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位於西南腹地，設立於唐貞觀十三年（639年），州治位於今天的貴州遵義。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播州已經被南詔奪去多年，一個叫楊端的人率軍奪取播州，並在此建立名義上臣服中央、實際上獨立自治的割據政權，楊氏家族世襲播州首領。
唐末正是藩鎮割據、中央虛設的年代，楊氏佔據播州的行為與那些節度使並無二致，只不過楊氏實力不夠，不敢稱王稱帝，也參與不了中原的五代十國亂世，北宋滅掉位於湖北的荊南後，準備滅掉四川的後蜀，楊氏就在此時獻土歸附了宋朝。
西南一直是夷族林立的地方，中原王朝在此影響力有限，只是給予當地土著首領官職，讓他們代為統治，楊氏便是宋朝所任命的播州地區首領，儘管宋朝在播州進行了數次行政調整，但楊氏一直是當地的實權派。
南宋末年，西南地區成為蒙宋前線，楊氏還是為抗蒙主力之一。後來看宋朝要不行了，楊氏為了自己的利益考慮，接受了元朝的招撫，出任播州安撫使。
當明軍進擊西南的時候，楊氏再一次發揮站隊特長，投降明軍，仍為當地土司，控制今貴州東北部和重慶綦江。
明朝跟此前的唐、宋、元三朝不同，她的手真正伸進了大西南，實際意義上的改土歸流就從明朝時期開始實施，西南地區土司林立、中央虛位的情況被打破，明朝在當地的影響力不斷加強。
這種經營從明初就開始了，洪武年間進攻元軍之時，明太祖就不斷在西南設定衛所，又從鄰近的湖廣等地遷入移民，以此來消解當地土司的實力。
洪武年間明朝在四川、湖廣和雲南三省交界處設定了貴州、播州、思州、思南四處宣慰司，四宣慰司共下轄九十餘處長官司、夷蠻長官司。到永樂十一年 （1413年），思州、思南兩宣慰因搶資源而爆發戰爭，朝廷屢禁不止，明成祖大怒，發兵攻滅兩家土司，設定成流官治理的八個府。
同年，明朝將新開八府和貴州宣慰司、原屬雲南的三個府組合，建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貴州省建立，朝廷在西南的控制力大大加強。
貴州的建立其實算是捏軟柿子，因為其基礎是三家比較弱的土司，最強的播州卻完好無損，雖屬四川管轄，但獨立性很強，整體實力比貴州一個省還強。
播州的強首先體現在富，別看它深居西南，卻被譽為有江南氣象，造成這一切的，就是長江水系帶來的鉅額貿易。
我們需要清楚的是，播州楊氏是土司，不是土鱉，作為窩在播州幾百年地位還穩如泰山的土司，他們絕不是那種頭上戴個羽毛、身上穿個豹皮、圍著篝火跳舞的大土著，而是身披華服、頭戴網巾的文化人（只是武力值比較高）。
成化年間，播州楊氏發生內亂，庶長子楊友和嫡長子楊愛為了爭奪宣慰使的位子大打出手。為了爭取朝廷支援，楊友誣陷楊愛私通唐王、自立為國王等不臣之舉，朝廷對此非常重視，派出刑部侍郎何喬新等人調查。
何喬新等人調查了一年多，寫了一篇報告給皇帝，即《勘處播州事情疏》，洋洋灑灑一萬兩千多字，除了講楊愛是無辜的以外，還講了許多無關的事。
>比如唐王到播州買棺材木：“本年七月內，唐王要買壽器。聞知越熙雍曾在播州教書。本州出產紫杉材板，差校尉張琳將銀五十兩前來本州收買。”
播州交黃冊（人口統計表）時順便做生意：“本年失記月日，本司差頭目文錦前往南京進繳黃冊，就令與松坎驛馬伕猶敬順帶杉枋一十五片前去變賣。”
播州賣礦產木材：“檀開銀場遞年煎銀萬千餘兩，黑鉛數萬餘擔，起集人夫每年砍花杉板一萬餘副，一半買囑來往官員，一半發往蘇州等處變賣。”
播州賣茶賣米：“每年起集人夫，遇春採茶萬餘擔，遇夏米價高貴，起夫分運子粒往重慶等處變賣。”
這些記載說明了播州的繁榮，當地盛產木材和鉛，也產茶葉和大米，而這些東西都是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非常需要的。有需求就有商機，播州人把這些東西打包上船，順著赤水河可以進長江，順江而下就可以到重慶、武漢、南京這些大城市，運輸成本低，利潤卻頗豐。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三點。第一，大明朝的官員已經很貪，沿途不打點就別想好好賣東西。第二，播州楊氏的關係網很廣，唐王封地在河南南陽，平日裡被鎖在王城跟囚徒似的，但他靠一個在播州教過書的人就能牽線買木材。同時楊氏沿途打點官員，還是常年打點，官員會調任、升遷，時間一長，大明朝遍地都有播州的朋友。
第三是最重要的一點，播州是真有錢，運出去的貨拿一半來送人，只能說明播州的家底比這要厚得多。
事實的確如此，在成化十二年（1476年），西南爆發叛亂，朝廷派軍鎮壓，領兵的張瓚事後寫了本作戰日記《東征紀行錄》，其中對待了二十三天的播州評價是：“居民富庶，有江南氣象。”還寫了首詩稱讚：
>山到湘川勢漸平，
