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經這樣評價一個女人：“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這其中的“她”便是魯迅先生的第一任妻子，一個在這個世界上生活了69個春秋，卻孤獨地度過了41年的漫漫歲月的女人——朱安。
朱安與魯迅
“門當戶對”的婚姻
1878年，朱安出生於紹興城一戶姓朱的商人家。雖不是大富大貴，但也是傳統人家，家境殷實。逐漸長大的朱安懂得禮儀，性格溫和，待人厚道。
1899年，透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朱安與一名周姓前任官員的長孫魯迅定了親，雖說周家已家道中落，經濟拮据，但是仍舊是紹興的體面人家，這樁婚姻算得上門當戶對。
彼時，魯迅正在南京一間新派學堂唸書。又過了兩年，本該成婚的魯迅拿到了赴日本留學的獎學金。朱安本就比魯迅大三歲，如此一來，便成了“大姑娘”了。但是出洋留學是個難得的機會，就這樣，二人的婚期又耽誤了幾年。
接受了新思想新教育的魯迅早將辮子剪去，身穿西服，得知自己的未婚妻是個小腳女人，便透過他的母親，向朱家提了要求：一是讓朱安放腳；二是送朱安進學堂讀書。他希望朱安能夠提高自己的學識，擴大自己的思想範圍，兩人婚後能夠有共同話題。
在長輩們看來，朱安懂禮儀，守規矩，燒得一手好菜，針線活也很好。儘管目不識丁，卻為人謹慎，性格溫柔，根本不需要做任何的改變，朱安也這樣認為。
“弄巧成拙”的新娘
1906年，魯迅正在日本開始他的文學活動，忽然收到家中來信催他回家，說他母親病了。待魯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鄉，才知道這是一場騙局，他們只是想讓他回家與朱安完婚。
婚禮完全是按舊的繁瑣儀式進行的。魯迅裝了一條假辮子，從頭到腳一身新禮服。本以為魯迅會劇烈反抗，但是他沒有，司儀讓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
新娘的花轎來了，從轎簾的下方先是伸出一隻中等大小的腳，這隻腳試探著踩向地面，沒成想轎子太高，一時沒有踩在地面上，新娘的繡花鞋掉了。這時，一隻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腳露了出來。原來新娘特意穿了一雙大鞋，在裡面塞了好多棉花。本想討好新婚丈夫的朱安，結果弄巧成拙了。
從這一天起，朱安開始了她悲劇的一生。魯迅對這場婚姻從失望變成絕望，第二天就去了書房睡覺，三天之後，便返回了日本。朱安不知所措，她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唯有魯迅的母親認可這個傳統的女人。
1909年，魯迅從日本回來，在杭州一所學校任教，偶爾回家也是看看母親，和朱安還是很少有交流。對於他們夫妻二人冷淡的關係，魯迅的母親希望他們生個孩子或許可以緩解。朱安的回答既坦誠又無奈：“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
有人曾探究魯迅與朱安多年來是否有性生活，魯迅曾說的一句話：“夫妻間wife多年也僅僅一兩次”，如果這裡的“wife”代表夫妻生活的話，那就很容易理解朱安一生無子的孤苦生活了。
希望破滅
1923年，朱安隨著魯迅到北京生活，朱安開始照顧魯迅的衣食起居，但是她與魯迅每天只有早中晚三句日常對話，除此之外，他們很少進行溝通。
在魯迅面前，朱安有著說不出的自卑感，她一直想討好魯迅：想知道魯迅想吃什麼，就觀察他的剩菜；有客人到來，她就端茶倒水，來去無蹤；照顧魯迅母親的時候，就挑一些軟的易消化的東西煮，但是朱安好像從未打動過魯迅。
得知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同居並生下海嬰，朱安終於心灰意冷了。她說：
“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兒一點兒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
但是朱安很快振作起來了，作為魯迅的名義上的妻子，大先生的兒子就是自己的兒子。她堅定了“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的信念，真誠地為魯迅老而得子心生歡喜。自此之後，朱安繼續履行自己的義務，那就是侍奉婆婆。
孤獨終老
1936年，魯迅去世，七年之後，魯迅的母親也去世了，朱安最後的一絲依靠也沒了。沒有謀生能力的朱安只能靠著周作人、許廣平以及魯迅好友多方匯錢接濟。
她經常是一碟蝦油小黃瓜，碟子旁邊放著醃製過的辣椒，有時候是一碟醃白菜，一小碟黴豆腐。這些就是她配著硬邦邦的窩窩頭吃的。
隨著社會動盪，物價飛漲，許廣平的接濟也中斷了。在極度困頓之下，朱安聽從周作人的建議，打算變賣魯迅藏書。一時間，原本幾乎被社會遺忘的老太太成為了新聞熱點，人們紛至沓來，規勸、譴責她。
這個隱忍了一輩子的老人情緒激動的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儲存，要儲存。我也是魯迅的遺物，你們也儲存儲存我！”
1947年，朱安孤獨地去世了，身邊沒有一個人。生前她曾找人代筆，給許廣平寫信，表明自己想要與魯迅先生合葬。後來，她獨自葬在了西直門的保福寺處，沒有墓碑，她還是沒有回到魯迅身邊。
如果說朱安的一生是“守活寡”一點也不過分，她不斷地放低姿態，期望丈夫有一天能夠看到自己，垂憐自己。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堅持是毫無用處的，她那被封建禮教束縛的思想早已註定了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