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確實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過程中的豐盛時期，宋朝在理學、史學、文學和藝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說宋代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黃金時期也是符合事實的。
宋朝從立朝開始便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提高文人的地位，並促進文化的發展。宋朝推行重文輕武的風氣，大力完善科舉考試製度，讓大量士人進入官場，宋朝的官員大都很有文化素質，在這一點上，與唐朝不一樣，宋朝的一般官員都具有學者、詩人、畫家的素質，文章寫得好，喜愛字畫，善於詩詞，甚至還興趣收藏古董。在政壇上，官員的交流表現出濃厚的文化藝術風氣。
宋朝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黃金時期，有幾個重要的原因，這些原因是其他朝代很難做到的。
首先，宋太祖趙匡胤曾勒石立碑，規定他的子孫永遠不得殺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其地位得到空前提升。
宋太祖在立朝之初，便定下了規矩，嚴格要求他的子孫不準殺害文人，這在古代是很少見的。宋朝將重文輕武的風氣推到了極致狀態，文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在宋代政壇上，文人受推崇，而武官被輕視。在宋朝曾流行了關於“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和“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等諺語。在宋朝，進入官場的人都喜歡當文官而不喜歡當武官，比如，宋真宗時，狀元出身的陳堯諮曾拒絕出任官級更高的武職，因為任文官更榮耀。
宋朝為文人創造了很好的上升途徑和發揮才能的機會，使官場中人大都較高的文化素質，同時，在社會上也出現了很多優秀人才，市民文化得到了發展，文人的自覺意識得到提高。陸游在《呂居仁集序》中也認為：“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宋代為文人提供了發揮才識和能力的大舞臺。在宋代，沒有明代憲宗成化年間開始的八股文，也沒有清代的文字獄，所以，沒有對於文人學士的思想壓制，文人學士的思想相對來說能得到較自由的發揮。
蘇東坡畫像
其次，在宋代，科舉考試得到了不斷完善，逐漸臻於成熟，這對於引文人進入政治舞臺意義重大，這大大提高了文人的地位，同時也有利於文化學術的發展。
宋朝立朝初期，儘管趙匡胤還處在南征北伐的半戰爭狀態，但是，趙匡胤卻對開科取士沒有絲毫懈怠，他於宋朝建立的當年（960年）就舉行了第一次科舉考試，錄取了19人，這雖然比唐、五代以來每科進士一般錄取二三十人相比是少了些，但作為宋朝的首科取士，十分重視取士的質量，寧缺毋濫。到了開寶三年（970年），趙匡胤給主持科舉的禮部下了聖旨，命其統計近十年以及後周乃至後漢的舉子數量，統計之後發現，共有15次考試，禮部核查出了以司馬浦為首的106人名舉子。趙匡胤立即下旨，令這些舉子皆賜本科進士出身，這一類進士，在宋代叫“恩科進士”，即皇帝開恩特賜的進士。趙匡胤以此來籠絡和選拔人才，加強他的文人治國的管理政策。這一政策當然是非常有利於文人提高社會地位的。
當然，除“恩科”選士之外，最重要的是“常科”考試。這是宋代的公開考試，由國家統一規定考試的大綱、內容、時間和具體程式。這包括進士科和諸科，如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明經、明法、明字等科。“九經”科指考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經典；“五經”科指考西漢時確定的五部儒家經典；“開元禮”指靠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禮書；“三史”科指考《史記》、兩《漢書》和《三國志》；“三禮”科指考十三經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三傳”科是指考《左傳》《公羊傳》和《榖梁傳》。
在這各科考試中，“進士”科考試最受重視，因為中進士者以後在官場的前途比較寬廣，最高可以達到宰輔之位；其次是“明經”科，這是指全部經書的統考，屬於傳統經學訓詁類的考試，”明經“科及第的舉子前途雖比進士要坎坷得多，但也有機會當上高官，而其它各小科考試因為比較專，考中了一般是當小的業務官。
