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緣起
2005年，我博士畢業後，入職南方一所極為普通的二本院校——廣東F學院，當了一名教師。十四年後，翻看保留的學生名單，我驚訝地發現自己教過的學生達四千五百多名。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藉此接觸到一個群體，看見一個群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漂浮與命運。
隨著十幾年和學生大量、瑣碎的交往，以及對他們畢業後境況的跟蹤，我深刻意識到，二本院校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國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勾畫出了中國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
在大眾化教育時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但只有少數人能進入光彩奪目的重點大學，更多的則走進數量極為龐大的普通二本院校。
就我所教的幾千學生看，他們大多出身平凡，要麼來自不知名的鄉村，要麼從毫不起眼的城鎮走出，身後有一個打工的母親或一個下崗的父親，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務農、養殖、屠宰、流動於建築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點小生意，是他們父母常見的謀生方式，和當下學霸們“一線城市、高知父母、國際視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鮮明對照。
儘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他們身處的大學並不起眼，但對於有機會入學的年輕人而言，他們可能是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是寂寥村莊的最亮光芒和希望。來到繁華的都市後，他們對改變命運的高考充滿了感激，並對未來小心翼翼、躍躍欲試。
他們進入大學的路徑，完全依賴當下高考制度提供的通道。在應試教育的機制裡，他們一律經過了緊張的課堂教學、題海戰術、千百次考試的淬鍊。
在一系列嚴密的規定動作中，他們被刪削掉一部分個性、血性、活力，以標準答案為突破口，從高考中艱難突圍，就這樣一步步來到大學校園，來到我的課堂，並在不知不覺中養成溫良、沉默的性子，以致面目日漸模糊。
作為教師，透過無數的課堂觀察和見證，我深感這個群體經過嚴苛的刷題和排名競爭，加上就業的焦慮和現實生存壓力的逼近，業已過早透支了他們生命的能量，削減了青春的銳氣，以致呈現出某種漠然的生存狀態，其思考力、創造力，已在殘酷的考試進階中悄然磨損而不自知。
他們的去向，更是在嚴酷的擇業競爭中，有著觸目可見的天花板。根據我的觀察，在中國大學的層級分佈中，不同級別的大學，學生的去向對應著不同的城市。頂級大學對應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點大學對應的是一線城市、省會城市，一般大學對應的是中小城市、鄉鎮甚至鄉村。
一層層、一級級，像磁鐵吸附著各自的隱秘方陣，乾脆利落，並無多少意外發生。在當下的社會格局中，任何群體若要跨越不屬於自己的城市和階層，需經歷怎樣的內心風暴和艱難險阻，只有當事者知道。
作為二本學生，他們剛踏進校門，就無師自通地找準了自己的定位，沒有太多野心，也從未將自己歸入精英的行列。
他們安於普通的命運，也接納普通的工作，內心所持有的念想，無非是來自父母期待的一份過得去的工作。畢業以後，他們大多留在國內基層的一些普通單位，毫無意外地從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作為教師，我對世界的安全邊界的認定，來源於對學生群體命運的勘測。二本學生作為最普通的年輕人，他們是和腳下的大地黏附最緊的生命，是最能傾聽到祖國大地呼吸的群體。
