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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許雲輝
（《清平樂》中韓琦劇照）
1045年初夏，揚州官署後花園芍藥盛放，五顏六色的芍藥花爭奇鬥豔，散發著沁人心脾的芬芳，招引得蜜蜂嗡嗡穿梭。其中，幾株芍藥格外奇異醒目：層層疊疊的紫色花瓣，圍裹著一圈金黃色的花蕊，頗似宰相的紅袍金腰帶相服。
知州韓琦向客人王安石、王珪、陳昇之介紹：“此花名為金腰帶，又名金纏腰，數年難得一開。坊間傳說，此花盛開時，揚州必出宰相。”客人們嘖嘖稱奇時，韓琦趁興剪下四朵金腰帶，分插各人鬢邊。主客相視而笑，盡歡而別。
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此後三十年，主賓四人先後拜相。而最早拜相者，正是最先把金腰帶插到鬢上的韓琦。
（一）造福地方
韓琦於弱冠之年憑“學問過人”高中進士第二名，從此步入仕途，先後輾轉各州出任父母官。每到一地，他總能發揮理民得法、治軍有方特長，因地制宜制定法規和教令，修葺國庫與糧倉、整治掌管兵器的官署、“勸農興學”，深受當地官民讚譽。
蜀地賑災，是韓琦地方官生涯的首秀。面對遍野饑民和混亂的地方管理制度，他先雷厲風行開倉放賑，“活饑民百九十萬。”再採取減免賦稅、開除不稱職官吏、裁減冗官雜役等利民措施，首秀贏得碰頭彩。
在定州（今河北定州），他充分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果斷採取“威恩並行”策略應對定州兵鬧事。為激勵士氣，他宣佈戰死沙場者重賞其家人，官府負責撫養戰死者的寡妻幼子。他潛心研究仿製古陣法，令將士反覆演練，最終把定州兵打造成一支精銳勁旅。
不久，因朝廷派到地方協助防守的京師精銳部隊龍猛卒擾民惹事，韓琦毫不客氣把將他們全部趕走。韓琦的責任擔當得到宋仁宗的詔書褒獎，也由此成為地方官員的標準和楷模。他轉任幷州（今山西太原）時，定州百姓“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
韓琦到幷州後，得知宦官廖浩然倚權仗勢無法無天，毅然奏請朝廷將其召回。廖浩然回京後，被宋仁宗處以鞭刑。幷州百姓聞知，無不歡欣鼓舞。
因幾塊原屬宋朝的土地被遼國覬覦冒佔，韓琦召來遼國貴族，出示相關文字依據，有理有據收回國土，並令立石為界。他又奏請朝廷，在幷州“墾田（開荒耕地）至九千六百頃。”
他鎮守大名府時，勤政愛民，百姓“為立生祠。”擔任故鄉相州知州期間，“相人愛之如父母”。相州百姓出現爭鬥訴訟時，都會告誡對方：“我們之間的矛盾，千萬不能驚擾到敬愛的韓先生！”
豐富的地方行政工作經驗，為韓琦日後步入廟堂大放異彩打下堅實基礎。
（二）抗擊西夏
西平王李元昊稱帝自立建西夏後，韓琦被朝廷任命為陝西安撫使，全力應對西夏威脅。此時的韓琦，“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
韓琦先上疏為戰敗被俘的邊將辯明冤屈，又力薦啟用被貶外地的范仲淹，與自己聯手輔助主官夏竦、共同抗擊西夏。
韓琦在戰略上藐視敵人，認為西夏兵馬“眾不過四五萬人”，力主採取“先發以制賊”戰術。范仲淹則建議儘量穩妥，展開防禦持久戰與敵周旋。夏竦將皮球踢給宋仁宗，宋仁宗傾向一勞永逸，詔令韓琦與范仲淹共同出征。
遺憾的是，韓琦的大將任福完美複製了馬謖失街亭的悲劇：任福置韓琦“誘敵深入、一舉全殲”的手令，貪功輕進，吞下西夏誘敵深入的誘餌，使宋軍在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折損將士近七千人。
夏竦在任福遺體上翻出韓琦的手令，極力為他開託：“言罪不在琦。”韓琦卻寢食難安，上表彈劾自己用人不當，情願承擔戰敗責罰。朝廷予以降職一級處分，依然重用他抗擊西夏。
韓琦知恥後勇，多次取得勝利，使“西賊聞之心骨寒”。他與范仲淹聯手抗擊西夏，“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範’。”西夏與宋朝簽訂“慶曆議和”協議後，韓琦與范仲淹雙雙奉調回京。
和平陽光乍現，李元昊卻出爾反爾，獅子大開口向宋朝提出十一條不合理訴求。宰相晏殊與朝臣們人心厭戰，準備全盤接受。韓琦上《論備禦七事奏》，旗幟鮮明表示反對。他條分縷析歸納出朝廷急需處理的七條要務、拯救時弊的八條具體措施，被宋仁宗全部採納。
（三）京城揚威
在朝廷，韓琦直言敢諫，先後上七十餘疏勸諫宋仁宗“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他曾因當政者尸位素餐無所作為而憤然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彈劾宰相王隨等四人，使他們被同日免職，留下“片紙落去四宰執”的佳話。
他強烈抨擊“貨賂公行”的社會風氣，批判“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腐敗官場，力諫宋仁宗開源節流“減省浮費”。從不輕易夸人的宰相王曾對他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極為賞識，給予公開表揚。