此外，在“常科”中，宋朝還繼承了漢唐的“射策”，設有”制科“，即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小範圍考試。例如，宋太祖時期和宋仁宗時期都設有由皇帝親自主持考試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制科”考試的範圍雖然不大，但應試者的資格卻放大大放寬，只要有宰相重臣舉薦，不論是在任官員，還是民間文人等皆可有資格參加考試，有的已中過進士的也參加了“制科”考試。如蘇軾、蘇轍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經中了進士，還不甘心，又雙雙參加了嘉祐六年（1061年）的制科考試，入第三等。
以上所有這些考試，為宋朝提拔了大量人才，這打開了文人進入官場的通道，使文化風氣在官場很盛。特別是讓出身貧寒人家計程車子們能有機會成為宋朝的大官。比如，范仲淹、歐陽修都是單親家庭出身的貧寒人士，卻能成為文化大家和朝中高官。歐陽修成了文化領袖，他培養了王安石、蘇洵、蘇軾、曾鞏等文化名家。而蘇軾又培養了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等。宋朝的文化出現了大發展的局面，文化活動頻繁，經常有文化集會舉辦，官員和學者常有文化交流，民間文學社很多。宋朝是文化人士充分發揮才能的寬闊大舞臺。
再次，宋朝對於文人的重視，促進了理學、史學和藝術的大發展，其學術思想成果和藝術成就出現了輝煌的局勢。
一是理學等大發展。從“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開始，經過二陸（路九齡、陸九淵），再到朱熹，宋代的理學的發展把中國古代哲學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特別是南宋時期的朱熹，他作為理學家、教育家和史學家，他的一生的學術活動和著書立說使儒學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復興，他揚棄佛、道思想，對孔孟儒學進行了新的發揮，重新闡釋義理，融合天理、性命，重構儒家形而上學本體論，將“北宋五子”的思想理論整合大體。
朱熹成了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他認為：“理”“氣”並存，密不可分，理在氣先，理是萬物之源。他主張“天理”與“人慾”對立，極力主張去人慾、存天理。他對儒家傳統的“內聖外王”之說從理學角度進行重新闡釋，使理學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使倫理哲學與政治理論密切統一起來。在南宋末年，理學成了官方所推崇的哲學。
而陸九淵發展了心學理論，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強調“心即理也”，主張去人慾、存本心，以達到清明寡慾的心境，把心學推到了一個新階段。這為後來明代大儒王守仁的心學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二陸”的心學成了廣義理學（馮友蘭先生稱為“道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此外，宋朝晚期，隨著經濟的大發展，還出現了浙東事功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及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等，主張事功理論，開啟學術新風氣，為後來了實學理論準備了理論基礎。
朱熹雕像
二是史學大發展。與漢唐等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學特別發達。歷史學家陳寅恪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賢史學，古今罕匹”。宋朝不僅有多個官方修史機構，如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會要所等，而且，宋朝的史學其成果和成就非常顯著。
