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裡克
·弗羅姆被認為是
站在現代人格心理學的交叉路口的人。與埃裡克森相似，有人說他也來自弗洛伊德學說心理學大樹這一分支。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他培養了一個新的
分支
，支撐起了一個基礎更加廣泛的人格理論。
與之前提到的理論家相比，弗羅姆
用精彩的語言描述了弗洛伊德的科學貢獻：“
……
他對個性特徵的動力本質的潛意識過程的發現是對人類科學的一個獨特貢獻，它永久性地改變了人類的面貌。
”
然而，正如他經常所做的，當他將弗洛伊德與社會埃裡克·弗羅姆理論家馬克思比較時，後者無疑是勝者。“我認為馬克思在思想上要比弗洛伊德更具深度和廣度”
。
此外，弗羅姆對弗洛伊德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這一斷言，即精神分析“可以科學地解釋人”。
的確，弗羅姆認為弗洛伊德的大多數基本觀點經不起科
學研究的檢驗。
弗羅姆在人格理論史上之所以重要的另一個原因在於他的學術訓練和背景。他是本書中第一位在大學研究所接受過訓練的理論家。像埃裡克森一樣，他沒有接受醫學院校的訓練，而是選擇了學習心理學、哲學，尤其是社會學。在完成了
“一篇關於三個猶太散居部落的社會心理結構的論文。
。。。。。
”
之後，弗羅姆於
1922
年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很自然地，他的研究方向也就遠離生物學與醫學問題，走向社會心理學取向，即揭示人的心理本質的社會學研究。
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弗羅姆在多所大學的心理學系擔任過教授，這些學校包括密歇根州立大學、耶魯大學、紐約大學和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由於弗羅姆的社會學、政治哲學和心理學的複雜背景，
他成了未來事物的先知：人格研究和理論將遠離精神病學／精神分析而轉向心理學和其他相關科學。
弗羅
姆
弗羅姆
1900
年
3
月
23
日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父母是正統的猶太人，家中只有他一個孩子。作為基督教社群中的一個猶太男孩，伴隨著時不時出現反猶太主義的事件，他體驗到了來自兩方面的“宗族”情感。他的父親是一個獨立企業的老闆，母親是一位家庭主婦，弗羅姆認為他們是“高度神經質的”，而認為自己是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神經質的孩子”
。
弗羅姆寫道，“一個焦慮、憂悒的父親和一個有抑鬱傾向的母親足以引起我對人類反應的奇特而神秘原因的興趣”。
年輕的弗羅姆受宗教信仰極其虔誠的家庭的影響而痴迷於《舊約》
的教義，“它打動了我，並且它給我的興奮勝過我接觸到的一切”
。
他被亞當和夏娃破禁的故事以及約拿
到尼尼微
的使命深深地吸引住了。以賽亞
、阿莫斯
和何西阿
打動了弗羅姆，與其說是靠他們對災難的預言，不如說是靠他們對“世界末日”的幻想，那時各國“要將他們的刀劍打成犁頭，把矛打成整枝鉤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瞭解戰爭”
。
這些話後來被世界和平運動採用，成年後的弗羅姆將會對該運動作出極大貢獻。
弗羅姆的概念主要受到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影響，並且他曾試圖將兩個人的思想加以整合。
青少年時期的一次意外激起了他早期對於精神分析的興趣。他家的一個
25
歲的朋友在她單親父親故去後自殺了，她幾乎一輩子都和父親在
一起。
他說：”我之前從沒有聽說過俄狄浦斯情結或者父女之間的亂倫傾向。但我被深深地觸動了。我非常迷戀這位年輕的女子，討厭她那位不吸引人的父親，但在我知道她自殺之前從沒有這種感覺。我還被這一想法觸動了，
“這怎麼可能呢？”一個年輕漂亮的女性怎麼可能愛上自己的父親，而且寧願和父親葬在一起而不留戀人世間的快樂呢
……“
1929年，在漢斯·薩克斯和特奧多爾·賴克的指導下，弗羅姆開始以新精神分析學徒的身份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正規訓練，這裡同樣也是霍妮接受訓練的地方。
