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週年紀念大會在三門峽市開幕。
大會宣讀了國家領導人發來的賀信，中宣部副部長、文化和旅遊部部長鬍和平，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瞻，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出席大會並講話。
一場文化發現的紀念活動，為何如此隆重？
仰韶文化，究竟代表了什麼？
發現仰韶
富有濃郁中國特色的仰韶文化，其最初的發現者卻源自一個外國人。仰韶文化的發現與初步研究，是從中國地質調查所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開始的。
1918年，安特生前往河南調查古脊椎動物化石。1920年，安特生派助手、地質調查所採集員劉長山到河南採集動物化石。
劉長山在澠池縣仰韶村居住了3天，採集到不少動物化石的同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個古文化遺址。此前，仰韶村的農民已經在這個遺址上零星發現並收藏許多古老石器。
後來，劉長山發掘採集了部分器物，並從農民家裡買了一些石器（其中石斧、石刀居多）及少量陶器，用毛驢運到澠池縣，裝箱後由火車發運到北京的地質調查所。
在北京，安特生根據這些石器，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仰韶村可能是一處相當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這一推斷，令他著實興奮，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取得了中國政府同意後，馬不停蹄地來到澠池縣仰韶村調查。
在車站迎接他的，是縣知事胡毓藩。4月21日，前往仰韶村時，胡毓藩安排的陪同人員是同樣來自縣政府的第三科錄事王茂齋，在4名警察的護衛下乘坐汽車前往的。那一次，他住的地方，是大戶王兆祺家的閒宅裡。
▲安特生（左二）
安特生在其1934年出版的作品《黃土的女兒》（英文版）中對這次調查經過有詳細的記述：
安特生和幾個助手到達澠池後，住在縣城西關福音堂（瑞典籍牧師史天澤傳教處），由縣政府知事胡毓藩指定第三科錄事王茂齋陪同，並派警察護送去仰韶村。安特生從縣城東一里河東北上，到達仰韶村，住於村民王兆棋家。每天忙於觀測、照相、蒐集器物，在村南的沖溝斷面上發現有灰層、灰坑和陶片的堆積，在堆積的下層還發現了精製的彩陶片和石器共存。
最終，根據出土文物，確認是我國遠古文化的遺存。按照考古學慣例，把首先發現地作為該文化型別的名稱，故名“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不僅是中國第一個透過考古發現認識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補了當時對中國沒有新石器時代的認知空白。
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端。
文化上的“早期中國”
從地理位置來看，仰韶文化遺址主要分佈於河南、陝西、山西三省交界地帶，以及渭河流域，這裡同時存有大量關於黃帝、炎帝的古史傳說，仰韶文化與中華人文始祖黃帝或有著密切關係。
考古學界認為，以仰韶文化為主體的中原文化為後來凝聚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打下重要根基，稱仰韶文化為文化上的“早期中國”。
在仰韶文化發現100週年紀念大會舉行之前，“紀念中國考古100週年暨西陰遺址發掘95週年學術研討會”在山西運城召開。
河南澠池仰韶村、山西夏縣西陰村，豫西、晉南，隔著黃河的兩個小村落，卻在中國早期考古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杏花村遺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薛新明認為，山西仰韶時期的考古工作以1949年、1990年為界經過了三個大的發展階段，每個階段各有重點目標並取得了相應的成果。
在薛新明看來，彼時的仰韶文化不僅透過呂梁及晉中盆地邊緣向北傳播，在大同一帶與其他部族融合，而且影響所及東到大海，西上甘青，北抵大漠，南越長江，創造出史前時期絕無僅有的文化奇蹟。
山西杏花村遺址是1982年7月到11月發掘的，當時策劃並領導杏花村遺址發掘的考古學家有三位，其中以故宮博物院原院長、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吉林大學考古專業的開創者與奠基者張忠培為主導。
▲張忠培（中）與杏花村遺址發掘考古隊員30年重聚
1982年，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各地都在熱火朝天大幹快上，杏花村也不例外。在杏花村遺址發掘前夕，當地農民已經開始大規模在遺址取土燒磚。如果不是晉中考古隊及時趕到，張忠培快速決定保護髮掘杏花村遺址，一個連綿不斷3000年的罕見古文化遺址，早已化為灰燼了。
與仰韶文化遺址相呼應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正是這次發掘基本弄清了仰韶村遺址的文化內涵，進一步證實了仰韶村文化遺址存在著仰韶和龍山兩個考古學文化，搞清了地層疊壓關係。
“杏花村遺址從仰韶文化中期開始，距今6000多年。”張忠培認為，發展到龍山時期，杏花文化成為一支傳承有序、獨具特色的強勢考古學文化，也是山西從龍山文化一直到商文化的古文化標尺。
更為有特殊意義的是，正是在杏花村遺址裡，考古專家們發掘出了小口尖底甕——這種曾被誤認為是用於汲水的器皿，實際上是中國最早的一種釀酒器具。
後來，根據發掘出土的系列文物，著名考古學家李仰松教授表示：“可以說明仰韶文化時期的杏花村先民就已掌握了穀物釀酒的技能，毫無疑問杏花村是我國穀物釀酒的發源地之一。”
酒文化的起源
科學地考古發掘，深刻改變了國人對祖先和歷史的認知，也向世界系統、完整地揭示了源遠流長、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
酉瓶，正式考古學名稱為“小口尖底甕”，是仰韶文化中自始至終使用的一種標誌性器物，在各個仰韶文化遺址中多有發現。儘管仰韶文化亦被稱為“彩陶文化”，但由於小口尖底甕在仰韶文化各階段的形制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學術界也常常以不同的小口尖底甕劃分不同的文化期。
▲小口尖底甕
最早提出小口尖底甕為酒器的人，是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他也是張忠培的老師。
蘇秉琦在《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中寫道：“小口尖底甕未必都是汲水器。甲骨文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甕的象形。由它組成的會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裝的不應是日常飲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飲用的酒，而應是禮儀、祭祀用酒。尖底甕應是一種祭器或禮器，正所謂‘無酒不成禮’”。
在杏花村，我們的祖先借助小口尖底甕，釀造出了華夏大地的第一縷酒香，而這條綿延不絕的酒脈，已流淌了6000年。
在今天的汾酒博物館中，有一處陳列復原了當年山西杏花村遺址考古發掘時的場景。而在距離遺址所在的杏花鎮東堡村僅１公里，便是如今的山西杏花村汾酒廠。
（李偉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