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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子莫如父，司馬談臨終時對兒子說的那句話一“我死後，你必為太史令”一一三年（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所以司馬遷又尊稱太史公）後應驗了。
這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英雄的時代，大有作為的時代！漢武帝正處於事業的鼎盛期，而漢廷人才也猛將如雲，文士如林，各展英姿，各顯身手。三十多歲的司馬遷也正年富力強，意氣風發，旺盛的精力、強烈的使命感和立身成名的熱望，使他如同一匹野性猶在的駿馬積極進取，拼命工作著。
這時期司馬遷的心跡充分顯露於他給朋友的兩封信中，一是《與摯峻書》，一是《報任安書》。在前一封信中，司馬遷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譯成今天的話說就是：君子所尊奉的修身處世原則有三條：首先樹立仁德，其次言論著述，再次建功立業。
摯峻隱居深山，苟全性命，司馬遷勸他出山，一是想讓他為國效力，再也是盡朋友的義務，然而最終卻被摯峻拒絕了。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說自己任太史令以後，“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媚於主上”（我斷絕朋友的交往，忘掉家庭的私事，日夜考慮如何竭盡我微薄的力量，專心致力地在朝廷中供職，以求得皇上的寵愛）。他奮發進取，欲有作為的心理躍然紙上，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司馬遷也確如信中所言，真是竭誠盡力，全心全意為國家為朝廷服務。他扈從皇帝巡遊大江南北、黃河上下；主持編定太初曆，成績卓著，深得武帝的讚賞。其他時間，就是在皇家圖書館裡查閱歷史資料，準備寫《史記》。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正當司馬遷“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之際，飛來的橫禍卻降落在他的頭上。這禍就是李陵獄，或者叫李陵案。
李陵是漢初名將李廣的孫子。天漢二年初秋（前99年），漢武帝派寵姬李夫人之兄李廣利率三萬騎兵出酒泉攻打匈奴，卻命李陵押送糧草。李陵年輕氣盛，英才蓋世，自然瞧不起李廣利這位裙帶豬牌將軍，因而要求武帝允許自己率本部五千步兵深入大漠，直搗單于（匈奴國王）老巢。壯士壯言，武帝也就同意了。
於是李陵率本部五千壯士在缺乏接濟的情況下，遠離大後方，孤軍挺進北上，在草原荒漠中追擊匈奴騎兵，攻無不克，所向披靡。前線捷報連連傳回朝廷，武帝高興，群臣也紛紛上前舉酒朝賀。可是也正是朝廷熱鬧嘉賀之時，李陵卻遭到十萬匈奴騎兵的圍攻，五千步卒英勇奮戰，殺傷萬餘名匈奴兵，突圍南撤，幾天後再度陷人重圍。又過幾天，矢盡糧絕，將士死傷殆盡，李陵也就違心投降了匈奴。
兵敗降敵的訊息傳回來，武帝大怒，即刻召叢集臣，廷議李陵的罪狀。那時的官場最缺乏的是良心，慣於見風使舵的臣僚們迎合武帝心理，紛紛上前，羅列李陵的罪名，這真是牆倒眾人推，落井齊下石。
武帝怒意更盛，於是問班列群臣之後的太史令司馬遷對李陵降敵一事有何感想。
司馬遷與李陵平素並沒有什麼交情，兩人甚至根本沒有談過話，也沒有喝過酒。可是司馬遷卻深深敬佩李陵的為人，心交已久。他認為李陵同他祖父李廣將軍一樣，是英雄，是名將，是奇士。
李陵侍奉雙親孝順，與朋友交往守信，財貨面前，廉潔無私，在取予之際，講求義氣，分別尊卑長幼男女，講謙讓之禮，為人恭敬謙虛樸素，常抱著奮不顧身的獻身精神，希望奔赴沙場，以救國難。
這就是李陵的為人，李陵的人格，也是司馬遷理想的人格。這次李陵冒萬死赴國難，司馬遷更理解、敬佩李陵了。相比之下，眼前這些碌碌無能又渾圓油滑的同僚不是更令人厭惡生恨嗎？他們幾天前還紛紛奉觴上壽，盛讚李陵的功勞，今日為保住身家性命和烏紗帽，竟群起痛斥李陵。司馬遷很痛心。
司馬遷毫不遲疑地回答皇上說：現在很多人說李陵的壞話，那是因為李陵平日很少與這些人應酬往來。依愚臣之見，李陵孤軍深人大漠，在矢盡道窮、救兵不至的險惡情況下，仍奮不顧身，英勇決戰，殺死了數倍於我的敵軍，而今雖然失敗，可功勞還是很不小的。至於說到李陵投降，愚臣敢說那是權宜之計，他肯定有謀在心，將來一有機會，會立功回返漢廷的。
