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康有為和梁啟超絕對屬於重量級的風雲人物。在清朝內外交困、大廈將傾之時，兩人不斷探索救國圖強的真理，並身體力行，在戊戌變法中將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施。可以說，彼時的康梁二人既是師生之誼，更情同父子，兩人肩並肩、背靠背，希望能夠一舉把中國帶進君主立憲制的時代大門。
但事與願違，維新變法僅僅持續了103天就被慈禧太后扼殺，戊戌六君子赴難，康梁二人也逃出國外。按理說，經此大難的這對師生，關係應該更為密切才是，但奇怪的是，兩人卻漸行漸遠，師生之間產生了分歧，乃至最後終於分道揚鑣，這又是為什麼呢？
01壹
在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是絕對的領袖人物，梁啟超作為他的學生，是他的左膀右臂，二人珠聯璧合，可謂是相得益彰。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相繼出逃，都前往日本避難。
曾幾何時，兩人的事業是多麼的接近成功啊！本想著依靠光緒這個賢君，實現自己遠大的抱負，讓中國早一天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也讓自己揚名立萬。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要想幹一番偉業，光有理想和激情還是遠遠不夠的。他們的這套東西在當時的中國很是水土不服，紙上談兵的空想家在老謀深算的官場老油子面前，簡直是不堪一擊。
“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把他倆的夢想澆了個透心涼，面對縹緲的前景，兩人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康有為手捧自稱是光緒皇帝縫在衣服裡的所謂“詔書”，繼續宣傳他的保皇保教主張。康有為提出要學春秋時期的申包胥一樣，“奉詔出外求救”，並希望英國、美國能夠出力相救。等他到了日本，也十分希望日本支援他，並說明“受衣帶之詔，萬里來航，泣血求救”。
在康有為一門心思保皇的時候，初到日本的梁啟超暫時把心靜了一下，一方面對變法的失敗進行梳理和思考，另一方面閱讀了不少宣傳革命主張的書籍。慢慢地，他的政見發生了顯著變化，與從前“若出兩人”。他十分認可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認為盧梭的思想是醫治中國痼疾的良方，認為中國若能採納其思想，必將出現大同盛世。就這樣，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梁啟超的政治主張也從保皇轉向革命。
這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也在日本活動，孫中山主動聯絡康有為和梁啟超，希望在革命黨與變法派之間尋求合作，康有為因為和革命黨政見不合拒而不見。梁啟超卻與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的來往十分密切，有時甚至在三更半夜還擁被長談，結果便有了合作組黨的計劃，“擬推（孫）中山為會長，而梁（啟超）副之”。
後來康有為得知此事，嚴厲反對，聯合立會才告作罷。這說明此時的梁啟超已經對康有為的保皇學說產生了懷疑，但並未徹底與其決裂，也並未徹底擁抱革命思想，只是漸漸有了革命的一種傾向。但不管怎麼說，兩人的思想已經產生了裂痕。
02貳
1899年，清廷向日本交涉，不準康有為留日，康有為只得流亡加拿大。康有為每到一地，就發表演說：“惟我皇上聖明，乃能救中國”，希望華僑“齊心發憤，救我皇上”。在北美期間，康有為創設保皇會。
在日本的梁啟超越來越不認可康有為的觀點，認為康有為關於孔教的觀點是錯誤的。康有為把孔子學說拔高到一個宗教的地位，但梁啟超認為孔子學說就是一種學說，並不是一種宗教，孔子本人也不是宗教家。另外對於康有為一向堅持的託古改制，梁啟超也覺得是牽強附會，不合時宜。
後來，梁啟超乾脆又向恩師寫了一封信，讓康有為大動肝火。他在信中說：
“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皇帝）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康有為）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恩師。”
客客氣氣的語言下，卻讓老師“息影林泉，自娛晚景”，無異於規勸老師退出政治舞臺，不要再參與或干預政治上的事情。而且，隨同這封信一起簽名的，還有同為維新領袖的唐才常等13個人。
康有為收到這封信後，臉都氣歪了。作為昔日和自己一唱一和的高足弟子，梁啟超曾經逢人便說：“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而現在呢，徒弟竟然勸師傅退出政治舞臺。小樣的，想造反不成！
於是，康有為一不做二不休，立即嚴令梁啟超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然後嚴厲斥責其倡導革命的錯誤。面對恩師的責怪，梁啟超只能默默地忍受，這是他當年從廣州萬木草堂跟隨恩師開始就養成的習慣，多年來，他已養成了對康有為的敬意和畏懼。他只得在表面上答應悔改，但實質上並未放棄對革命的信仰。
03叄
亞里士多德曾說：“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這句話對梁啟超同樣有用，他曾說：“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
