歸結於是對文物重視程度的缺失所導致的。但是縱觀人類其他文明的浩劫，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4月4日，《南方週末》官方媒體平臺刊登了一篇名為《聊城、大同、洛陽等被通報，誰將首次告別“歷史文化名城”？》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國，著重探討了當下社會各地在發展過程中，文物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關係，文物保護在各地的實際工作中以一種複雜的姿態呈現在我們面前。
“拆舊建新”是很多文物遭到破壞的原因之一，但是這其中恐怕既有對居民生活條件的改善，也和當地有關部門的對於文物保護的漠視有關。韓城文化古建群中“古城與寨堡雙重軍事防禦體系”這一歷史文化名城中的孤例在“拆舊建新”中消失不見了。
如果“拆舊建新”在一定程度上說是為了發展經濟、提高經濟實力，那麼我們一開始歸結文物被毀壞的邏輯就出了問題。
提到屈辱歷史，我們總會想起一句話：
落後就要捱打。
所以，前進和發展被視為是理所當然。但如今，那些打著前進和發展旗號的保護行為，到底真正保護和發展文物了麼？為什麼在現代一個強國體制下，仍然做不到對於文物的保護和杜絕破壞呢？
強盛的實力固然有資本去保護文物，但是從觀念上、思想上對文物的冷漠、對文化藝術的不看重，才是導致這些文物被毀壞的原因。
歷史不容遺忘，但是歷史也需要發展看待，在一個缺乏珍重文藝態度的國家和社會里，即便是最璀璨的人類明珠，也終將敵不過被毀滅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