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2000年來只有秦朝的宰相才是“真宰相”？
就秦朝的政治執行，接受過義務教育的中國人，都能概括一二：
首創皇帝稱號，行郡縣、廢封建，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在中央政府試行三公九卿制，地方由中央直接派任郡守、郡丞、郡監、郡尉，分別掌握行政權、監察權和軍事權。
正如上圖所示，這是一棵很清晰的知識樹，
從中央到地方，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一目瞭然，彷彿就只通過這些，一個嶄新的中央集權國家就建立了
，但是，無論是與前代周朝、春秋、戰國的縱比，還是與波斯帝國、希臘化王朝的橫比，
這點資訊，都實在有點“虛”。
實際上，任何一個集權制度的構成，都不可能如此簡單，尤其是在地方管理層面，
流官擔任的官吏深入的程度，意味著對社會管理的深度，也意味著權力觸角延伸的下限，而這一點，我們往往是忽略的，甚至滿足於所謂“兩千年皇權不下縣”的錯誤總結。
真正的秦製圖景，是醬紫的：
看起來密密麻麻的，其實是幾個序列：
1，相邦、丞相為首的朝廷，屬中央官（都官）；
2，首都所在區域的內史所轄區官員，屬都官；
3，少府為首的皇室屬官（含派駐地方者），屬都官；
4，首都咸陽之外地區的由郡守統領的地方官。
以上，其實是秦統一之前官僚組織的一個素描，而非完整、準確地圖景，不過普通讀者可以從中瞭解一些基本資訊：
1，秦國的整個官吏組織，頂端的大腦就是右丞相、左丞相或相邦府，其執掌上縱橫文武，
並不存在一個獨立於其外的以邦尉為首的“武職”系統，即“文武不分途”；
2，在秦國，丞相、相邦統領整個官僚組織，但在
其下，其實又有三個類別
：
（1）朝官，也就是我們理解的中央官職，所謂三公九卿，他們和他們的屬官基本上是在中央朝廷範圍內活動；
（2）都官，以內史為首，統轄都城的地方行政系統，以及中央直屬系統（主要是錢穀、物資）向地方郡、縣派出官員的業務管理和文書批覆；
（3）地方官，以郡守為首，負責所轄區域內的政務管理和文書上下。
3，秦國官職中，除了我們熟悉的郡守、縣令之類的“政務主官”之外，也有倉、庫之類的“事務官”，
更存在多個型別的“特殊技術職務”，他們的特點是除了“管理職責”之外，還有“經營職責”
，簡單舉兩個例子：
（1）大田—各縣田部，是為“田官”，其主要職責是經營、管理官有農田及耕牛等事務工作，同時，縣、鄉、裡三級田官還需負責民戶的授田管理；
（2）寺工、少府工室、屬邦工室、縣工室，是為“工官”，其主要職責是經營、管理官營手工業，如鑄造兵器、農具及其他手工產品，其中的工匠既有奴隸、刑徒，也有服役的民戶。
4，
王室經濟及供養的管理機構自成一體
，即少府管轄的一系列工作，除了由丞相分配一部分“業務任務”之外，均與中央、地方行政體系有所區分。
這一堆看起來是比較枯燥的，但又非常必要，實質上勾畫了秦的官僚機構對於整個國家管理的骨架，而這套骨架對於後世的“中央集權王朝”有著太多的“啟蒙”作用。
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很多人讀史時，好談政治，好談權術，但卻對於“權力”執行所知了了。
比如談及宰相權力的變遷，唐代三省宰相尊榮必然大書特書，朱元璋廢丞相也必然作為標誌性事件，問題是，唐代三省宰相以“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銜任命之後，本官七品也可為“宰相”，
此時這種卑官高職，與明代廢丞相之後的七品內閣，權力上又有什麼根本的不同？
所謂君相關係，相權對君權的制約，
首要之處，並不在於宰相的禮儀待遇
，以東漢為例，三公盡享尊榮，除了辟舉人才的特權之外，幾乎是國政運作的局外人；
更不在於君主的顧問信重，哪怕言聽計從
，也不過是個人距離皇權的遠近，而非職務的權力；甚至不在於什麼“封駁”之權，
若這套有用，又何必靠時人輿論去鄙視所謂的“斜封墨敕”呢？
真正的制約，來自於丞相職務在官僚系統中的“不可或缺”
，也就是說，丞相作為官僚系統的頂端，真正透過文書系統的籤批，成為其中不可替代的環節，
並依靠長期形成的律令體系和行政慣例，與君主的“隨意意志”之間形成博弈。
直白地說，就是機器很精密，牽一髮動全身，不懂行的瞎動，會毀壞機器，丞相就是這個懂行的機械師，而君主要想不一勺燴、全完蛋，就得尊重專業、尊重機器執行的客觀規律，這時的丞相，才是真“宰相”。
現實是，儘管我們看到2000年來的歷史上有各種各樣的君臣知遇故事、權臣秉政的先例，卻往往是“借”皇權，或“竊”皇權以執政，換個強勢皇帝，一切煙消雲散。
而在秦國、秦朝，哪怕是在秦始皇這樣親力親為的君主治下，他的諸多“大手筆”，也往往只是禮儀、名號上的變化，或是他超越法律之上的刑殺，而真正的行政權力，一直委託在以丞相為首的官僚體系的手中，這一點，不可不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