正如霍妮一樣，他也沒有直接見過弗洛伊德。由於缺乏醫學基礎，弗羅姆懷疑弗洛伊德學說的某些方面。雖然弗洛伊德學說的概念從生物學視角看是相當簡單的，但即使在當時，許多弗洛伊德主義者認為一個人要理解弗洛伊德的思想需要有一定的醫學訓練。他們可能認為，弗羅姆避開弗洛伊德的生物學概念是因為他缺乏醫學訓練，
不能理解它們。
在弗羅姆接受精神分析訓練後的短暫時間內，他似乎變成了一個虔誠的弗洛伊德主義者。
他的《基督教義的演變》
一書支援了弗洛伊德的這一觀點：宗教是為了嬰兒期滿足而被接受的一種幻念，但它在外觀上可能具有欺騙性。雖然弗羅姆的弗洛伊德主義階段一直持續到
1934
年他移居美國之後，但不久他就稱自己充其量是“一個非常不正統的弗洛伊德主義者”
。
早在弗羅姆寫作《逃避自由》這部特別成功之作期間，他就已經開始從弗洛伊德陣營中撤出了。
這部廣泛流傳的著作宣告了弗羅姆與弗洛伊德的背離，提出了弗羅姆關於極權主義社會及其意識形態如何影響其公民的思想的獨特見解。
不用說，《逃避自由》適逢其時：美國即將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向作為極權社會代表的日本和德
國開戰。
如同榮格和阿德勒一樣，弗羅姆聲稱，第一次世界大戰“比其他任何事情對我發展的影響都要大”。
弗羅姆
14
歲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打響，他第一次對人們面對武力衝突的反應感到了困惑。在戰爭爆發之前，他的看似熱愛和平的拉丁語老師提出了自己信奉的“準則”：“如果你希望和平，那就要準備戰爭”
。
戰爭開始之時，拉丁語老師的真我本色表現出來了，他明顯興奮之至。
“一個看起來一直熱愛和平的人現在居然為戰爭而如此歡呼雀躍，
這何以可能呢？
”
。
弗羅姆在英語課上的經歷幫助他理解了“武力換取和平”這一矛盾說法。
他和其他學生被告知要在整個夏天學習英國國歌的實質。然而，當他們回到學校時，英國變成了“敵人”而學生們也驕傲地宣佈他們將不再學習英國國歌了。弗羅姆的老師迴應了學生們的挑釁，平靜而預言性地提醒道：“別自欺欺人了；直到目前英國還沒有戰敗過一次”
。
“這是愚蠢的憎恨中的現實主義的聲音
——
並且這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
……
老師的聲音！
”
。
弗羅姆不再僅僅認為“武力換取和平”是非常奇怪的。而且還認為這是非常愚蠢的。
在奧韋爾自相矛盾地提出
“戰略撤退”和“勝利防禦”的過程中，弗羅姆發現他的很多叔叔、表兄、老同學已經被殺害了，他再次問自己：“這怎麼可能呢？”弗羅姆對德國報紙頭條的戰爭辯護感到困惑，其標題為：“難道德國不是在對抗奴役和壓迫的化身
——
俄國沙皇嗎？
”
當他讀到德意志民族應對戰爭負責這一有力證據時，他的驚愕程度進一步加深了。
但
是當他認識到年輕人在為他們國家的宣傳買單併為之付出昂貴代價時，這種迷惑與恐懼交織在了一起。
他們並不是在為和平、自由和公正犧牲自己的生命和肢臂。他們是在致殘和喪命，因為他們的政府宣稱對方是“邪惡”的，正如對方政府對他們的公然抨擊一樣。這種互相對抗團體的投射意象觀點仍然存在於當今世界；當一個人看另一個人的時候，他會看到別人在看自己時看到的東西
——
邪惡。他開始
“深深地懷疑所有官方的意識形態和宣言”
。
弗羅姆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公民
。他在德國的海德堡大學、法蘭克福大學和慕尼黑大學接受了學術訓練。在美國時，他也居住過許多地方。他的最後一個教授之職是在位於墨西哥市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擔任的。
他在
1965
年退休之後還迅速進行了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完成了他一生中
20%
的著作，其中包括他關於墨西哥村民的研究報告，影響深遠。
1976
年，弗羅如的最後一部著作問世，他移居到了瑞士和義大利邊界美麗的馬祖爾湖
1980
年
3
月
18
日，弗羅姆在瑞士的繆拉爾圖
與世長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