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烈文
《清平樂》的熱播將遠去的北宋歷史再度拉回人們的視線。對於解構北宋和宋仁宗有許多角度，一個時代是立體的，人物自然也是多側面的，北宋的文治堪稱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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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人士大夫輩出的時代，能夠駕馭他們的皇帝大部分都是出色學問家和藝術家，儘管宋太祖曾經針對李煜的教訓對後人留下警訓：“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做文章，無所用也”的極端規定。因此宋太祖後就加大了太子們的讀書力度，培養經史研究能力，以此為他們未來治理北宋打下基礎。本文就著重盤一盤北宋皇子們的讀書生活，以這個小角度窺視《清平樂》背後的大視角。
宋太宗的三兒子趙桓，宮中專業教育學業有成，由此形成了北宋皇子學習的模式。
史載“幼英睿，姿表特異”，由於稟賦甚高，在宮廷之中優越的學習條件的促進下，趙桓學業非常紮實。由於深得宋太宗的喜愛，將其封為壽王，此後透過學習加壓讓他的能力得到充分的發揮。凡是自己讀過的書，大部分都能倚馬可待，28歲那年被確認為太子，命運對他來說實在太順利了。“敦尚大雅，自出閣後，專以講學屬詞為樂，禁中游息之所 皆貯圖籍筆硯。”可以看到他的學業是相當努力的。
宋仁宗親自辦學成立“資善堂”，將學業作為第一要義。
宋仁宗是《清平樂》這部劇的主角，因此他在北宋的地位也相當突出，是北宋時期著名文臣士大夫扎堆出現的一個重要階段。仁宗趙禎九歲就被其父立為太子，是北宋最早被冊立的孩子，可見對他是多麼的喜愛。
仁宗書法
趙禎4歲那年被封為慶國公，堪稱歷史上最小的王爺了。五歲那年開始進入學堂，為了表示對兒子的寵愛，將他學習的地方改名為“資善堂”。並深情寫下了自己的幾道寄語，勉勵兒子能夠修身、慎獨，勤儉養德。年幼的趙禎深知這種殷切希望，在這裡每日研究經文，希望古老的經典能夠滋養幼小的心靈。在數位老師的培養下，小趙禎進步很快，且與這些德高望重的老師互動良好，深得口碑。十二年的學業轉瞬即逝，而他也成了翩翩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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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不久，他還經常懷念自己的讀書生活，還親自寫了一首詩表達了這種深沉的感情。北宋的繁華不是偶然的，正是個人風度和修養的高度下，才出現了大量名臣。他們在學術上“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對於大臣的優容，宋仁宗是堪稱獨步的，當時有一個叫陸軫的官員，有一次竟然指著笏板對對這位年輕皇帝如此說：“天下奸雄此座者多矣，陛下須好作 乃可長得。”年輕皇帝並不覺得生氣，而是第二天語重心長地對大臣說：“陸某淳直如此”，一時將仁宗風度傳為佳話，由此他成了北宋時期名聲最好的一位皇帝，直到現在依舊被各種藝術產品所熱議追逐。
宋仁宗如何給侄子們挑選“儒生”，以此透過學習逐漸提高本領，為繼承家業預熱。
雖然自己的命運非常順遂，但是仁宗的兒子們卻都早夭，以至於沒有子嗣的地步，這樣的悲涼對於趙禎來說實在痛苦。因此不得已在侄子中開始挑選祖業的繼承人。他的侄子趙曙生性內向，十分好學，很得仁宗喜愛，因此親自給他選拔老師，教導這位侄子，以此打算做自己的身後安排。趙曙“天性篤孝，好讀書，不好燕嬉褻慢，服御素如儒者。”往往因為讀書走神忘記吃飯“讀書方樂，豈覺飢耶？”這話傳到仁宗那裡，讓他十分欣慰。因此在他三十那年趙曙被仁宗過繼為皇子，以此完成皇室的繼承。
學富五車的北宋皇子們才能很好駕馭文化水平極高計程車大夫，只因那是個文學大家輩出的年代。
宋代是著名文化大家扎堆出現的時代，科舉考試的普及讓北宋的文化走向了一個高峰，那麼如何不被這些文人落下，只能是透過加大皇子的學習力度，讓他們共同對天下治理。從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光看這幾位便可知道北宋文人官員的實力學識水平。這些大家們，無疑成了皇帝切磋學問的很好物件。
當時的土大夫們普遍意識到，“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王安石在其（取材》一文中，曾經論及理想人才的知識與能力結構。他認為，文吏不僅應該尚文辭 ，還要通古今、習禮法，曉達天文人事政教更張，以詳乎政體；儒生不僅習句讀， 也要明悉制度與時政沿襲以緣飾治道。顯然這與皇子們早年的學業大體相當。
各有所長而相互兼通，這正反映出宋代士人群體的整體追求。多種因素的交匯，使宋代士人的總體學術水平及個人修養達到了空前的高度。杜甫自矜“讀書破萬卷“在當時屬於博學之士；而來代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都有經學或史學方面的不凡者，都是學者型的文學大家，同時又都在政壇上有過重要的影響。就能力素質而言他們是一比兼擅文章、經術與更乾的綜合型士人。他們的知識結構較前人，格局更為宏闊他們講求操守，個性灑脫而不放浪：他們對於國家命運的思考，也較其前人更為深刻。
北宋士大夫
11世紀的前中期，趙宋王朝的統治已經穩定下來，君臣已經有機會不僅從實際運作的層面，而且從價值省思的層面來總結晚唐五代的教訓本朝的經驗。這些都與早期教育水平有著深刻的關聯。
宋仁宗朝，被稱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既作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聖政錄），又作《唐鑑》。無獨有偶，與他同時期的孫甫，既“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為諷諫”又“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宋仁宗正是因為自己也是學問大家，因此對他們的言行非常能夠了解，並迅速加以施行到政務之中，在學問的砥礪下，惺惺相惜。
清明上河圖
因此皇子的學術和道德水平直接影響整個未來的風氣，正是因為良好的教育水平才能與文化水平都非常高計程車大夫形成很好的互動。所謂“宣告文物”，實際上是指以堯舜三代為楷模的教化文明與典章制度。用邵雍的話說，“五帝之時似日中，宣告文物正融勵“比擬漢唐乃至超越漢唐而追慕堯舜三代，這是當時士大夫們普遍的想法。早在太宗統治前期，宋代計程車人就已經有“國家興儒，追風三代的說法，因此這些皇帝們無不本身就是學問大家，而這些成就都是來自於皇子時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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