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壇的變化在於人。
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東晉末年，劉宋初年的詩壇有哪些改變詩歌史的關鍵人物。
這一時期的陶淵明，是整個詩歌史上至關重要的人物，自然也是這一時期不二選的關鍵人物。
陶淵明是東晉名將陶侃之後，陶侃是草根逆襲的典範。不過在魏晉時期，政治壟斷在高門之中，就是王、謝兩大家。因此陶侃的崛起，讓王家不爽並排擠，而陶侃在征討王敦叛亂時被啟用為大將軍，因此結下世仇。
陶淵明二十九歲出仕江州祭酒。他的頂頭上司就是王家書聖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加上王凝之這個人非常不堪，信奉“五斗米教”，世仇加上鄙視，陶淵明憤而辭官，並留下名言“不為五斗米折腰”——這個“五斗米”並非指俸祿，而是王凝之的“五斗米教”。
後來的幾次出仕和辭官，與桓玄和劉裕爭權，喪母丁憂有關。等到丁憂完出門，東晉已經改朝換代，成為劉宋。作為東晉名臣之後，推辭出仕成為了一種態度的表達。
東晉政治混亂，朝代更替，是陶淵明不肯出仕的原因之一。
但是，陶淵明本身性格的原因也非常明顯，“性本愛丘山”，是他本人的真實寫照。“少無適俗韻”，他從小就看不上世俗社會的爾虞我詐，不願與這些人同流合汙。
正因為這種特殊性格和社會狀況，才造就了這個隱士之宗的命運和文風。
陶詩是淡泊、平常，隱隱還有些對世情的不忿，是他用自己的命運在寫詩。
為什麼後世學陶者眾，除了隋唐之交的王績捱了一點邊之外，再無人能達到他的境界？
那是因為陶淵明是真隱士，就算住在鬧市，心靈已經歸隱，作品之中自帶仙氣。而後世諸公，皆是求隱而不得，或者因為仕途絕望才動了這個心思，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其目的不在隱，而在於靠隱來吸引注意。
靠隱求顯，目的不單純，行為就虛偽了。
再靈動，也無法達到陶淵明的思想境界了。
從詩風上來說，陶淵明達到了隱士詩的一個新境界高度。從形式上來說，陶淵明也開創了山水詩的另一流派——田園詩。
因為他的心靈歸隱，對居住地沒有追求。不像前人要特意尋訪名山大川，攬盡山河秀麗才歸隱，因此他的詩作中雖有山水意象，更多地是田邊地頭，生活日常，隱逸境界卻遠超前期的一些遊仙詩發展而來的山水詩。
田園詩從此開枝散葉，他和同期的山水詩巨擘謝靈運分鼎山水田園詩派的天下。
即便如此，他還是為山水詩從玄言詩、遊仙詩轉化而來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玄言詩是乾巴巴的講道理，而發展到遊仙詩，對仙境、仙山進行描寫之後，依舊要講道理，這一弊病到了山水詩，只是把描寫景色從仙境落入凡塵，卻依舊要總結道理。
這個就像我們從小學寫作文，開頭，中間，結尾，少不了在最後提升總結一下，強行昇華。這確實是一種寫文的套路，也是玄言詩、遊仙詩、早期山水詩的套路，是一種生怕讀者看不懂的自我解釋，更加類似於旁白。
可學過文藝創作的人就知道，旁白多的電影一定是爛片，解釋多了的文章必然讓人乏味。好的文藝作品是寓教於樂，那麼好的詩歌呢？
當然就是寓情於景、情景交融。
而這八個字，就是唐詩特色。唐詩，特別是山水詩，就是把詩人的情感蘊含在景物之中，用意象來打動讀者，給讀者以沉浸式體驗，從而達到共情共鳴。
從玄言詩的講道理到唐詩的寓情（理）於景，中間的轉變過程就是南北朝這段時期。
陶淵明就是一個關鍵人物。
我們看同時期山水詩大家謝靈運的一首名作《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
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
出穀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前面四句寫的是莊園整體多麼的好，後面四句寫的是過來玩、回去的時候看到的景色，最後就是一個小尾巴，就是自己的感慨。
具體內容就不解釋了，寫得如何好咱們也不說了，我們只看最後四句：“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這種結尾體現謝靈運詩、當時山水詩的特點，它們都喜歡帶上這麼一個小尾巴。
如果是唐詩，寫到“偃東扉”就足夠了，因為詩人的情感已經包含在了寫景之中，只要把讀者帶進去，你自己去悟就是了。
謝靈運的山水詩是兩部分組成，一個是對景物的描寫，然後加一個感慨，表達喜歡和隱居的樂趣，甚至還表達求仙的心境。山水詩的小尾巴往往就是來寫這個，從詩歌創作手法來看，其實是多餘的。
後來的詩人和讀者都講究含蓄，講究意在詩外，字面上不要說。
我想自己看，我不想聽你旁白。
這種寫作方法在唐詩就已經淘汰，但是在陶淵明的作品裡面，我們就能找到這種“不欲多言”的心態和表現。
我們看他著名的《飲酒（其五）》：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最後是不是也作了個總結？作了，這是這個時代寫詩的特徵，沒有人能突然改變，只能循序漸進。
但是陶淵明說了什麼道理？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也忘了，你們自己去想吧。
已經開始懶得說了，這是寫作者心態上的一小步，但是對於山水田園詩，對於詩歌的表現節奏來說，這正是“寓情於景”的一大步。我不說了，你就得去悟，你要能悟出來，詩人就得把感情傾注在前面的景色描寫中——這不就是“情景交融”？
當然，陶淵明的這種思考是被動，是他個人習慣和心情所決定的，但正是因為他在形式上的這種改變，讓大家覺得這樣更好，爭起效仿，才讓詩風得以形成。
到了幾十年後南齊的謝朓，景色描寫更加華麗，但是就已經完全擺脫了玄言詩、遊仙詩的說理小尾巴，逐漸成為唐詩先導了。《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
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
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詩歌的發展是傳承的，有脈絡的。沒有突然的變化，任何一次變革，都是大量的積累作為鋪墊。
所以你要說詩壇在東晉到劉宋的顯著變化，一是隱士詩進入一個心隱的高境界，二是山水田園詩開始逐漸擺脫玄言詩的影響，走向寓情於景的表現方法。
這兩點變化，都是拜五柳先生所賜。
這也是為什麼陶淵明在詩歌史上排在屈子之後，卻在李杜之前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