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電影《狙擊手》，不由感嘆：
又是一部非典型的張藝謀作品。
這幾年，年逾七旬的張藝謀不僅十分高產，更難得的是始終持有突破自我的意識。
同《一秒鐘》《懸崖之上》等作品一樣，這部電影有意識地剝離他一貫擅長的華麗繁複的視聽奇觀，迴歸敘事本身，追求簡約克制的美學風格。
同時，作為他和女兒張末聯合執導的抗美援朝題材作品，影片從題材、敘事到人物等諸多方面都構成了對以往國產戰爭片的創新。
這種創新，似乎可從“微觀”、“硬核
”
與“青春”三個關鍵詞進一步展開分析。
顯微鏡下的戰爭
國產戰爭片，尤其是主旋律語境中的戰爭片，總有宏大敘事與史詩書寫的執念。從上世紀90年代的《大決戰》系列到近年來的《建國大業》《長津湖》等，對“大”的喜好徘徊不去。多線敘事、複雜人物與恢弘場面構成的全景式書寫，似乎是這類影片的標配。雖然近些年來我國戰爭片的微觀書寫越來越顯著，例如《八佰》聚焦小人物、《金剛川》描畫區域性戰鬥等，但像《狙擊手》如此執著於“小”的，似乎還鮮見。
《狙擊手》的“小”體現在三個方面：小事件、小空間、小人物。影片不力圖呈現戰爭全貌，而是聚焦戰爭區域性，全程圍繞中美兩支狙擊小隊之間的遭遇戰展開敘事。同時，這場遭遇戰又被創作者安排在一個儘量排除外界因素干擾的限定時空中。於是可以看到，在山坡工事的狹小空間中，十幾位正反人物你來我往、鬥智鬥勇。這就使得影片的微觀特徵更濃郁，而且也成為一部典型的“三一律”電影（“三一律”是戲劇創作原則，指故事的行動、地點、時間保持一致），給人以強烈的舞臺感、戲劇感。
此外，影片自始至終沒有政治領袖、戰場將帥等大人物的身影出現，而是著力刻畫劉文武、大永、亮亮等普通年輕戰士的群像。張譯飾演的連長算是片中最高職銜的人物了，但也只是首尾匆忙露面，充分展現了其“打醬油”的本色。
可以說，電影《狙擊手》截取了歷史的瞬間與戰爭的區域性，它搭建起一個近乎封閉的舞臺空間，讓一群小人物在其中閃轉騰挪，釋放光芒。在歷史書寫中，宏大敘事與個體敘事總是充滿對立緊張的兩種敘述方式，前者追求整體、普遍、抽象的歷史敘述；後者追求微觀、個人、具體的歷史敘述。電影《狙擊手》顯然並不試圖建構一種抽象的整體性歷史，而是關注個體的命運，關注此時此地具體而鮮活的生命體驗。收斂宏大史詩的野心，告別概念說教的老路，真實的人和歷史才立得起來。
穩準狠的敘事
《狙擊手》的另一亮點，在於穩準狠的硬核敘事。創作者去繁從簡，有意剔除附著在故事周圍的各種枝蔓，把重心放在講述一個嚴密而純粹的型別故事上。
在一個幾乎沒有外部因素介入的限定時空裡，如何調動內部各種元素製造戲劇衝突，非常考驗編劇的技能。電影《狙擊手》中，除了朝鮮小孩和美國援軍之外，影片全程都是藉助偵查員亮亮等內部各種要素編制衝突。創作者在對決方式上不斷翻新花樣，將這場勢均力敵的高手對壘描述得緊張刺激、扣人心絃，讓觀眾時刻屏氣凝神。同時，影片還有效利用我國士兵唱軍歌、美國士兵說中文等片段，形成了張弛有序的節奏感。除了朝鮮小孩的現身以及中年大永的旁白略顯突兀之外，很難找到敘事邏輯與節奏方面的漏洞。
同時，《狙擊手》的敘事很純粹。這種純粹在於它很少有敘事冗餘、拖沓煽情、故弄玄虛。敵我之間的對決如電光火石、一招制敵，毫不拖泥帶水。即便是抒情段落與象徵符號的營造，也都首先服務於敘事。例如片中五班士兵連唱三遍志願軍軍歌的場景，並沒有給人以強行抒情之感，這是因為這一行為首先是出於拯救昏迷亮亮的合理動機。更難得的是，三遍軍歌之間又有不同層次，從第一遍喚醒戰友的單純行為到最後提升到精神層面的感染共鳴，過渡自然而動人。片中的鐵勺意象、點名儀式等也是高度融合在劇情裡。三次點名儀式，不僅與彼時劇情走向緊密貼合，同時也深入探討了個體與集體的關係：鮮活的個體構成了集體，堅固的集體容納了個體，二者間應當是融洽互動的關係。
如果將《狙擊手》的型別敘事放到國產戰爭片或主旋律的脈絡中，可以看到它似乎代表著一種主流價值與型別敘事融合的新階段。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有主旋律、娛樂片、藝術片三足鼎立的格局，以至將主旋律狹隘地視為一種片種。這種三分法在很長時間裡限制了國產電影的觀念與創作。近年來，許多主旋律創作有意識地引入明星機制或型別元素，其中大部分尚且是在主旋律的基礎上加以商業化改造。《狙擊手》的做法則是首先做好一部型別片，在型別化基礎上注入主導意識形態或主流價值觀，這或許是未來更多國產電影的發展方向。
青春與中國的激盪
除此之外，電影《狙擊手》還洋溢著濃郁的青春氣質。影片以戰爭片與青春片雜糅的方式，展現了一代青年人的熱血與犧牲，構成了青春與中國的相互激盪。
影片是典型的雙主人公設定：班長劉文武作為文武雙全的導師在前半段是核心人物，愛哭的大永則在他犧牲後接替成為主角。如果從青春片的角度來看，影片實質上講述了愛哭莽撞計程車兵大永如何在班長劉文武的指引下、在經歷戰友犧牲的血淚淬鍊後成長為一名堅定果敢的戰士的。難能可貴的是，影片在有限的時空中描畫出了英雄成長的軌跡，呈現出了可信的人物弧光。
更重要的是，影片的青春抒寫與現實中國構成了跨越時空的呼應。片中，除了班長劉文武之外，其餘士兵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這群年輕人“只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屍還”的精神面貌，與那個時代的國族命運緊密勾連，那是青春中國的生動彰顯。當今天的青年們面對銀幕上這群既是父輩們、也是同齡人的無名英雄們時，很難不受到精神的濡染。而如果將《狙擊手》中敵我對壘的戲劇化空間與當下全球狀況相勾連，又隱約可嗅到一絲政治寓言或現實指涉的意味。這或許是影片的深意所在：用過去的青春熱血凝聚今天的價值認同，以青春與中國的激盪來應對國家民族的未來命運。
作者| 李寧
編輯|陳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