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漫長的歷史程序中，北宋的滅亡簡直不可思議。北宋與金聯手滅遼之際，金國乘勝進攻北宋，一路破燕京，過黃河，很快就兵臨東京城下。北宋朝廷一心議和，消極抵抗，金軍沒多久就攻下了京城，俘獲徽欽二帝，皇族宗室、妃嬪及近臣等14000多人被押往金國。與此同時，金國扶持北宋宰相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北宋由是滅亡。
北宋的滅亡，很多人會有幾個意想不到：一是建國167年的北宋想不到被建國12年的金國被滅了；二是長期處於東亞國際體系核心地位，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國想不到敗給了處於邊緣地位的小國；三是戶數超過2000萬，人口在1億以上的北宋沒想到說沒就沒了。
這讓很多人想不通。
最為詭異的是，
北宋立國100多年，從時間上來看，這正是一個王朝鼎盛的時期，至少也應處於上升期。就好比一個人正值壯年，突然得了意外的風寒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北宋的滅亡充滿偶然性，更像是一場意外。
其實，
在北宋滅亡問題上，歷來充滿爭議。很多人說並不是風寒所致，北宋早年已經積累了無可挽救的內傷。這個內傷，圍繞著王安石變法逐步分化，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唱著老調子亡困”，北宋亡於因循守舊，廢除了王安石變法。
對此，魯迅先生曾有議論：“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係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
另一種說法，恰恰相反，北宋亡國是因為王安石變法。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文人對王安石變法的普遍評價是“禍國殃民”、“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在這種爭執下，
北宋有幾個事實不容忽視；一是腐敗。
早在北宋中期，包拯有感於官場腐敗就曾說““幅員至廣，官吏至眾，黷貨暴政十有六七”；到了徽宗年間，朝廷更是重用奸臣，大興土木，進行了飽受詬病的“花石綱”，造成了民怨沸騰。
二是黨爭。
北宋黨政並不比唐朝遜色，無論是范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推動的變法，都新舊黨爭在暗自角力，爭權奪利、打擊異己現象普遍存在。
三是體制。
這個包含的比較多，有“將從中御”的祖宗家法，有軍隊實行“更戍法”，也有重文輕武、文人治國的“國策”，社會風氣尚文甚重，在外敵面前無法組織有效地抵抗。
以上事實註定了北宋遲早滅亡的宿命，中間除非進行徹底的改變，可惜的是王安石變法並沒有達成這一點。北宋作為一個諾大的國家，即便問題不斷，但不至於那麼快王國。
是什麼加速了北宋的亡國呢？
事實證明，北宋採取的聯金滅遼的外交路線和戰略選擇，加速了北宋覆亡的程序。
如開頭所寫，北宋滅亡發生在宋金聯手滅遼之後。
在十二世紀初期的東亞版圖上出現了三個主要國家，一個是契丹建立的遼國，一個是女真建立的金國，另一個領土面積最大的北宋。
北宋在立國之初就與契丹遼國打仗，但每次戰爭的結果，北宋都是屈膝求和，並奉獻大量的歲幣。北宋看遼不順眼，但又無可奈何。同時，北宋還與女真部落保持著政治往來與經濟貿易聯絡，以期透過拉攏來掣肘遼國。女真完顏阿骨打起兵反遼建立金國後，與遼國的矛盾不斷，雙反互有戰事。
在國家的博弈中，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就這樣北宋與金走在了一起。
1120年，雙方訂立海上之盟，規定雙反同時進攻遼國，金取遼國的中京；宋取南京，戰後北宋期待已久的燕雲地區復歸北宋，並且北宋轉向金交付歲幣。
達成了一致後，戰事很快鋪展開來。金軍不僅輕而易舉地攻下了中京，還拿下了中京、西京、南京等城市，而宋軍由於軍隊腐敗，戰鬥力低下，與遼戰鬥幾無省績。末了，金國將打下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等地交給北宋，北宋則把原來奉給遼國的歲幣再增加百萬送給了金國。北宋看似贏家，實際上無所得，因為金人同意交換地區的官紳子女富戶早已席捲而起，北宋得到的只是一座座空城，徒增防守之力。
在宋金聯合攻遼的過程中，金軍看到了北宋的腐朽和邊防的空虛，這更刺激了他們進取的步伐。畢竟，金軍的目標絕不是滅遼、與宋和平共處這麼簡單。金國開國領袖完顏阿骨打就曾揚言“今欲中外一統”。可見，其野心之大。
與此同時，宋朝在與金聯合的過程中，做了幾件不被看好的事情。
諸如，收留了先叛遼又叛金的張覺，在與金聯合時搖擺不定等，這些直接導致了關係的破裂，並最終釀成聯金反被金滅的悲慘結局。
這是北宋的一次重大戰略失誤。但這種失誤並不是沒有補救的機會。
北宋滅亡之際，大部分地區人們還都是擁護宋室趙構的，趙構有收復失地的群眾基礎。而趙構在內心掙扎中，還是選擇了南逃，這就造成了北宋形勢的急劇惡化。
經此之後，金國一躍成為東亞體系中的核心國家，與北宋實現了角色互轉。
綜合來看，
北宋滅亡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但絕非油盡燈枯，又非單單一場意外那麼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