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國學大師陳寅恪的觀點，中華民族是一個早熟但是進化特別慢的民族。中華民族在早期商周朝和春秋的時候，實質是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交錯存在的狀態。這個時期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全球最高的。當然軍事技術相對呢也是最厲害的。後面3000年隨著氣候變冷和人口繁殖，人口密度增加，不斷開墾土地，向南拓進向東拓進，變成一個農耕為主的民族體系。
唐朝遊牧思想的發展，讓國家充滿了自由進取的風氣，這就是為什麼唐朝開放包容，積極進取，但國家內部卻政變內亂不止的原因之一。對於宋朝來說，商業思想的發展，讓宋朝更加精明，更能算計，這種算計體現出來的就是用最低的成本來實現最大的利益。
明朝用軍戶、民戶、匠戶等戶口制度把人分類，並嚴格約束，這造成社會活力不夠。同時在政治制度設計上，明朝更進一步，把宰相都給廢了，最終造成了皇帝空前集權的狀態。這種制度設計，從出發點上看，依然是為了保證皇權穩固，但明朝對外還是願意有所作為的，不像宋朝那樣萎靡屈辱。但是，從社會角度看，宋朝人相對自由，身份沒有什麼限制，幹什麼也相對自由。這一點明朝沒法比。
雖然蒲氏一族在明朝建立之前，就由於發動叛亂被元朝所剿滅，但仍有部分蒲氏族人活了下來，等到明朝建立之後，朱元璋面對如此背信棄義、斷絕華夏傳承的蒲氏一族更是毫不手軟，直接下令將“蒲氏”一族指為“餘孽”，全部充軍禁錮，並被要求不得讀書，“世世無得登仕籍”。以此將蒲氏一族永遠鎮壓成為最底層罪民，以報蒲氏一族背信棄義，助元滅宋禍亂華夏之仇，希冀不再出現農夫與蛇的悲劇發生。這也或許就是對賣主求榮，背叛國家之人最好的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