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的百家爭鳴時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思想極其繁榮的時代，它體現出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智慧，也代表著我們曾經的輝煌，是我們華夏人引以為榮的黃金時代，也是我們開啟國門、放眼天下之時，不會因為精彩紛呈而眼花繚亂，不會因為變化萬千而張皇失措的原因。
這個時代裡，不可代替而又源遠流長的文化，成為了華夏兒女的精神支柱。可以說，諸子百家就是我們智慧的結晶，他們所處的時代，也是我們民族歷史上的華彩樂章，同時，這也是一場歷時三百多年之久的大辯論，他們之間的故事，透過思想的交鋒展現得淋漓盡致，給中國歷史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
讓我們凝聚民族精神時有了依靠，讓我們在探索人生時有了標杆，因此，諸子百家的百家爭鳴時代，是我們無法忘記的，也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如果說起諸子百家，那我們必定要談到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孔子，可以說，孔子是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所代表的儒家，也是古代思想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學派。
甚至，我們可以說，百家爭鳴因為孔子而起，同時也因為其所代表的儒家而終，他以及他的學派和主張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因此，要談論諸子百家孔子，其必定是一個沒有辦法繞過去的人物，他的學生也是必定不能夠忽略的話題。
其實，在開始的時候，孔子以及他代表的儒家學派是沒有對手的，這一點我們透過儒家技術的《論語》就能夠看得出來，在《論語》或者其他的先秦儒家典籍中，他們的記述十分的豐富，有成功的，有失敗的，記錄了別人的嘲諷，記錄了孔子的狼狽，甚至還有許多地方表現了其他學派比儒家更加先進和精闢的地方。
可是，其他學派比如墨家等的書籍就沒有這麼全面客觀了，在他們的記錄當中，基本都是成功的案例，而這也就說明，他們需要這樣的成功去證明這個學派的價值，而在孔子時代的儒家則不需要，因為沒有敵手，在與其他家族的辯論中是對是錯、是勝是敗也都沒有意義，畢竟無論對錯，它都是翹出的那一位。
後來儒家的地位漸漸地受到了影響，而最先質疑儒家學說，挑戰儒家學派地位的就是墨家，從古至今，有不少的歷史學者們一直都在探尋儒家和墨家各自的思想內涵，以及他們的不同，這是一個比較龐大的問題，或許我們終其一生也只能尋到冰山一角，畢竟聖人的思想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去評判一二的。
那麼，我們又要如何去了解儒家和墨家的不同呢？大概要先從墨子和孔子兩個人的不同說起。
要說墨子與孔子有什麼不同，我們首先要從時代說起。墨子原名墨翟，字不詳，是被人們尊稱為墨子的，同時他的生平也不是很清楚，根據清朝末年所寫的《墨子簡詁》，我們大體可以推斷，墨子是出生於約公元前468年，死於公元前376年。
而根據這個時間，墨子比孔子小了八十多歲，也就是說，孔子去世之後，墨子才出生的。
同時，根據《春秋》的記載，戰國時代開始於公元前403年，如果這兩個時間記錄都沒有錯誤的話，那一年的墨子65歲，大致上可以認為，孔子去世，春秋時代就結束了，而墨子大放光彩的時候，戰國時代就開始了。
也正因如此，張蔭麟先生才會在他的《中國史綱》當中說到：孔子給春秋時代以光彩的結束，墨子給戰國時代以光彩的開端。
所以說，我們可以認為，孔子代表的是春秋時代，而墨子代表的則是戰國時代，而兩個時代又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雖然，兩個時代都沒有真正的公平和正義，但相比之下，戰國時代的社會是動盪黑暗的，春秋時代再怎麼禮崩樂壞，也還沒有到極端混亂的地步，人們的爭論也都是客客氣氣，遮遮掩掩，諸侯國之間的爭端還是暗地裡的較量，那些諸侯王想要逐鹿中原也得打出周天子的旗號。
