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明代茶人而言，茶寮不是簡單的場所，它被賦予更豐富的內容
“茶寮”原指僧寺的飲茶場所，後來隨著茶飲的發展，其意義也漸漸擴大，泛指飲茶的小室或小屋，也可指品茗的環境和場所。
晚明之時文人品茶喜歡在幽靜的小室，他們往往自築茶室茶寮，隱於其中細煎慢品。如文震亨在《長物志》中說：“均一斗室，相傍山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
一般來講，明人的茶寮主要有兩種，一是專室式，一是書齋式。無論哪種形式，都比較注重茶寮內部的舒適、雅緻、幽靜、潔淨等。
專室式茶寮，即指專門另闢一室作為品茗吸飲之處。晚明名士李日華說：“潔一室，橫榻陳幾其中，爐香茗歐，蕭然不雜他物，但獨塵凝想，自然有清靈之氣來集我身。清靈之氣集，則世界惡濁之氣，亦從此中漸漸消去。”這種高遠清靈的追求被認為是專室式茶寮的代表。
另外，許次紓在《茶疏·茶所》中也提到了設定茶寮的地點選擇、寮內爐灶、茶几等的佈置，及各種注意事項。他認為：“小齋之外，別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閉塞。壁邊列置兩爐，爐以小雪洞覆之。止開一面，用省灰塵騰散。寮前置一幾，以頓茶注茶盂，為臨時供具，別置一幾，以頓他器。旁列一架，巾脫懸之，見用之時，即置房中。斟酌之後，旋加以蓋毋受塵汙，使損水力。炭宜遠置，勿令近爐，尤宜多辦宿幹易積。爐少去壁，灰宜頻掃。總之以慎火防燕，此為最急。”
書齋式茶寮，一般是文人書房案頭的茶所，用以誦讀之餘消遣、會客，所謂“左圖右史，茗碗薰爐”是也。
明代書齋茶寮的記載鮮見於專門的茶學專著，倒是別記中有較多的記錄。如“人生最樂事，無如寒夜讀書，擁爐秉燭，兀然孤寂，清思徹入肌骨。坐久，佐一歐茗，神氣宜益佳”，“晚歲築書室於西溪，耳環以竹檜，日徜徉其間。客至，則焚香煮茗，治具相飲，壺椅筋詠以為樂，雖久而弗厭也。室中所蓄，惟經史子集及百氏之書”。
明代茶文化相當發達，茶寮形式也絕不僅僅以上兩種所能包含，但就一般文人而言，大體如此。
對於明代茶人而言，茶寮不是簡單的場所所能概括的，它往往被賦予更為豐富的內容，正如吳智和先生在《明代茶人集團的社會組織—以茶會型別為例》中所總結，“茶寮對於茶人，有以下五層意義：一、陶冶性情的養心齋，二、探究茶事的實驗室，三、志同道契的演法堂，四、當代茶法的講習所，五、嗜茶客友的品茗會。”
雖然唐宋時期也注重品茶物件的選擇，但人們一般僅言及茶客之人品、修養，明人則不僅對茶侶茶客的身份地位、心性修養給出了詳細規定，而且對茶客人數的多寡、茶童等也有特殊要求，這無疑是明人在藝術品飲之路上發展進步的表現。
在品茶環境中，人是其中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明代茶人又往往愛將茶品與人品並列，認為品茶者的修養是決定品茶趣韻的關鍵。田藝蘅在《煮泉小品》中說：“煮茶得宜，而飲非其人，猶汲乳泉以灌篙獲，罪莫大焉。飲之者一吸而盡，不暇辨味，俗莫甚焉。”煮茶得宜，而在明人看來，確定精行修德之人為茶呂后，參與品茶之茶侶、茶客人數之多寡也大有講究。
屠隆《茶說》中認為：茶灶疏煙，松濤盈耳，獨烹獨嚷，故自有一種樂趣。又不若與高人論道，詞客聊詩，黃冠談玄，緒衣講禪，知己論心，散人說鬼之為愈也。對此嘉賓，躬為茗事，七碗下嚥而兩腋清風頓起矣。較之獨嚷，更覺神怡。
有適當的飲伴固然可以參禪論道，但是人又不能太多。張源《茶錄》說：“獨酌日神，二客日勝，三四日趣，五六早曰泛，七八日施。”他們認為品茶時茶客不宜多，人數多了就缺乏雅趣，遠離品茶的真趣。這在明代是一種比較進步的觀點。
古代茶人也深諳“看客下菜”的道理，許次紓《茶疏》中稱：“賓朋雜沓，止堪交錯獻籌；乍會泛交，僅需常品酬醉。……客若眾多洩高精，姑且罷火，不妨中茶投果，自出內局回口認。”即在賓朋紛至沓來之時，僅堪飲酒作樂，若客人眾多，則宜罷茶組頂而設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