他們的信念、理想、精神狀態，他們的生存空間、命運前景、社會給他們提供的機遇和條件，以及他們實現人生願望的可能性，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也是決定一代人命運的關鍵。
多年來，在對學生畢業境況的追蹤中，負載在就業層面的個人命運走向到底和大學教育呈現出怎樣的關係，是我追問最多的問題，也是本文竭力探討的一個核心問題。
但我知道，我既無法透過窮盡物件的學理式寫作獲得答案，也無法透過嚴絲合縫的推理來尋找結論。唯一能夠依仗的，不過是十四年從教生涯中對學生群體的持續觀察，以及從師生之間的長久聯絡、觀照中所獲得的感性認知。
透過開啟有限的個體命運，我發現，他們的生命故事竟能驗證自己的某種直覺，並透過這種直覺幫我找到一種理解時代的可靠方式。
我知道本文無法提供整體性的觀點，不過呈現了“個體見證個體”的生命景象，但我不能否認，正是具體的生存境遇，讓我意識到中國普通青年群體在時代的洪流中某種必然的遭遇和突圍的可能；我亦不能否認，正是鮮活的個體生命，豐富了我對年輕人的認知和理解，稀釋了此前對這個群體常見的曲解和成見。
迎接新生
2006年6月16日，在原來經濟貿易系文秘教研室的基礎上，學校決定成立財經傳媒系。我當初之所以進入廣東F學院，也是因為學校要申報新的專業——漢語言文學。作為第一個中文博士，透過人事處的招聘資訊得知，我實際上是以申報新的專業“急需人才”的名義而入職的。
說是財經傳媒系，但因為師資的百分之九十以中文背景為主，依託的專業也是漢語言文學，在沒有獲批新專業以前，實際上就是中文系。
2006年，新成立的財經傳媒系開始招收第一屆本科生，我在給全校學生上公共課的同時，終於擁有了一個在本系上專業課的機會，並且在第一屆新招的兩個班中，被系部書記安排當062111班的班主任。
2006年9月16日，是新生報到的日子。一早，我就按學校的規定，履行一個班主任的職責，去迎接新來的學生。天氣還不錯，我穿著軍綠色套裙，穿梭在人流中，心裡湧動著第一天上課般的激動，對即將到來的新生充滿了好奇。
開學第一天，學校的人氣極為旺盛，繁忙的接新生車輛來來往往，將來自廣東省各個地方的孩子，拉到了學校青年廣場上方的空地上，各個系部的迎新桌子一字排開，一張張新鮮、略顯緊張的臉龐在桌子周邊環繞。
我留意到班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那天報到的方式完全不同，印象深刻的有幾種：
其一，一個女孩的爸爸找我反映，說是看過學生宿舍的情況後，發現沒有空調，感覺條件太差，問我能否到校外給孩子租房住。他的妻子，大波浪的捲髮，臉化著濃妝，年輕、光鮮也時尚。
她跟隨丈夫，一言不發，揉著紅通通的眼睛，怎樣也擦不淨冒出的淚水，彷彿女兒住進沒有空調的集體宿舍，即將面臨一場地獄般的痛苦。女孩看起來極為單純，面對父母對我的諮詢，眼神閃爍而茫然失措。
其二，一個男孩，眼神堅定，行李簡單，很明顯沒有父母的陪伴。我後來注意到，送他來學校的，是一個比他大幾歲的哥哥，因為長得太像，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兩兄弟。
哥哥看起來受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遇到不清楚的事項，也不問人，而是觀察別人怎麼做，然後很快就熟門熟路地處理好了諸如繳費、辦卡、進宿舍等瑣事，一看就在外面闖蕩過，頗有社會生活經驗。
其三，一個戴眼鏡的斯文男孩，陪伴的隊伍最為龐大，不但父母來了，爺爺奶奶也來了。奶奶掛著柺棍，看起來有八十多歲，一臉的幸福，感覺孫子能上大學，是一件特別自豪的事情。男孩淡定、從容，知道我是班主任，很大方地和我點頭微笑。
其四，一個看起來樸實、懵懂的女孩，眼神裡有著不確定的害怕，但又充滿了對大學生活的嚮往，和我目光相撞時，明顯想躲閃，躲閃不過，終於從嘴邊擠出了一些不自然的笑容，略黑的臉蛋，倒是顯得極為陽光。她的父母從裝束一看就是農民，爸爸帶著女兒辦各種手續，媽媽怯生生地躲在樹蔭下守著化纖袋包裹的行李。
開學後，我特意到宿舍瞭解情況。第一個女孩，出生於汕頭，家裡很有錢。她父親是汕頭一家公司的老闆，媽媽的生活非常優裕，保養得極為年輕。女孩很快就適應了集體生活，性格溫和，討人喜歡，與同學相處也融洽愉快，宿舍沒有空調，在她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擔心的事情。