比如說，齊桓公的尊王攘夷，比如說，宋襄公的仁義霸主，大家還都需要一塊遮羞布。但是在戰國時代就不需要了，戰國時代是殺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頭的，大家肆無忌憚，明爭明白。
因此，對於社會動盪這一點，墨子的感覺比孔子要更加強烈，因此，他對社會的批判就更加的深刻，情緒也就更加的激奮。
所以，因為所處環境的不同，孔子對於現實的不滿是透過委婉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來表達的，他希望統治者有所改良，而墨子則具有強烈的戰鬥性，他沒有任何掩飾地表明自己的態度，赤裸裸地告訴眾人“我反對”，而這兩個時代的不一樣，是造就兩種不同的思想主張的現實原因。
第二個方面則是立場不同。其實這是大多歷史研究者和愛好者們的共識，那就是孔子的立場是貴族的，是統治化的，他站在偏統治方的立場上思考問題，為他們出謀劃策，希望能夠站在領導階層上，透過改善統治方式而達到所說的社會境界。
本質上，孔子是一個領導者，因此，他所設計的天下太平的藍圖是針對領導階級而言的，他的建議謀劃也是針對統治者來講的，更是需要施加在統治階層身上的，平民百姓只是孔子藍圖當中的受益者，而不是真正的實施者。
簡單來講，孔子並沒有想過透過改變平民大眾來改變這個社會，而是希望透過改變統治階層來間接地改變平民百姓，進而改變這個社會，所以，我們用八個字大概就能夠概括孔子的政治理念，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而墨子的立場則十分草根。他代表的也是廣大的勞動人民，所以，相比於孔子的政治觀念，墨子的政治觀念更加的複雜，因為所代表的群體更加廣大，利益更加的錯綜複雜，因此，要分析墨子的政治主張就要從多個方面來進行。
首先是兼愛，這是墨子對於倫理綱常的要求，也是在墨子的思想環境下，建立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的主要標杆。
第二是政治思想，在其中包含多個方面，比較主要的大概就是“尚賢”，“非攻”，也就是人們要向聖明的人學習、要反對戰爭之類的，其他的還有經濟、宗教等多個方面。
而他們站在這些立場上所提出來的思想，基本上也就是兩個學派爭論的焦點，因為當孔子站在領導階層的位子上去考慮問題時，他必定是崇尚階層的，所以，他也主張透過禮樂制度來管理天下管理社會，主張要講尊卑。
而墨子則反對這樣的觀念，畢竟墨子講“兼愛”是站在平民的角度上的，自然就反對階級化的社會管理，要求人人平等，並且是絕對意義上的平等，因此，也就導致了兩個學派在根本的政治觀念上，出現了相違背的地方，如此一來，爭論也就隨之而來了。
在這裡我們要講清楚一個問題，那就是，關於兩個人所代表的人群的問題。這一點比較難以理解。
我們著重來解釋一下，我們上面說的墨子代表的是勞動人民，思想是比較平民化的，而孔子代表的都是領導階層，這就會讓大部分人認為孔子代表的是統治者，而墨子代表的則是普通的庶民。
但其實並不是這樣，他們所代表的其實都是“士”，所謂的階層不同是在士當中進行劃分的，這裡我們就要搞清楚“士”的概念，在秦漢之前“士”是貴族之下的等級，而秦漢之後“士”則是平民的最高等級。
比如說，周朝的時候貴族分四個檔次：天子、諸侯、大夫、士，而秦漢的時候，平民也分為四個檔次：士、農、工、商。
也就是說，春秋戰國時代的“四”家在平民和貴族之間，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也沒有相對應的資產，像是當時的貴族，基本上都擁有著自己的封地，有著自己的資產，而平民百姓也基本都有著固定的工作。
但是“士”就不一樣了，他既不像貴族那樣能夠在封地當中享受俸祿，也沒有辦法真的像庶人平民那樣在田地裡做工，因此，這個階層是最需要看人臉色的階層。
他們的生存依附於在其之上的貴族階層，混得好的人可以稱為大夫，上升為領導階層，而混的差的人就只能打打零工，過著比較平民化的生活。
而孔子代表的則就是過得好的那群人，墨子代表的自然就是過的差的那群人，所以，這裡也就是墨子和孔子的第三個不同的地方，所代表的人群不同。