當時，掌管軍事的樞密院與掌管政務的中書門下並稱“二府”，一起辦公。文武有別，互不干涉事務是官場潛規則。韓琦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惹得文官們很是不悅。宋仁宗對韓琦的跨界言行極為支援，在文官們抱怨韓琦多事時，風輕雲淡用一句“韓琦性直”化解了矛盾。
韓琦力主整頓吏治、選拔人才，政治主張與范仲淹的十項改革方案不謀而合。在韓琦與富弼大力支援下，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政治改革運動轟轟烈烈啟動。
范仲淹等人“以天下為己任”，大刀闊斧改革，極大觸犯既得利益集團。權臣們群起而攻之，終日在宋仁宗面前詆譭誣枉范仲淹。三人成虎，范仲淹等人先後被罷相。韓琦義憤填膺，多次上疏為他們辨理。由於勢單力薄，只能眼睜睜看著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宣告無疾而終。
（四）為相十載
韓琦為相後，“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雲。”他禮賢下士，一視同仁，善於選拔重用賢才，甚至放手使用有能力才學的持不同政見者。他胸襟開闊，能力超群，被視為與漢相周勃和唐相姚崇比肩的賢相。
宋仁宗晚期和宋英宗時期“朝廷多故”，朝廷雲譎波詭，韓琦同樣身處危險和遭猜疑的險地。但他以正義和大局為重，“知無不為”，置安危於度外。親友好意勸他：“您的確一心為公，但萬一有個閃失，只怕您不但無法保全自身，還會累及家庭！”韓琦大義凜然回答：“你們說的這是什麼話！身為人臣，就應不計生死竭力侍奉君主。至於事情成敗，那是天意！哪有猶豫不決半途而廢的道理！”
宋仁宗因三個兒子相繼夭亡，又時常犯病“不能御殿”，導致朝廷內外人心惶惶。朝臣們連續上疏勸諫宋仁宗早立皇嗣，宋仁宗以各種藉口拖了五六年，始終不願正面迴應。
韓琦上疏建言：“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力諫宋仁宗從宗室中選擇賢德之人立為太子。最終使宋仁宗將侄子趙宗實（賜名趙曙）立為皇太子。宋仁宗駕崩，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
韓琦深知高處不勝寒，把擁立太子一事全部歸功為“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
宋英宗剛即位，便突染惡疾，不得不由“太后垂簾聽政。”一些宦官因常遭宋英宗訓斥，經常在曹太后前挑撥離間，致使兩宮漸生嫌隙，關係惡化。
韓琦主動化解兩宮矛盾，先安撫好滿腹委屈的曹太后，再以孝道委婉規諫宋英宗，使“帝大感悟。”宋英宗病癒後，曹太后撤簾歸政，母子和好如初。
西夏再次大兵犯境，韓琦果斷提出“停歲賜，絕和市”建議，並遣特使前去問罪。部分朝臣列舉宋仁宗時對西夏的幾次戰敗事例，認為此舉過於冒險。韓琦胸有成竹分析：“西夏國王只是個狂童而已！何況我朝邊防力量早已遠超當年。官家只管派特使前去，必定降服他！”宋英宗依計行事，西夏果然上表謝罪。宋英宗心悅誠服告訴韓琦：“一如所料！”
宋英宗再次病危時，韓琦再次進言：“願早建儲，以安社稷。”促使宋英宗下定立長子趙頊（xū））為皇太子決心。
（五）忠言逆耳
宋神宗即位不久，韓琦便被御史彈劾大擺“執政三世”的老資格，飛揚跋扈到不去文德殿押班（百官朝會時領班，管理百官朝會位次，宋制參知政事﹑宰相必須分日押班）的地步。深知宦海風險的韓琦果斷謝絕宋神宗多次誠心挽留，毅然辭去相位。
韓琦辭相賦閒後，憂國憂民之心依舊。他發現王安石變法頒行的“青苗法”弊端過多，憂心忡忡上疏：“按青苗法規定，百姓不論貧富，一律均可配借青苗錢。可是，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原本就是兼併富裕之家，居然也堂而皇之貸到青苗錢，這與‘抑兼併、濟困乏’的變革初衷明顯背道而馳！懇請廢止！”
宋神宗在朝會上將他的疏奏讓群臣傳看，感嘆：“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幾乎動搖變法決心。王安石逐條批駁韓琦奏疏，公佈於天下。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且反對實施“免役法”、“市易法”。宋神宗從天下大局出發，最終力挺王安石。
遼國趁宋朝內憂外患之際，要求宋朝割讓素有領土爭議的代北地（今山西代縣一帶）。韓琦接到宋神宗徵求意見的手詔，上疏諫言必須拒絕遼國的無理要求，同時加強防範，隨時準備武力反擊遼國進犯。可惜，王安石再次出任宰相後，“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
韓琦於六十八歲時病逝故鄉相州。
韓琦文能安邦，武能定國，“相三朝，立二帝”，勞苦功高，名垂青史。歐陽修高度評價他憑著“純正而質直”的本質，成為“天下至公之賢”，憑藉高超的治國理政才能，“不動聲色”地把天下治理得安如泰山，“可謂社稷之臣！”
因此，將出將入相的韓琦譽為撐起北宋半壁江山的頂天柱，毫不為過。
（宋仁宗）
【作者簡介】許雲輝，男，1984年畢業於雲南師範大學中文系，現為雲南省保山一中教育集團高階講師。曾出版專著兩部，在省級以上文學刊物發表文章六十餘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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