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石窟長廊
平涼境內的佛教石窟，最早引起人們的注意是在1923年，當時由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派遣的中國考察團到平涼進行考察。1925年， 考察團又對涇川王母宮、羅漢洞石窟、王家溝（南石窟寺）石窟進行了第二次考察。不久將考察結果公諸於世，才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美國學者霍勒斯及H。F。傑恩認為，這三個遺址“靠近通往中國西部和土耳其斯坦的主要幹線”，“所以，石窟寺院的維修和保護很大程度上是依賴當時東來西往朝拜者的施捨”。他還說：“羅漢洞在當時曾是一處很有名氣的佛教活動中心。即使現在儘管沿這條公路從涇州到羅漢洞需幾個小時，但僧侶接踵而來的盛況和懸崖下面建造的若干居室都暗示出，它仍然是鄰近地區的重要禮拜場所。”
涇川縣羅漢洞石窟
另一條支路由陝西隴縣入華亭， 翻關山過莊浪， 到秦安、天水，去蘭州，再到河西走廊。這條路上的華亭縣有蓮花臺上、下寺，窟龕十多個，有殘餘造像和碑刻多通， 時代為明清；石拱寺石窟，窟龕14個，各類造像百餘尊，時代為北魏晚期至隋唐。莊浪雲崖寺石窟群有云崖寺：窟龕19個，各類造像92尊；紅崖寺，窟龕14個，各類造像50餘尊，壁畫16平方米；西寺，窟龕7個；朱林寺，窟龕5個，造像5尊，有殘留壁畫；喬陽寺，窟龕3個；金瓦寺，窟龕4個；佛溝，窟龕5個，浮雕大佛3尊；大寺，窟龕12個，造像2尊，壁畫約30平方米；殿灣，窟龕5個；三教洞，窟龕1個，造像3尊，浮雕壁畫約12平方米；殿子峽，窟龕2個；陳家洞，窟龕9個，造像3尊。雲崖寺石窟群共有石窟12處， 窟龕80多個，造像90餘尊， 各類浮雕壁畫60多平方米，時代歷北魏、西魏、北周、唐、明、清。 平涼境內有名可考的石窟寺共17處，其中國家保護單位1處，省級保護單位4處，窟龕600多個，造像1000餘尊，記錄了自北魏太和晚期至近代一千五百餘年的造像史。
涇川縣王母宮石窟
平涼在古代交通史和軍事史上同樣佔有重要地位。北魏時期，朝廷很重視對涇州的經營。北魏神三年（430年）置涇州。涇州刺史多由狄子玉、張鸞旗、 高綽、奚康生、元佑、陸希道等權臣來擔任。這些權臣中不少人篤信佛法，如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華州刺史安定王元燮、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518年）涇州刺史齊郡王元佑，都在洛陽龍門古陽洞中開龕造像。平西將軍、安武縣開國男、涇華二州刺史奚康生，於永平二年（509年）開鑿北石窟，永平三年（510年）開鑿南石窟。兩處窟型造像幾乎相同，高大雄偉，耗資巨大。
另外，涇州和北魏皇室關係十分密切。宣武帝的靈皇后胡充華就是涇州臨涇人，她是孝明帝的生母，臨朝執政多年，曾耗費巨資在洛陽永寧寺建造佛塔，“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她還派宋雲、惠生去西域求法。靈太后的生父胡國珍為光祿大夫，加侍中，封安定郡公，後遷司徒公“參諮大務”，亦“雅敬佛法”。靈太后之母皇甫氏，其家族在涇州擁有極大的勢力。涇州的胡氏、皇甫氏都是大姓，在一定程度上把持著地方吏治。建造石窟在當時被視為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隴東石窟如此稠密，與這些權勢人物的重視是密切相關的。
從石窟營造史上看，隴東石窟是繼莫高窟、炳靈寺、麥積山和雲岡之後興起的， 藝術風格受雲岡的影響較大。而平涼石窟寺數量之多、窟群之大、造像時間跨度之長，則是罕見的。平涼是研究絲路文化、佛教文化和石刻造像藝術的寶庫。早在20世紀20年代，境內石窟就引起多方關注。
涇川縣南石窟
新中國成立後至今，平涼境內已進行了多次文物普查，1980年曾印行過《平涼文物》，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境內石窟存在的情況。1987年，甘肅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寶璽先生的《隴東石窟》出版，以大量的圖片和翔實的考釋再現了石窟的型別、特徵及其價值。此後，對平涼石窟的研究日漸深入，成果日顯，涇川的百里石窟長廊和雲崖寺石窟群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其間，秦明智、程曉鍾、祝世林、張懷群諸先生均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石刻造像、重要寺院和其他遺物