年近六十的老皇帝是個脾氣捉摸不定的人，時明時暗，時而寬厚，時而刻忌，這司馬遷早就知道了。他為李陵辯護會惹惱武帝，這也是必然，可是他萬萬沒想到當自己的一席話剛說完，武帝雷霆震怒，說司馬遷是說客，在為李降投敵講情，大逆不道，就將他關進了大牢。
而今，司馬遷在森冷潮溼的牢獄中，手腳戴著刑具，整日對著獄吏冷酷的面孔，忍受著獄卒的啐罵，他第一次體會到了失去自由的痛苦，失去尊嚴的痛苦。
漢代，有以錢贖罪的規定。可是司馬遷家除了汗牛充棟的簡牘典籍，真可說是清貧的很。沒有錢，因而他只得將希望寄託在朝中平素與自己有交情的幾個同僚朋友身上，希望他們主持正義，面見皇帝，說幾句好話，為自己通融一下。即便不能出獄，也可以緩刑減罪。他苦苦期待著，可幾個月過去了，他也失望絕望了。原來他引以為朋友的那些勢利小人早躲到什麼角落“明哲保身”去了。這對司馬遷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
司馬遷是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的人，是具有俠客氣質和品格的人，是渴望友情篤於友道的人。他為平素不相往來的“心交”李陵而冒險。然而如今卻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宛如漂泊於茫茫海中的一片枯葉，寂苦無援。
他敏感的心慘痛不已，如亂箭齊穿。他看透了這沙漠般荒涼的社會，他更相信句民謠：“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以權勢和利益為基礎的友誼，權勢、利益一旦不在了，那交情也就疏遠淡沒了）。友情是建立在正義和理解的基礎上，沒有正義和理解的交結只是暫時的互相利用罷了。
司馬遷極度失望，然而熱心和多情又畢竟是他為人的一大特徵，因而在無邊無際的寂寞孤獨中，他更珍惜真正的友情了，更信仰摯誠的友道了。
任安（字少卿）大概是司馬遷出獄後結識的朋友，他曾寫了一封信給時任中書令的司馬遷，希望司馬遷“推賢進士”，可是司馬遷已是身遭宮刑的“刑餘之人”，難以按任安的話去做；再者也因任安不能理解自己而苦惱。因此司馬遷遲遲沒有覆信。
徵和二年（前91年），任安因重罪人獄，司馬遷則擔心任安一旦被處死，自己永遠失去了回信的機會，對不住朋友，遺憾終生，二則數年來因受宮刑而鬱積的滿腔悲憤冤屈之情也需要向老友一吐為快， 於是寫下了那篇血淚斑斑的傳唱千古的《報任安書》。
然而這冷漠的世界，象任安這樣值得信賴、值得一吐衷情的朋友畢竟太少了。孟子說：與古人為友。司馬遷做到了！在亙古未有的寂寞中，他的心靈已超越了時空的侷限，與古代、近代歷史上的知音為友了。他歌頌管仲與鮑叔、虞卿與魏齊、竇嬰與灌夫等等志士仁人的友誼一捨身相救，肝膽相照、超乎利害之上的至真至純至情的友誼。他的心靈與上一個世紀的遊俠溝通著，與再上一個世紀的刺客溝通著。
這些打著綁腿，身背利劍的刺客、遊俠雖然身居社會下層，屬市井小民，為權貴者所不齒，但他們比較上層的權貴們更有血性，更有良心，更配得上一個大寫的“人”字！
於是他給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高漸離等古代刺客作傳，讚美他們立意明顯，不背棄自己立定的志向，給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等近世遊俠作傳，其中司馬遷在傳書中寫到；“現在說到遊俠，其行為雖然不合乎正義，但他們講話守信用，言行一致，為解救別人，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已經使人起死復生，又不誇揚自己的才能，以表彰自己的義舉為恥辱，這些都是值得讚美的”。
有道是身心修養之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友誼能激發人的活力，就如一溪清水能使荒涼的沙漠變為一片生意盎然的綠洲。司馬遷以他那發自心田的歌一一《遊俠列傳》、《刺客列傳》，贏得了那些遊俠、刺客的理解和同情，是他們分擔了命運惡神壓在司馬遷身上的痛苦和憂憤，是他們用閃光的正義之劍長久守護著司馬遷那顆屈辱孤寂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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