其典型事例之一是司馬光所主持編撰的《資治通鑑》。司馬光歷時十九年（加上《通志》超過二十年），組織了當時很有才識的編撰者，編成共達二百九十四卷的宏偉著作，記述了上起周烈王廿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的歷史事實。該著作用編年體方法書寫，為後人提供了一本系統廣博的史書範例。之後，另一傑出史學家袁樞又對《資治通鑑》進行全面的整理，寫成《通鑑紀事本末》，編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後來，朱熹編寫了《通鑑綱目》，共五十九卷，精要地闡述《資治通鑑》的內容。此外，還有薛居正等奉旨編修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會要》和《五代會要》等。在地方誌方面，有樂史編寫的《太平寰宇記》、范成大編寫的《吳郡志》、孟元老編寫的《東京夢華錄》、周密編寫的《武林舊事》等；在金石和考古學方面，有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的《考古圖》和趙明誠的《金石錄》等。宋代的史學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高峰之一。
三是藝術大發展，其突出代表是繪畫作品和宋詩宋詞。
宋代湧現許多著名畫家，其主要代表有范寬、郭熙、趙佶、李唐、馬遠、夏圭、張擇端等。宋代山水畫成了中國古代寫意畫作的典型代表，其意境深遠，突出地表現了中國古典畫作的鮮明特色！宋代山水畫家人才輩出、成就非凡。各位畫家皆有創造性並各自有其專門特色。如北宋李成的畫作表現塞林的平遠景象；范寬的作品描繪崇山峻嶺和雪景，平靜悠遠；許道寧的畫作表現林木野水，古樸靜深；郭熙深遠的山景，著力刻畫景色的細微變化；惠崇、趙令穰善於以描繪小景以抒發心中情感；米芾、米友仁父子的畫作表現雲山墨戲，意境幽深；李唐、馬遠、夏圭善於以特殊的山水景象來表現悠遠的詩意等。總之，宋代山水畫達到了中國繪畫的至高境界，是中國繪畫藝術的高峰之一，令世界畫壇讚歎。
郭熙的畫
宋代發展了唐代的詩歌，達到了很高水平，宋詩的水準不輸於唐詩，而另有特色。宋詩是唐朝詩歌的延續、發展與突破，宋詩表現更廣泛，詩篇更豐富，詩歌的種類、形式更多。宋詩創作數量空前，成了中國古代的詩歌巨大寶庫。有人統計，《全宋詩》約有詩作者九千多人，為《全唐詩》的四倍。宋詩比唐詩其抒情性更突出，意味非常深遠。宋代詩人有很多寫的詩作非常多，如陸游自謂“六十年間萬首詩”，他留下的詩作留存下來的就有九千三百多首；楊萬里更是寫過兩萬多首詩。
宋詞是中國古代藝術的輝煌成就，詞原是曲子詞之簡稱，它承襲漢魏樂府，並受外來音樂的影響，是一種既可合樂歌唱又有獨特體制的詩歌體式。宋代詞人根據樂曲的旋律和節奏求填上歌詞，形成詞作。
宋詞的發展將詩歌推向了一種新的輝煌形式。北宋前期，以晏殊父子、歐陽修、范仲淹、柳永等為主要代表，其中，晏殊、歐陽修帶領著第二次古文運動，去除深奧，推崇自然清新，詞語暢達，詞意新穎；而范仲淹詞意不拘舊式、豪放悲壯；柳永的詞自創新調，充分發揮了長調慢詞的特色。
北宋中期，主要以蘇軾為代表，他的詞打破了詞體的侷限，以詩為詞，與婉約詞區別開來，創立了豪放詞之風氣，這影響了南宋的辛棄疾等的詞風。
北宋後期，主要以秦觀、黃庭堅、賀鑄、周邦彥等為代表，周邦彥是北宋詞的“集大成者”，他把詞的特色發揮到了極致狀態，他注重音律、章法縝密、用詞精麗、風格醇雅，是格律詞派的重要代表。
南宋前期，主要以張元幹、張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為代表，他們將詞的豪放風格與沉鬱悲情巧妙結合起來，將詞的音樂美和詞的深遠意境發揮到了極致。其中，李清照的詞是最為傑出的，她的詞作化俗為雅，清婉疏淡，自然清新，有超凡的語言表現能力和高超的意境創造技巧，把詞的藝術境界推向高峰。
李清照畫像
南宋中期，主要以辛棄疾、陳亮、劉過、姜夔等為代表。辛棄疾開創了豪放愛國詞派，他以散文為詞，突破了詞體的束縛，拓展了詞的藝術表現方式，以報國情懷為主調，時而沉鬱、時而豪放，深沉執著、感染力很強。姜夔精通音律，他的詞講究格律謹嚴，風格靜空，意境幽深，獨拘一格。
南宋後期，有稼軒派和白石派，前者以劉克莊、劉辰翁、文天祥等為代表，他們崇尚辛棄疾的詞風，其作品沉痛悲鬱、豪邁粗獷的風格為主；後者以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等為代表，他們以姜夔為正統，重視音律技巧，注重表現淒涼哀怨的情調。
宋代詞作發展輝煌，收錄在《全宋詞》中的詞人多達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萬九千九百餘首。此外，宋代詞人別集大量出現，如柳永的《樂章集》，蘇軾的《東坡樂府》，秦觀的《淮海詞》，周邦彥的《清真集》，辛棄疾的《稼軒詞》，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