而對於上述這一點，我們從韓非在《五蠹》當中所說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就可以看得出來。無論是亂法者還是犯禁者，他們必然不是真正的領導階層和平民階層，真正兢兢業業的平民階級，從來都不是觸犯法律最龐大的人群。
觸犯法律的大部分都是那些無業遊民，是那些想要依附上層社會而又依附不了的人；真正會亂法的，也不是正統的領導階層，因為亂法對於真正的領導階層是沒有任何好處的，所以，真正會亂法的人大都是那些自視甚高，可追本溯源又不是真正領導階層的人。
因此，從這一點上來看，儒家只是相對於墨家比較領導化，墨家也只是相對儒家比較平民化，僅此而已。
對墨家來講，他們的工作大概就是幫人們排憂解難、看家護院，因此，很多人在談墨家的時候會用一個“俠”作為代表。
所謂俠者，他們有部分人保持著獨立自由的身份，成為遊士，並不固定地依附某個高階的階層，得失隨性、來去自由。所以，墨家這個組織內部的人也是比較複雜的，有保鏢，有刺客，大多數都是一些自由職業者。
而墨家的大部分弟子也都十分愛好行俠仗義，而這一點也就能說明，他們代表的絕對不是普通的庶人階層，因為無論是什麼樣的歷史時代，平民階層幾乎所有人的整個人生都是投入到勞作當中的，我們幾乎看不到有哪些農民能夠白天在田間鋤草，晚上背上刀劍遊走四方，因此墨家代表的，就是那些沒有固定職業而又偏向於俠客的底層計程車。
與墨家不同，儒家人做的都是一些相對比較文藝的工作，他們為人傳授詩書，教授禮儀，這些人相對於那些遊俠來講，身份上顯得更加的高貴，工作也相對的固定，但他們又不具備著真正統治一方的功能和地位，因此，雖然身份上相對貴重，其實也只是士的上層而已。
所以說，孔子和墨子或者是儒家和墨家，它們其實是同一個階層的兩個代表，孔子代表著那群最有可能接觸到真正領導階層的“預備領導階層”。
儒家學者們為他們出謀劃策，成為他們的引路人，希望他們能夠讀書做官，並且能夠在讀書和做官當中遊刃有餘，所謂士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成為那些文人墨客的代表者，為他們指明一條積極入仕的道路，並且為他們規劃了成為真正領導階層之後的領導藍圖。
而墨家則是那些俠客的引導者，讓他們不要不講原則，只憑借一己好惡就去行俠仗義，讓他們在平時能夠自食其力，而在危難的關頭則挺身而出，而這也是這兩個學派衝突不斷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儒家和墨家，代表的實際上是同一個階層，卻代表了這個階層當中兩種不同的階級，孔子自然希望這個階層中的所有人，都像他所言的那樣積極入世，接觸禮儀詩書之類的東西。
而墨子自然更希望他們能夠挺身而出行俠仗義，這就好比兩個人對於一件事情有著不同的觀點，自然會出現諸多的爭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墨家與儒家之間的衝突並非是意料之外的，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讓他們對於整個社會的認知不同，自然想要去影響社會的方式也就不同。
墨子所處的時代要比孔子所處的時代惡劣得多，所以，墨子的憤恨也就更多，對孔子那種比較溫和的方式自然不以為意，而與此同時，孔子的思想又相對比較領導化，墨子的思想又相對比較平民化，可是領導和平民自然是走的兩種不同的道路，所以，他們的主流觀點必定會不同，有爭論是在所難免的。
再加上他們的相對領導和相對平民，都是針對同一個階層來講的，大概可以理解成對於一群人的兩種要求，所以，兩個學派幾乎是從早吵到晚。
但是事實證明，墨子的路是走不通的，因為他所代表的俠士沒有固定的工作，同時又以行俠仗義為己任，可是，行俠正義與後來官方的作為又不相融合，哪怕是一個再窮兇極惡的人，他需要受到的也是法律的審判，而不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去私自奪取他的生命。
所以，儒家與墨家之間的爭論，最終以儒家代表了未來而結束。
但是，哪怕如此，儒家和墨家也都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同時也都是有底線、有原則的，孔子要求人要做君子儒而不做小人儒，墨家的俠也要求只防御不進攻，兩家都有可取的地方，也都有我們後來人需要繼承和發揚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