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將至，年味兒越來越濃，多地紛紛推出特色十足的文化活動迎接辛丑牛年，為即將到來的新春佳節增添了不少文化氣息。在遼寧省圖書館內，從2月4日起開放了“迎新春牛年話牛 奔前程夢中逐夢——2021牛文化主題展”，吸引了市民前來觀展，讓市民更好地瞭解到了牛文化，讓大家對即將到來的牛年，充滿希望和期盼。
牛是一種精神 代表一種力量
走進牛文化展館，一個個“牛”字的演變、一張張牛的圖片、一首首與牛相關的詞句，一位位詮釋著“牛精神”的人物……不禁感嘆：中國的牛文化，真牛！
遼寧省圖書館閱讀推廣服務中心主任孟志丹介紹說，“牛精神”伴隨了中國人世世代代。中國養牛歷史悠久，牛與勞動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中國牛文化也豐富多彩。
“大家知道，牛在國人心中一直享有尊榮的地位。牛的勤勞、溫順，深得人們喜愛和信任。無論是在農耕時代還是現代社會，牛與老百姓的生活都是密切相關的。”孟志丹說，牛屬自然，和曠野、芳草、小溪連綴一起，是一幅賞心悅目的畫面，歷史上，許多民族都以牛作為圖騰，不少詩人、大家對牛讚譽有加，愛牛、敬仰牛、歌頌牛。
孟志丹表示，在中國人心目中，牛是一種圖勝、是一種精神，代表的是一種力量。在這越來越遠離耕牛的年代，我們仍然需要牛的精神，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道路上繼續努力，不懈追求。
“盜牛者加（枷）”
現代人想到牛，估計最先想到的就是牛肉真好吃。這倒是復古得挺徹底，因為在最開始，從採獵向農耕文明過渡的先人們飼養牛就是為了吃。《詩經》中就多處提及宰牛、剝牛、烹牛、炙牛的事。
其中有一道牛肉醬現在讀起來仍讓人食指大動。就是先把生肉製成乾肉，然後鋤碎，用酒麴、鹽攪拌後醃製密封於瓶中，百天之後就能吃了。
周朝的貴族對吃牛是十分講究的，《周禮·天官冢宰》就說，春天要用牛油來烹調王者的食品，秋天要供給小牛作王者的食物。
不過隨著農耕文明的穩定發展，作為重要勞動力的牛也就有了特殊地位。從各個朝代都有明文規定不許隨意殺牛這點上，就能看出牛在古代社會的重要性。
根據考古推斷，中國養牛的歷史已有七千年，當然這種馴養隨著對土地開發是一直持續的，清朝人黃叔璥就寫過當時的人如何馴養野牛：野牛千百為一群，欲取之，先置木柵四面，一面為門，趨之急，則皆入，入即扁閉而飢餓之，然後徐施羈絆，豢以蔗葉，與家牛無異也。
古代有專門的養牛管理機構，早在西漢時期，牛就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證，就是“牛籍”，上面依次登記著牛的毛色、性別、標記、年齡和身體尺寸。
每個朝代都重視官牛，嚴格規定了農耕用牛的分配和使用制度，文獻中動輒出現官方購買數千甚至上萬頭牛的記錄。吃苦耐勞的牛對農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給牛進行身份登記的目的自然是為了保護。
而各朝代對保護牛幾乎都有立法。最早涉及畜產的法令是秦國商鞅掌政時頒佈的，“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枷）。”
秦始皇則制定了“廄苑律”，對官牛的飼料供給、飼養管理及官牛私用等都有法律規定。
秦國各縣對牛的數量都要嚴加登記。如果由於飼養不當，一年死三頭牛以上，養牛的人有罪，縣丞和縣令也有罪。如果一個人負責餵養十頭成年母牛，其中的六頭不生小牛的話，飼養牛的人就有罪。
漢朝初，蕭何制定的“律九章”中就有“廄律”，不管這牛是官家的還是自己養的，只有傷害了就要受到法律處罰。漢朝還有一條關於牛的律法是“不得屠殺少齒”。就是說如果隨意屠殺正值壯年的牛就要“以命抵命”。
隋唐時期，私自殺牛至少判刑一年，殺兩頭以上就是死罪。《唐律疏議·卷第十五》對此的解釋是，“牛為耕稼之本。”
宋朝律令則稱，“諸故殺官私馬牛徒三年”。
《大明律·廄牧律》則明令：“凡私宰自已馬牛者，杖一百……若故殺他人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為了保證農業生產有足夠的力畜，以禁止私殺牛為原則的耕牛保護制度，成了根植在農業基礎上的中國各朝各代集權政府最為關注的國家大事，因此對耕牛的保護才載入了歷代王朝的法律體系之中。
正因為有了這些立法，從秦漢開始，就鮮見有關於如何讓牛肉更好吃的記載傳世了。
當然牛肉也是可以吃的，不然就沒了話本小說中好漢二三位一張嘴就是來幾斤醬牛肉了。不過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老病而死的才行。在古代，只有當牛年老體衰，無法耕作的時候，牛主人才能向官府提出申請，得到許可後，才能屠宰、售賣。
不過，從來都是下有對策，所以為了更好地貫徹立法，唐朝和五代時期則做出了規定，就是隻要牛活著就不許殺，只有牛自己嚥氣了才能吃。
牛車貴族
俗話說，“老牛破車”。在古代，牛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辛勤耕地之外，還有個用處就是跑運輸。而坐牛車，在一段時間內還是上流社會的主流，成了身份尊貴的象徵。
毋庸置疑，騎馬和坐馬車肯定是古代人的首選。而且馬車代表著尊榮，漢朝初期，被認為地位低下的商人是不允許坐馬車的。東漢章帝時，有個叫謝夷吾的太守，甚至因為坐牛車出巡，被刺史劾奏，貶為縣令。
不過比較有趣的是，漢初，馬匹奇缺，《史記》就說，“將相或乘牛車”。而東漢光武帝在起兵之時居然是騎著牛作戰。當然這是和窮脫不開關係的。
只不過到了東漢後期，玄學開始流行，車廂寬敞高大，行走平穩緩慢的牛車就成了新寵。
三國時，就在赤壁大戰前，魯肅就曾對孫權說，我當然可以選擇投降曹操，而且投降後還可以坐著牛車上下班。
晉朝接班曹魏後，牛車更是一躍成為身份象徵。《晉書·輿服志》記載，皇帝出行的車隊，“並駕牛”，而且牛車是地位極高的人才能乘坐的，只有諸王三公可以，其下各級官員則依其官職高低， 分乘不同級別的馬車。
等到偏安南方之後，東晉和南朝已經調低了乘牛車的資格，中級官員和地方郡守都給配上了牛車。
並且，南朝貴族出行不坐車牛車而騎馬的，則會受到非議甚至彈劾。“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騎馬，則為御史所彈。”
可見那時只有牛車才被認為配得上貴族士人的身份。
南朝如此，可就連馬上民族當家的北朝竟然也受了傳染。南朝只是將牛車配置到了四品官，但到了北朝北齊時，七品官都給配了牛車。
不過唐朝建立之後，牛車也隨著門閥世家的煙消雲散而失去了尊崇身份，“貴賤所行， 通用鞍馬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