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字元亮，名潛，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以其隱逸高行，以及開一代詩風的田園詩而著稱於世，《詩品》評其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性好酒，在被人們稱作“實錄”的《五柳先生傳》中，他曾自稱：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貧飢並不是其所困，困在無酒以“銜觴賦詩，以樂其志”。且對其而言，死亡也並不可懼，可懼的是生時貧而無酒，陶淵明在《擬輓歌辭其一》中說： “千秋萬歲後， 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可懼的是死後有酒而不能嘗，在《擬輓歌辭其二》中說：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
陶淵明之飲酒、愛酒，固然與酒作為飲品，導人入勝的魅力不無關聯，亦是魏晉名士風潮所致。自建安鄴下飲宴風流始至正始年間，竹林七賢已把飲酒放達作為一種精神生活方式，多為時人效仿，酒成了名士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即如王孝伯言 “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即是能喝酒、讀書為文即可稱為名士。而隨時風之變，名士飲酒至兩晉與前代又有所不同。西晉名士飲宴更注重世俗物慾、名利的追求，金谷集宴可為其代表。而東晉偏安一隅，士人多不纓事務，飲宴追求的是閒適高雅的情懷，故更注重精神的享受，蘭亭雅集可窺其端倪。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從這段《世說新語》中的記載可見，當時人們論酒多是從其帶來的獨特精神感受入手。而陶淵明飲酒多率性隨真，頗具風神，是發展到東晉的名士風流代表人物。《宋書·陶淵明傳》中有多段文字記載了他的飲酒趣事與率真風度：
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側久，望見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陶淵明之愛酒、飲酒，“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還把酒寫入詩中。建安多公宴詩，雖則以稽康、阮籍等為代表的竹林七賢以飲酒為其生活方式，但可惜的是酒詩並不多，兩晉文人多公宴詩，少個人飲酒詩。陶淵明則是第一位大量創作飲酒詩的詩人，正如蕭統《陶淵明集序》所論“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其留存有詩餘首，而飲酒詩則達首，是魏晉乃至六朝創作飲酒詩最多的詩人。其創作的“自娛”性，使得詩作少功利偽飾，是其退隱耕種生活懷抱的真實反映，所以蕭統論其酒詩“寄酒為跡者。”陶淵明飲酒詩數量不僅多且成就極高，是陶詩的傑出代表，其真而淡的藝術特色，更是開酒詩之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