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年間，成祖命解縉等人，入文淵閣隨侍，參與機務。但此時內閣始終是顧問機構，不得干涉六部的行政權力。至仁宗繼位後，內閣的權力得以逐步擴大。但由於建國初，幾位皇帝個人行政能力較強，在政事決策方面親力親為，內閣的實際作用並不突出。
英宗繼位之時，楊士奇等人因考慮到皇帝年紀尚小，無法做到如前朝君主一般事事親為，才有了內閣事先對百官奏疏進行批閱，將擬定的處理建議，由皇帝裁決的“票擬”制度。
明代內閣的主要政治任務，是協助皇帝批閱奏章，充當皇帝的政治顧問。從實際形式上看，內閣所擬出的決策意見後，交由六部執行，內閣的度決定了事件的處理結果，擁有極大的政治權利。
然而，內閣的票擬權，只給皇帝提供了若干的事件處理意見，終結果是否採納，其實要取決於皇帝的硃批。若皇帝對於內閣決議感到不滿意，便交付內閣重新審議。
明太祖朱元璋曾規定，本朝宦官不得讀書，不得干預政事，其目的在於，抑制宦官權力的惡意膨脹。但自永樂朝起，“家奴可用”也成為後繼皇帝的共識。丞相的廢除，需要皇帝承擔更多的政務。
相比於外朝官員，更容易控制的宦官，成為皇帝手中制衡外朝的力量，內學堂的設定，極大提高了宦官的知識水平，也為宦官提供了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客觀條件。
宦官各部門在名義上歸屬吏部管轄，在永樂朝後才歸由皇帝管理。在二十四衙門中，當屬司禮監為首席部門，地位高，領導其他十一監、四司八局。
在內閣大學士被授予，來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擬權後，司禮監也被賦予了新的權力——代替皇帝行使批紅權。所謂批紅，即司禮監宦官將皇帝關於政務的批示，以硃筆抄寫，再發出實行。
票擬的最終執行，要經過宦官一道才得以實現，可見閣權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宦權的轄制，從本質上而言，是皇帝用來制約內閣的重要手段。在某些特定情況，如皇帝不臨朝處政之時，就給宦官藉助批紅權，操縱國家大事提供了可能性。
雖然在後人看來，“明代首輔權雖重，而司禮監之權又在首輔上”。但因內閣諸臣在形成票擬意見之前，要對奏疏內容進行集體商議。既保證了票擬決定的透明度，眾人的集思廣益，也使票擬內容更為全面豐富，不至於出現閣臣獨斷專行、所議之事不合時宜的局面。
而皇帝需要做的是，對內閣討論的票擬意見作出決定，並無權力插手內閣的討論過程，這就保證了票擬的獨立，不受皇權干涉。而司禮監擁有的批紅權，自始至終是完全聽從皇帝的命令。
儘管從形式上來說，司禮監對於批紅權的運用是自主的，也能夠向皇帝提出建議，進而影響到皇帝的度，甚至在極端時期個別宦官如劉瑾、魏忠賢等大璫，可以代替皇帝決定票擬結果。但實質上，這種權力僅僅是皇權的分化，司禮監只有在皇帝允許的情況下，才能行使批紅權，其結果從根本上來說，是以皇帝意志為主導，並不屬於宦官自己。
明歷代皇帝和內閣學士們，為防止司禮監濫用批紅權，隨意改動票擬內容，採取了“絲綸簿”制度，即內閣留有票擬內容底稿，將票擬登記造冊，這種登記冊被稱為絲綸簿，並定期抽查底稿與批紅是否一致。
一旦發生了司禮監私下改動票擬內容的情況，內閣可以輕易發現並向皇帝奏明此事。這種嚴密的票擬製度，從執行角度上對於宦官的批紅權，進行了強有力的制約，保證了宦官不能私自違背皇權，以個體意願擅自決策國家大政方針。
明武宗與張永關係前後幾次變化，從某種程度而言，亦是明代皇帝與宦官群體之間關係的縮影。君主與宦官朝夕相處，視之為心腹，對其信任度較高。又考慮到宦官終是皇家僕奴，受皇室控制，自信不會出現前朝宦官作亂的局面。
因此在處理朝政之時，會聽取宦官意見，給予宦官一定的參政權利和監軍能力，協助理政。在信任宦官的同時，皇帝也深知駕馭臣下平衡之道，對於宦官有著警惕心理。一旦發現宦官依仗權力，出現擅權自大之勢，亦能即刻收回之前賦予宦官的權力，對於為非作歹的宦官進行處理。
正因為明代始終是由皇帝賦予宦官權力，宦官處於皇權控制之下，才並未產生如漢代、唐代一般的閹宦之亂，維繫了宦官與內閣之間的微妙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