第二個男孩，出生於農村，家裡情況不是很好，但男孩性格開朗，長相英俊，不卑不亢，喜歡也擅長與人打交道。適者生存的準則，在他身上獲得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生活的歷練，讓他無師自通地懂得機遇的重要，在班級的首次競選中，他順利當上班幹部。
有一次我沒帶飯卡，他看到我，直接將我帶到食堂底層，叮囑打飯的師傅給我來一份最好的菜，根本就沒有刷卡收錢。後來才知道，打飯的師傅是他老鄉。
這個男孩適應能力強，做事不死板，內心也沒有太多的規則約束。畢業時，因為找工作，沒有時間好好寫論文，指導老師又急又氣，但面對他的態度，又不能發作，最後只得想盡各種辦法讓他透過。
第三個孩子來自惠州一個教師家庭，父母看起來教養不錯，得知我是班主任，立即邀請我去惠州玩。孩子入學後，各方面都符合好學生的標準，專業功底也不錯，對文學的感悟力顯然超出班上別的同學很多。
但更多的孩子則悄無聲息，恰如第四個家庭中的女孩，在班上默默無聞，唯恐被別人注意，也不願和老師多溝通，到畢業時，都沒有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開班會，我拿到了全班的名單，共五十二人，三十八名女生，十四名男生，全部來自廣東省。
他們出生的時間大多在1987年左右，也就是說，我當班主任帶的第一屆學生，是80後。讓我奇怪的是，班上男女比例如此失衡，我難以想象，一個五十二人的班級，男生竟然不到三成。
而在我念大學的時候，情況恰恰相反，同樣是中文專業，四十六名同學中，女生十二名，不到三成。和教研室老師聊起，才發現，男女生比例失衡早已成為常態。我後來才明白，作為系部第一屆學生，062111班的男生數量，和此後其他班級比起來，已經是非常可觀了。
2007年6月，我開始休產假，錯過了大二第一學期給他們上“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課的機會。考慮到此後課程的安排，為了早點了解他們，在系部專業教師匱乏的情況下，在大一第二學期，我主動要求給他們上“外國文學史”。待我2008年2月休完產假，他們已經進入大二第二學期，此後，我再也沒有機會給他們上專業課程。
透過給他們上課以及日常的接觸，我發現，廣東學生相比我熟悉的湖南、湖北的年輕人，更留戀自己的家鄉。在班上，我隨機做過調查，很少有學生願意離開廣東，到外地念書或工作。
這種執念，和我高中畢業最大的夢想就是離開家鄉、離開父母遠走高飛，構成了強烈的對比。這種反差，既讓我困惑，也讓我著迷。
我突然發現，這種身處異地所帶來的文化衝撞、映襯，除了讓我更好地看清了自己，本身也極為有趣。
我甚至覺得，如果說，來廣東的選擇和留廣州的決定，讓我真正確認了自己湖南人的身份，那麼，062111班孩子的存在，則讓我在這種奇妙的碰撞中，進一步強化了自己內陸人的認同感。自然，“廣東學生”這個固定的群體和概念，也伴隨我的班主任身份，一步步紮根於我的內心。
從2006年入學算起，我目睹他們踏進校門並度過波瀾不驚的大學時光，然後在學校的後山和他們共度畢業聚餐，隨後一直關注他們畢業後的漫長歲月。仰仗資訊時代的方便，透過QQ和微信群的便捷，我隨時都能知道他們的動向。
在虛擬的網路中，有一個小小的空間，依然延續了我作為他們班主任的既定角色。在中國的教育語境中，班主任意味著更多的擔當，意味著一份信任的託付。
儘管大學有專職的輔導員，學生學習上的教務管理及生活瑣事，幾乎不用班主任操心，但對學生而言，班主任始終是他們大學生活中最為親近和隨意的傾訴物件。
在當他們班主任的幾年中，除了和學生不定期的交流，我的一個最核心的任務，就是配合輔導員做一些所謂“後進生”的思想工作。他們逃課，考試不及格，不願意打掃宿舍衛生，反感被迫去聽講座，不認同學校的諸多評價機制，以一種讓輔導員頭疼的方式，保留了凝聚於叛逆氣質之上的生命力。
如何說服這些孩子面對學校的考核，並讓他們順利獲得學位，以應對進入社會後更為死板的基本門檻，成為我最頭疼的事情。我不在乎他們是否能夠獲得優秀宿舍、優秀班級的稱號，但每個學生必須獲得畢業證和學位證，是我對自己班主任職責的基本要求。
十四年來，我突然發現，正是班主任身份，讓我的社會關係中多了一個確定的群體：我的學生。相比公共課上一閃而過的面孔，這五十二個孩子，像是永遠守在一個角落，一旦要和母校建立聯絡，我就成為他們毫不猶豫要找的第一個人。