田連阡陌戍連營。
居人萬井青山外，
雲水中間是播城。
詩裡邊的數字多是虛指，播州城內為必有萬井那麼誇張，但張瓚是京城來的大人物，他有如此評價，說明播州的繁華不是蓋的。
錢並不是萬能的，尤其你沒有守護鉅額財富的能力之時，錢只會成為禍根，但播州楊氏有這個能力，因為他們是土司，有軍隊！
張瓚平叛為什麼要到播州，因為這次平叛也有播州兵的參與。這種情況類似於周朝的天子與諸侯，王師出動，諸侯要出兵隨從。
張瓚對於播州兵的記載有三處。一是初見：“楊宣慰父子率其土兵萬人布營壘於十裡之郊，炮馬交作，軍容甚都。”二是出征：“宣慰楊輝父子率其部屬土兵八千餘人。”，三是留守：“仍留播兵一萬人為備禦之計。”
三處記載反映出，播州兵遠在萬人以上，這還是成化年間，到了一百五十年後的萬曆年間，播州兵的數量不減反升。
一個原因是播州還是那麼富，有錢養軍隊，另一個原因是播州兵出場打仗的次數更多了，需要維持比較多的人數，這個原因正是地方官府造成的。
到了萬曆年間，大明朝遍地貪官，官府要糧沒糧、要兵沒兵，地方軍隊人數少不說，戰力還低得可憐，連地區內的一點小叛亂都解決不了。可這麼點小事又不能請皇上派兵鎮壓，那樣政績工程就全毀了。
四川官員四處張望，土司不就在那坐著嘛，鎮壓叛亂的艱鉅任務，外包給他們多好。算起來土司軍隊也是明朝的軍隊，但沒有軍餉，官府不用管錢糧，正合官員心意。
當然，土司不傻，打仗是要死人的，不給好處怎麼行，精明的他們跟官府達成了默契。土司幫官府平叛，平叛後搶錢、搶糧、搶女人，官府概不追究。換而言之，官府把叛軍的財產當成了外包的酬勞。
播州當時屬四川管轄，是四川境內最強的土司，因而承擔了眾多平叛任務，四處出擊，連遵義數百公里外都留下了播州兵記功的石碑。
按理說，這樣下去土司跟官府的關係還是很和諧的，土司打仗搶錢，官府政績加分、升官發財，但播州楊氏的末任首領楊應龍覺得不對味。那些叛軍本身就是窮苦人，被官府盤剝活不下去才造反的，山高路遠的很難打，油水還少，收益不高啊。相比之下，官府手中的城市防備空虛、富庶殷實，圈佔地盤更有利。
楊應龍出手很有策略，前期專搶貴州，貴州打又打不過，只能往上報告，尤其在播州內部分裂後，貴州官員最為積極。
播州楊氏統治播州數百年，樹大根深，但楊氏並不是播州唯一的大族，下面還有羅氏、袁氏這些大族，也世襲官職，比如羅氏就世襲播州宣慰同知，地位僅次於楊氏。到楊應龍這一代，還敢跟楊氏搶地產，結果被楊應龍殺了全家。剩下的大族人人自危，五司七姓聯名上告楊應龍謀反。
朝廷方面很重視，把楊應龍叫到重慶審問，在重慶，川黔二省官員吵翻了天，貴州官員紛紛要求判楊應龍死刑，四川官員則力主讓楊應龍率軍平叛，戴罪立功。
最終四川官員的意見佔了上風，楊應龍回到播州，在萬曆朝鮮之役爆發後，他還曾上書表示願派兵五千助戰。但隨著朝鮮戰事膠著，四川僅有的精兵盡數抽調，川黔二省已無兵力抗衡播州，楊應龍也安心做起了自己的土皇帝。
不久，四川巡撫換了人，新任四川巡撫王繼光想把楊應龍叫到重慶受審，楊應龍自然不會再去。王繼光因此動用武力，發兵進攻播州，當地明軍哪裡是播州兵的對手，被殺得慘敗。
此戰後，王繼光被撤職查辦，楊應龍也因公然屠殺明軍被定了個大逆不道的罪名，如果不是朝鮮那邊打得正歡，估計大軍都準備集結了。楊應龍也知道自己跟明朝的關係很難修復了，乾脆連四川也咬一口，屢屢進犯重慶。
播州楊氏的毀滅
朝鮮戰場耗費了明朝的主要精力，朝廷不想西南再鬧得不可開交，主動丟擲橄欖枝，楊應龍伸手接住，把斬殺明軍的幾個手下獻出抵罪，再獻上罰款、貢品等等，播州問題暫時平息。
外部問題平息了，內部可沒有，五司七姓吃裡扒外，告楊應龍黑狀，楊應龍不能忍，直接開展分田地行動，以武力滅掉這些大族，並把他們的土地分給窮苦的苗人，苗人群起響應，楊應龍的隊伍更加壯大。
眼看著楊應龍這麼鬧騰，貴州方面覺得要有所動作，才能跟上面交代，於是一支三千人的明軍悄然殺向播州。三千人無論如何也打不下播州，貴州只是想做做樣子，一碰到就跑，結果播州兵太生猛，一個都沒跑出來。
三千人對明朝來說不是大數目，可是打臉打得太狠了，這是楊應龍第二次明目張膽殺明軍了，上次因為朝鮮戰場沒動手，但現在朝鮮之役結束了，強兵猛將有空了，想打就能打！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二十餘萬明軍悉數集結。這些人可以說是明朝的救火隊員，寧夏之役是他們，朝鮮之役是他們，現在播州之役還是他們。一群猛然撲上，任憑播州楊氏有數百年積累，武力冠絕西南，最後還是慘敗覆滅。
算起來，這支明軍跟播州兵的作戰方式是一樣的，因為朝廷已經窮得發不起軍餉了，都是讓主將自籌，怎麼自籌？無非就是搶，搶完還喜歡燒，結局就是“千年並建之播，一朝成墟，見者無不徘徊諮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