佛教文化的載體，除了眾多的石窟以外，大量的寺院、石刻造像、金銅造像和其他質料的造像廣佈各地，散存民間，構成了另一個佛國世界。這些寺院和造像同樣是為滿足信眾禮拜而建造的。 平涼境內散存於民間的石刻造像的數量無法估計。從全市館藏和有記載的百餘件作品來看，絕大多數體型較小、製作精美、純真可愛，主要流傳於民間。華亭縣繼發現建溝石佛群以後，近年又在南川鄉出土一批造像，加上建溝石佛群，共計四十多件。其中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張生德造像塔、北周明帝二年（558年）戊寅造像塔、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一佛二菩薩造像碑、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年）張醜奴造像碑最為重要。 涇川縣已知的佛教遺物有二三十件，其中七件佛頭現存美國哈佛大學費格藝術博物館。以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年）李阿昌造像碑最為珍貴，現存甘肅省博物館。 靈臺縣的佛教遺物有十餘件，北魏陳家洞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的陰密縣郭元慶造像塔現存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以唐代伎樂磚、宋代浮雕佛傳故事石棺最為珍貴。 莊浪縣的佛教遺物有十餘件，以北周武帝建德元年（572年）王□□造像碑和北魏晚期卜氏造像塔最著名。卜氏造像塔方柱形，五級，一石一層，四面儲存相當完整，二十幅畫面完好無損，雕刻工藝精絕，構圖嚴謹，造型生動，無一雷同。人物笑容可掬，和諧可愛。除神態各異的佛菩薩坐立像外， 還有乘象入胎、樹下誕生、九龍灌頂、阿斯妥佔像、車匿還宮、釋迦涅槃等佛傳故事，是一件極為罕見的藝術珍品，現存甘肅省博物館。 崆峒區禪佛寺造像四十餘件（現多存市博物館）， 以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造像塔、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造像塔、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518年）造像塔和館藏延昌三年呂太元造像碑、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寶寧寺雙獅供寶石函、北周佛頭、隋代青石觀音頭、唐代觀音立像等價值最高。在禪佛寺造像中，有莊嚴肅穆的坐佛立佛，有神態飄逸的舒像菩薩、維摩詰、飛天，有乘象入胎、佛還國始見羅侯羅、阿育、王施土、摩頂授計、雙獅供寶、天王碑座等。 在平涼境內無法開鑿石窟的地方和城市內多有塔寺林立的盛況。以古涇州為例，古城址內有北周時期的寶寧寺，出土了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的比丘慧明舍利石函和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年）李阿昌造像碑。 據記載，此碑原立於古城北的華嚴海印寺內，開皇元年為北周與隋接替的第一年，可知該寺始建年代不會晚於北周。又出土唐武周大雲寺舍利金銀棺（詳見《大雲寺遺址金銀棺》），有元世祖忽必烈親擬諭旨、刻制了保護華嚴海印水泉禪寺的八思巴文碑， 說明該寺在當時佛教中所處的地位。城內還有太陽寺、東庵，城郊有袁家庵、弇山寺等。明代遷城後，新城內有準提寺、毗盧寺（即上了寺），城外有北魏時的嵩顯寺、唐代的高公寺、嵩麓寺，等等。從中可見當時佛事的活躍情狀。 境內還有為數不少的古塔，崆峒區除現存的大明寶塔、崆峒山凌空塔和山上的一些小塔外，鴨兒溝口有三座覆缽式小塔，1958年尚在，現已毀。涇川境內有練家坪石塔1座， 白家莊半山上有小石塔2座，寶寧寺、大雲寺塔塔基尚存。華亭縣城有唐塔，毀於20世紀50年代，西華明代石塔儲存完好。靜寧縣王隆基村有小石塔3座，可能尚在。在人們崇尚佛法的時代會有多少塔寺，現已無法估計，而銅鑄、泥塑、木雕及其他材料製成的佛像更是不計其數。據說1958年“大鍊鋼鐵”時，曾用汽車裝運銷燬了一批銅佛像，可見存世數量之大。 以上所舉是以石窟寺為中心向縱深發展的佛教文化產物。它們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石窟寺所起不到的作用，以更方便的形式把佛教文化傳播到城鄉各處。在藝術造型、題材內容、年代標誌、題寫功德主姓名、書寫發願文詞等方面，都是石窟寺造像所不能比擬的。因此，它們在佛教文化研究上同樣佔有重要的位置。
作者簡介
劉玉林，男，漢族，中共黨員，平涼地區著名文博專家、知名學者，原平涼市博物館館長。1963年畢業於甘肅農業大學，先後在涇川縣畜牧獸醫工作站、涇明人民公社、涇川城關中學工作。參加工作以來，就對文物考古有著濃厚的興趣，先後發現了“涇川人”頭蓋骨化石、晚商族徽銅鬲等一批珍貴文物及牛角溝遺址、大嶺上遺址、合志溝遺址等眾多古文化遺存。其中，大嶺上遺址甘肅境內惟一的一處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址，證明早在60餘萬年前，涇川大地就有古人類活動；1976發現的“涇川人”頭蓋骨化石更是填補了甘肅省人類化石發現史上的空白，為古人類“連續進化附帶雜交模式”和中國現代人起源研究提供了有力證據，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