十四年來，還是因為班主任身份所提供的方便，我目睹了一個群體從學生時代到完全步入真實的社會，並和這個時代產生真實的關聯。我目睹了80後一代，在房價飆升最瘋狂、社會群體分化最嚴重的十年，所演繹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和命運。
我想起給他們上“外國文學史”，講到狄更斯中期和後期小說的主題，充滿了對資本主義和金錢世界的批判；《紅與黑》裡於連的命運，更是引起他們長久的討論。
在二棟五樓的教室，曾經迴盪著一群大一新生對於連命運教科書般的複述和總結：“於連是同社會奮戰的不幸的人。”“於連是受壓迫的小資產階級青年的典型形象，是資產階級個人奮鬥的典型。”“他最終只能是一個為統治階級所不容的平民青年。”
我從來沒有想到，教科書上的內容，一個遙遠時空的故事，竟然會如此貼近他們的感受，並形成對另一個時空的呼應。
他們，如一個個固定的錨點，成為我對國情最方便的觀測。
他們，以一個個真實的生命，成為我對時代最真切的感知。
對照記
從2006年9月16日算起，我已見證062111班整整十二年，班主任的身份，早已成為我丈量自身職業生涯的標尺。2006到2018，恰恰是中國社會變化最快、分化最明顯的十年，在梳理學生命運的時候，我總是忍不住和我大學的同學進行對比。
我得承認，儘管從就業結果而言，兩者之間的差距並不明顯，但若從更為細部的肌理進入，諸如培養目標、培養形式、就業觀念等維度，就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
毫無疑問，我的大學時代和學生的大學時代，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圖景，分屬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主導的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與資源主導的高等教育，兩者差異的原因，顯然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市場經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姿勢，快速登入中國大學所致。
不能否認，我的大學時光，依舊瀰漫著計劃經濟時期理想主義的餘暉，而對062111班及他的同代人而言，展現在他們面前的大學時光，則更多充斥著市場經濟所致的功利、現實、競爭和機遇。
作為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兩個階段的親歷者，聯絡自己做學生的經驗和教學生的過程，我能明顯感到中國大學教育目標的變化。
我的大學時代，教育目標指向的是為集體（祖國或社會）培養“人才”，而到我的學生，卻變成了培養成為找到工作的就業主體，以溫鐵軍老師的話，就是“把人變成資本化的一個要素”。
伴隨培養目標變化的，是身份指認的區別：我的大學時代，哪怕只是一箇中專生、專科生，也被視為“天之驕子”，對農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學常常被視為“跳龍門”，並被國家從人事關係上認定為“幹部”；而對062111班的學生而言，進入廣東F學院這樣的二本院校，並不能給他們帶來太多精神上的榮耀感。
從進入校門開始，還沒來得及感受高中老師曾描繪的美妙大學時光，就被輔導員告知就業的壓力，他們畢業時，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勞務派遣”。
可以說，剛剛卸下高考的重負，就崩上了找工作的弦，整個大學過程，不過教育產業化後被學校鍛造為專業“流水線”上的一個規整產品，並被冠以“人力資源”的工具化表述。
正因為這樣，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大學生，無論國家頂尖的北京大學，還是地方上的岳陽大學，在培養學生上，都首先立足將大學生還原到一個完整的人，注重學生的整體素養和長遠發展，學生既不會被就業綁架，也不會盲目地受制於一些所謂的就業技能，忽略掉更為重要的專業學習。在具體的教學計劃和課程安排上，學生也會擁有充分的自主學習空間，不會延續高中時代的填鴨模式。
