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能夠長期延續？其原因就在於它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系統——社會宗法一體化結構，它不僅給我們帶來令世人震驚的封建文明，也給我們遺留下無盡的恥辱和痛苦。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說南北朝，就是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系統的一個絕妙反例。
南北朝，一個最令人困惑的朝代。對它的研究使得當今世界上任何南北問題都變得簡單和幼稚。北方剛剛發展起的社會經濟被少數民族的大舉內犯打亂，落後的民族在北方肆意侮辱文明，這是中國古代經常上演的悲劇，北方只有一份被迫與落後融合的無奈，充當落後文明的教師。這種高尚行為一旦是被暴力所迫，就會嚴重阻礙先進文明的自我發育。
南方卻從中獲得一道最耀眼的振興的曙光，北方的戰亂使七十多萬人南遷江南，這支浩浩蕩蕩的逃亡大軍包括高貴的皇族、放蕩不羈計程車族、如草芥的子民等等。後來這些逃亡者分別成為南朝至尊無上的皇帝、富貴逼人的門閥、嚴重依附於莊園地主的奴客。他們構成了南方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封建化的生力軍。
南遷僑民的到來，使荒涼的南方終於可以嗅出封建文明的芬芳。處於文明中心的北方人，不僅給南方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政治文化以及新興的都市文明，更重要的是帶來趕超北方的希望。
但是，南方人似乎並沒有意識到歷史與現實的聯絡，他們本能的抵制，使南方土著與僑民之間的政治衝突變得激烈異常。所以，排異則成了兩個機體融合產生的一種互相排斥的行為，一千多年前的那次排異現象，被人為地加上地理色彩。於是，政治被以南北人對立的形式表現出來。
南方人與僑民的政治衝突實際上始於西晉滅吳的時候。三國鼎立，戰爭強化了南方人的區域概念。吳亡，這種觀念便自然轉化為亡國之恨，而南方人的亡國之恨，因為晉王朝不允許南人到京城作官的敵對態度而更加激化。
亡國之恥，歷來是中國士大夫階層最深刻的痛苦。江南名士周處悲憤地說：“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南方士大夫的怨恨可見一斑了。
潛在的仇恨一旦有機會，就會以各種形式爆發出來了。晉王室被北方遊牧民族驅趕被迫避難江南，南方人終於尋找到發洩不滿的良好機會。晉室南避，江南世家大戶拒而不納。晉元帝抵建康後，靜候南人來朝，月餘，南方士族與庶族莫有至者，各種抵制卻層出不窮。江南世家大戶把亡國恨變成不合作運動。
但是這群來自北方複雜政治官場的貴族們，不會坐等冰冷局面的自動解凍。發達的封建政治體制的薰陶，使他們在初到江南後顯得政治手腕上游刃有餘。
元帝的重臣王導，一面擁著元帝在建康城裡顯示政治威力嚇唬南方世家大戶，另一方面又屈尊貴體，心理極不平衡地拜訪本土望族。王導用最動聽的允諾和最溫柔的手段拉攏了幾個資深南方望族，他們出任為官使得僵局開始緩解。
在晉王室的兩面手法下，南方人們既懼於其威力，又感到顏面上得以儲存，於是北方的僑民們算是被勉強接受了。這似乎應主要歸功於王導的委曲求全使本土世家們受辱的心理得到稍稍平衡。對於中國人來說，只要有了面子，一切都好商量，亡國之恨也是可以暫時忍耐的。
但是來自發達地區的政治動物們一旦立穩腳跟，他們就可以有充裕的時間和精力對付這些南方人的反抗。南朝雖立國於江南，但南人受到絕對的政治排擠。《南史。列傳》共七百二十八人，北方僑民佔五百零五人，南方土著僅二百二十人。而極為搶眼的僕射一職，南方人連邊都沒沾到，可見北方僑民基本上把持著中央政權。
在這場典型的中國南北人的爭權奪利的遊戲中，南方人體味到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悲哀。發達的政治體制造就了北方人的嫻熟的政治手腕，他們一度把南方人玩於掌股之間。然而，南方人有著天生的聰明。一旦他們懂得了政治鬥爭的技巧，會運用得更加嫻熟和富於創造性。中國古代北方的政治家是精明的男人，而南方政治家更像多心女人。女人一旦多心，男人再精明又有什麼用呢？
僑民政府“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的作風，很快就使江南士族明白自己根本無力插手權力分配。明白這一點之後，他們立刻顯示出精打細算的天生本領，他們放棄了無用的權力爭奪，集中全力發展自己的莊園以維護自身財產及身家性命，這是典型的多心女人的缺乏遠見卻行之有效的作風。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是南方政治家的性格。與其毫無希望地暗戀自己的小叔子，不如廝守自己善良的武大郎，無疑他們比潘金蓮要聰明得多。
但是，如果碰巧能搭上像西門慶這樣的人物，南方政治家們還是希望偷偷插一腳的。“侯景之亂”給了他們向僑民們反攻倒算的天賜良機。
大將侯景曾向南朝梁武帝請求娶僑民望族王謝氏的女兒做老婆，武帝不同意說：“王、謝兩家名望太高，你配不上。”侯景推測武帝肯定會找個南方望族女兒搪塞自己，以此他斷定在皇上面前已經失寵，於是乾脆起兵造反。不知出於何種心理，侯景給僑民望族以重點打擊，使他們的逼人富貴大受挫折。
南方望族一見時機來到便開始大規模的軍事報復行動。周姓、熊姓、留姓等幾大家族的叛亂使僑民們幾乎惶惶不可終日。叛亂期間土著與僑民之間的各種討價還價精彩紛呈，江南望族在這一過程中撈到不少實惠。
“侯景之亂”標誌著江南士族開始在政治上抬頭。
南北派系的互相傾軋幾乎貫穿了整個南朝歷史史，這種鬥爭使更多的望族趨向實利主義，只注重自家莊園以及家族的建設和發展。類似小王國的莊園使中國傳統的宗法一體化結構受到威脅，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系統在一定程度上被動搖了。
而此時的北方並沒有像南方那樣經歷了這場政治自殺，由於“衣冠南渡”使得門閥勢力的相對薄弱，故而北方在政權的團結方面佔有相當優勢。所以，儘管北方連年戰亂、民族混雜、王朝變更極快，並且在初期落後於南方的經濟文化，但北方政權仍舊成為結束這場南北大對峙的最終力量。
所以政治鬥爭的贏家從來都是第三者，這幾乎都是有規律可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