基於這樣的想法，梁啟超表面上接受康有為的教誨，漸漸減少了與革命派的來往，但實際上，梁啟超逐漸產生了脫離康有為而自立門戶的想法。梁啟超到了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後，他又對當地的華僑說，他這次來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但實際上是來進行革命活動的。這話傳到康有為的耳中，康有為非常生氣，又狠狠地斥責了梁啟超一番。而革命黨也不認賬，認為他這是“掛羊頭，賣狗肉”。就這樣，梁啟超站在兩頭受夾板氣。
1900年，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梁啟超前往香港向康有為彙報相關情況，而康有為把起義失敗之責全推到他身上，竟對他“擊之以椅”，直打得梁啟超跪在地上連連告饒才罷休。
康有為這種專制家長式的粗暴作風，對二人的關係起了特別惡劣的作用。事情發生後，湯覺頓、楊度等人力勸梁啟超另立門戶，而梁啟超不願因具體事務與康有為決裂，但師生二人已經處於一種貌合神離的境況。
1903年，梁啟超動身前往美洲進行數月的遊歷，同時也是暗中考察美國的民主共和政體。但令人意外的是，當梁啟超歸國後，他的思想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又重新迴歸到改良上。因為他對暴力革命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在美洲遊歷中，他對民主共和是否適用中國是有著深深地憂慮。
總之，他從偏向革命又滑回到溫和改良，他和恩師又站在了一起。並且在後來的幾年，梁啟超多次與革命派公開展開論戰，師徒二人度過了最後的美好時光。
04肆
庚子國難後，推翻清朝封建統治逐漸成為時代主流，正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連梁啟超都有些搖惑，康有為很是焦慮，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的保皇言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隨著革命的發展，梁啟超開始傾向於共和。而康有為依然固執己見，不願與時俱進，康梁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在致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說，數月來，和您議論起時事，總是出現矛盾，以至於經常心煩意亂。
隨後，一代奸雄袁世凱竊取了革命的勝利果實，並且開歷史倒車，準備稱帝。康有為一直對袁世凱不滿，毅然參加討伐袁的護國戰爭。而梁啟超雖然一度與袁世凱親密，但也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
梁啟超當即寫下討袁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聽說後有些慌，便派人給梁啟超送去一張20萬元的銀票，併為梁啟超的父親祝壽，但條件是停止發表這篇文章，但梁啟超大怒，沒有收下。
不僅如此，梁啟超還協助自己的學生蔡鍔逃出北京，從日本轉道前往雲南，組織護國軍，於1915年12月25日發動討袁的護國運動，迫使袁世凱取消帝制。在這一段時間裡，康有為和梁啟超在討袁的旗幟下一致對外，但也只是表面上團結一致罷了。
05伍
康有為並沒有從袁世凱的復辟失敗中汲取教訓，相反，他卻加快了讓溥儀復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聯同辮帥張勳，上演復辟醜劇，他如願當上了偽弼德院副院長。而梁啟超不僅反對袁世凱稱帝，而且反對任何形式的復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擋，任何復辟陰謀都不能得逞。於是，梁啟超則到段祺瑞的幕府充當討逆軍的軍師。俗話說，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對最負盛名的師生走到了對立面，兩人最終還是分道揚鑣。
康梁二人的矛盾公開化後，劉海粟等人積極從中斡旋，二人關係有所緩和。1927年3月8日，是康有為的70歲生日，康門弟子匯聚一堂為康有為祝壽，此時的梁啟超因事不能親自前往祝壽，但託人送來壽聯和壽文。在梁啟超送的壽聯裡，梁啟超將康有為比作為孔子，這讓一向以聖人自居的康有為心中一暖。
在壽文裡，梁啟超深情地回憶起早年在萬木草堂學習的經歷，以及師生之間真摯的情感，感謝康有為的教誨之恩，並高度評價了康有為的功績。
1927年3月31日，康有為病逝於青島。4月17日，梁啟超聯合康門弟子，在北京為康有為設靈堂進行公祭，梁啟超宣讀了情深意切的《公祭康南海先生文》。在此文中，他既肯定了康有為早年宣傳維新思想的歷史貢獻，也委婉地指出他後來在復辟帝制上所犯的一些錯誤。
06結語
康梁二人的關係以戊戌變法為分界線，在這之前，兩人一同宣揚維新思想，進行公車上書，籌備變法事宜，兩人配合默契。變法失敗，說明清朝已經病入膏肓，任有良藥也無法根治。康有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在歷史的大變革時代，他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絕接受新事物和新變化。他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對民權、膜拜君權的立場，最終墮落為保皇黨，成了社會前進的絆腳石。
而以前對康有為亦步亦趨、唯師命是從的梁啟超，隨著自己視野的開闊以及對新思想的包容，逐漸認識到康有為思想的侷限性，毅然與老師爭執。而康有為面對自己的得意門生的背叛，自然是怒不可恕。兩人政見的不同，再加康有為家長制的作風，種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最終導致師徒二人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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