以我的經驗為例，我之所以在大學畢業三年遭遇國企改革下崗後，能在短短几個月的備考後，透過武漢大學1999年的碩士研究生考試，依賴讀書再一次改變個人境遇，其背後的根本原因，正來源於我大學時代，利用大量的閒暇時間打下的良好專業功底，也和自己沒有就業壓力，始終懷有從容不迫的心態，堅持個人興趣密不可分。
而到我062111班的學生，隨著就業不確定性的增加，學校為了增加就業的籌碼，往往沒有經過嚴密的專業論證，就增設過多工具性的課程。我的學生，拿的是文學學位，專業方向是漢語言文學，除了上中文專業的課，也要上傳媒方向、甚至經濟類、金融類的課程。
石磊大學畢業時，就因為沒有透過教學計劃中的“高等數學”考試，推遲一年才拿到學位。因為專業培養涉及的學科門類太多，大部分課程只能蜻蜓點水，沒有太多專業含量，學生上課壓力極大。就算如此，為了增加就業的籌碼，他們不得不涉獵更多的資訊，以致修第二學位，成為學生無可逃避的選擇。
放眼望去，大學考證成風，學生無所適從，焦慮迷茫，盲目跟風，被各類考試牽引，根本沒有條件獲得更多閒暇時間，去好好錘鍊自己的專業能力。二本院校的大學氛圍，在極其強烈的就業壓力下，越來越像職業院校。
與教育目標不同對應的，是就業方式的差異。在前面的分析中，我曾提到，讓人欣慰的是，062111班的大部分孩子，透過各種途徑大都較好地安頓了自身生活，享受到了時代夾縫中的光芒。
從整體而言，062111班學生的生存狀況和我大學畢業的班級，相隔十五年，差異並不明顯，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抵達這一結果之前，過程也具有相似性。
對九二中文二班而言，我們獲得工作的方式，主要依賴計劃經濟年代國家包分配的政策。在大學尚未並軌之前，因為入讀比率極低，這客觀上保證了文憑的稀缺性，國家也能從政策上統籌安排大學生的就業去向，個體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天然建立了彼此牢固的關聯，換言之，國家在包攬大學生就業的同時，實際上透過行政的力量，保證了底層家庭透過讀書改變命運的可能。
我大學的九二中文二班，來自普通農家的佔到60%，透過國家分配工作的比例高達97%（只有一個沒有接受統一分配），這從整體上保證了班上成員僅僅因為大學教育，就能獲得較好的生活保障。我大學畢業後，透過統一分配，和同屆的一名男生，進了岳陽市一家大型國企。
當年和我一起分配進廠的四十多名同事，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其中不乏中國紡織大學這樣的行業名校。進入大型國企，在當時的語境下，同樣意味著獲得穩定的生活，儘管工資不高，但能享受到單位提供的住房、醫療、孩子託管和入學等相關待遇，對農家子弟而言，意味著個人和家庭的命運得以真正改變。
而到062111班，隨著教育市場化的推進，他們一入學，就被社會、學校、家庭作為就業的主體對待，“國家”這個宏大的詞彙，在他們的生命中，已沒有太多具體可感的關聯。他們的畢業去向，在“自主擇業”的話語中，早已失去了“國家分配”的兜底和庇護，必須依靠自己和家庭的力量去爭取。
大學畢業以後面臨的生存壓力，諸如住房、醫療、子女教育，都只能在徹底市場化的社會語境中獨自承受，個體和國家的粘連度越來越低，學生的去向，越來越受制於個體背後掌握的資源，底層家庭的孩子，在自主擇業的雞血和市場經濟的赤裸搏擊下，不確定性成為唯一的確定。
對我大學的九二中文二班而言，無論出身如何，只要擁有一個共同的大學文憑，同窗的就業質量相差無幾，但對062111班學生而言，個體出路和家庭情況密不可分，學生的命運，某種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決定。
——事實上，學生分化的開始，已說明了問題。在追蹤062111班學生去向時，我猛然發現，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們見面時，憑直覺留下的幾種初見印象，竟然從整體上印證了他們畢業的基本流向。
