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給人一種似乎有失偏頗的感覺，因為但凡是其寫的列傳或者合傳，文末總有一段自我點評，篇幅雖長短不一，卻形象生動、刻畫入木三分，唯有衛青、霍去病的點評是採用蘇建的話，與其他篇目相比，顯得有些簡單和敷衍，從而有了“司馬遷對霍去病的評價不高”的想法。
霍去病，河東平陽人，西漢時期名將、軍事家，名將衛青外甥，大司馬霍光兄長。他善於騎射，勇猛果斷。十七歲少年之際便驍勇善戰，拜驃姚校尉，率領八百驍騎深入大漠，斬捕首虜過當，又被授予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長途奔襲、快速突襲和大迂迴、大穿插等各種作戰方式結合作戰，用兵極為靈活，注重方略，不拘於古法。
元狩二年（121），兩次參與河西之戰中，大破匈奴，使漢朝從此控制河西走廊。元狩四年（119）漠北之戰，封狼居胥，改變了漢朝對匈奴的守勢狀態，他大捷而歸，官至司馬。
《史記》在史學界素有權威，就在於司馬遷對歷史的客觀記載和對歷史一針見血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跳離了歷史侷限性。他曾對投降的李陵有
“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這樣高度的讚揚，但這樣一個讓匈奴發出“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悲嘆的英雄將領，為什麼在司馬遷這裡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
首先，談談霍去病本身的性格。霍去病從小嬌生慣養，無法體恤下層百姓的悲苦民情，驕縱過度，心胸較為狹隘。因李敢在其父李廣死後大怒傷了衛青，霍去病便以一個隨便的理由射殺李敢，對人命不甚重視。
司馬遷一向同情百姓，對很多人物的情感傾斜並不僅是建立在人本身的社會價值和社會功用，更多的是建立在對人本身的高度的熱情和責任感身上。
因此，司馬遷心中的桿秤倒向了有投降苦衷的李陵，或者說是將這種偏好推向了李家，從而濃墨重彩寫下了李將軍的列傳。
再者，李家並非皇親國戚，加之李廣難封、李陵不得歸漢，種種懷才不遇的境地與受宮刑的司馬遷頗有類似之處，與霍去病的年少成名、志得意滿形成強烈對比。其次，司馬遷對漢武帝對他武斷用刑有所不滿，這種情緒波及到了霍去病這類貴戚身上。霍去病的出身和李家截然不同，或者說是和司馬遷不同，因此對霍去病描寫的不公平成了司馬遷表達自己情緒的宣洩口。
司馬遷再是如何將自身剝離現實，也逃不過人本身的主觀性。在評價體系中，司馬遷的精神矛盾導致他不自覺的將霍去病的個人問題放大，將倫理價值系統凌駕於從國家利益出發的社會價值系統之上，帶來價值天平失衡，對霍去病的評價也就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