我想起那四個孩子，除了第二類依靠極強的社會適應性，憑個人之力在現實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運，彷彿更多受制於一種無形魔力的牽引：
第一個汕頭女孩，父母早就給她安排好了出路，唸書的唯一目標，就是拿到文憑，獲得進入社會的入場券；
第三個惠州男生，也在父母的打點下，一畢業就回家考了公務員，在父母早就買好的房子中結婚生子，無憂無慮；
只有第四個女孩，恰如她在校的沉默一樣，畢業以後，在茫茫人海中悄無聲息，我聽班上的同學說，她做過文員、銷售，賣過保險、做過微商，輾轉換了好幾份工作，也換了好幾個城市，沒有成家，生活也無安穩可言，在各類被敘述為個體命運的話語中，獨自承受生活的考驗。
不可忽視的是，我在隨後多年範圍更大的持續追蹤中，發現這樣的孩子佔比越來越高，他們匯成日漸龐大的隊伍，在我心中形成了一個隱匿而突兀的人群。
他們的第一份工作，以及手頭擁有的那份根基不穩的合約，最大的意義，除了成為學校統計就業率的資料支撐，根本無法成為他們人生錨定牢固的樁基。漂泊不定，是一個群體的真實生存。
正因為九二中文二班和062111班所依憑的時代差異，他們的就業意識，以及面對現實的態度，也迥然有異。
儘管計劃經濟時代的高等教育，更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和集體主義精神的灌輸，在具體的專業教育中，也能給學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學習時間，甚至因為畢業包分配的就業保障，客觀上也保證了學生就業質量的相對公平。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正因為有國家的兜底，那一代人的就業觀念，體現了對穩定性的強烈渴望和對集體、國家的明顯依賴，而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意識，自然缺乏應有的敏感，甚至有一種隱約的排斥，他們的日常狀態，和計劃經濟時代提供的最後穩定構成了一種甜蜜的依附關係。
但到062111班那一批孩子，他們心中早已沒有任何國家兜底的概念，從一入校，他們就接受了自主擇業的觀念，並在多年市場經濟的洗禮中，透過商業和競爭的通道，完成了自我社會教育。
在多年的從教生涯中，我驚訝地發現，從接手062111班開始，我的學生和我大學的同學相比，確實更認同商業的準則，也更擁有做生意的勇氣。
很多時候，我甚至就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客戶，我辦公室裡永遠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葉、紅棗，還有絲綢被、洗髮水，都來自學生的推銷，我的日常消費中，一些護膚品、小首飾、正式一點的包，都來自學生的供貨。
這種全新的師生關係，完全顛覆了我以往的認知，在我的大學期間，我不會因為拿紙蛇捉弄老師導致課堂騷亂而羞愧，但難以接受為了獲取利潤和差價，將商品推銷給師長的行為。
這種差異以及面對市場經濟的不同態度，毫無疑問，顯示了時代在我和學生身上打下的不同烙印。
概而言之，畢業八年後，綜觀062111班學生的就業情況和生存狀貌，可以看出，整體上，對80後一代孩子而言，在房價平穩低廉、經濟上行的階段，他們透過各種努力和嘗試，大都能擁有一份讓人踏實的工作，並在工作的庇佑下，得以成家立業，實現讀書改變命運的古老承諾。
很明顯，對那些透過“考公”，得以順利進入體制的學生而言，這種通道，顯示了大學教育最為直接和原初的價值，以及時代給他們提供的公平機會。
對那些順利進入銀行、證券、保險機構的學生而言，他們的選擇，得益於金融行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學校提供的就業優勢。
對那些進入各類企業大顯身手的學生而言，廣東地區發達的經濟環境，毫無疑問給他們提供了最好的土壤。當然，對那些一直堅持夢想，願意在市場中搏擊，敢於自己創業的學生而言，這是他們的自信在時代和自我的認知中最好的證明。
無論如何，062111班的學生，之所以還能夠在教育市場化的境況下，獲得良好的發展，顯示了這一代普通青年曾經擁有的豐富資源和時代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