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年間，呂夷簡罷相，宋仁宗對進行朝廷中樞做了較大的調整。宋仁宗以晏殊和章得象共擔宰相，並將范仲淹、韓琦、夏竦等人調入京城，後來以范仲淹任參知政事，杜衍任樞密使，富弼和韓琦為樞密副使，而原打算任樞密使的夏竦卻還沒有上任就被外放。
當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歐陽修等人紛紛上任之時，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也將拉開序幕。慶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向宋仁宗遞交了《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章，。十月，宋仁宗下詔開始實施新政。不過，新政僅實施半年，朝廷之中開始興起朋黨的爭議，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等改革派紛紛被彈劾結黨。在壓力之下，范仲淹與韓琦等人繼續深化改革。慶曆四年（1044年）六月，富弼深陷謀反案，於八月自求外調出京。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之後，范仲淹、韓琦、杜衍紛紛被罷職，外調出京，慶曆新政走向失敗。
整個慶曆新政的過程不過僅一年零四個月時間，很多措施壓根沒來得及實施就宣告失敗。這不免讓人覺得惋惜，甚至覺得有點虎頭蛇尾的感覺。
那麼慶曆新政為何會失敗呢？說起原因，很多人或許會想到是新政觸犯舊地主、舊貴族勢力的利益，最終導致失敗，其實未必。原因有兩點：
1.先看看改革派的陣容你就明白了，晏殊是富弼的岳父，章得象雖不
屬
改革派，但也絕對不是舊勢力代表，范仲淹、杜衍、富弼、韓琦已都是副相之職，歐陽修、蔡襄等御史也是支援變法的。
這麼一看，改革派已經把整個朝廷中樞幾個重要的官職都佔了，朝廷之事除了宋仁宗之外，都是改革派說了算，宋仁宗本人也已支援變法。都說反對派強大如斯，其實反對派的領袖人物能數出名字的也就賈昌朝、夏竦等幾個人，但此時這些人的權勢絕對比不上改革派。
2.慶曆新政很多政令根本就沒有來得及實施，又怎麼會觸犯到所謂的舊勢力的利益呢？
與王安石變法不同，王安石變法十幾年，早已影響到宋朝的每一個角落。慶曆新政大多數政令是胎死腹中，根本就不會觸犯到多少人的利益，自然也不會真有多少人會反對。
所以我不認為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跟所謂的舊勢力有多大關係。其真正原因是慶曆四年（1044年）四年興起的朋黨之爭。有意思的是，這場朋黨之爭雖然是反對改革的大臣彈劾改革派引起的，但最早丟擲這個話題的卻是改革派的一個超級粉絲石介。
石介是北宋時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學先驅者，他與富弼、歐陽修、范仲淹等人交情非常深厚。范仲淹、韓琦等人回朝主持變法時，石介任國子監直講，即在國子監當老師。不過，石介在朝廷中卻沒有任職，不參與變法，他對慶曆新政也比較支援，所以說他是慶曆新政的一個超級粉絲。
石介對慶曆新政的拉開序幕可謂是欣喜若狂，跟打了雞血一樣，寫了一篇賦，叫《慶曆聖德頌》。在這篇賦中，石介對富弼、歐陽修、范仲淹等改革派人物大唱讚歌，卻貶低保守派。石介在國子監講學，手下有數千青年學子，影響力不小。這篇賦一經流傳，很快就傳到朝堂之上，引起軒然大波。
石介這篇《慶曆聖德頌》的文學價值極高，但在內容上是有很大問題的：
1.賦中列舉了11個石介認可的對國家有貢獻的人，並對他們大加讚揚，這11人是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蔡襄、歐陽修、章獻太后、宋仁宗。光這11人的名單就足以讓石介成為眾矢之的了。
他誇獎宋仁宗沒關係，把章獻太后也寫進去，卻忘了宋仁宗是比較反感章獻太后，石介此舉得罪了宋仁宗。另外，石介點名讚揚了其他9人，那麼這9個人以外的其他人呢？石介成功地把這9個人拉到其他朝臣的對立面。這9人雖位高權重，也必為別人嫉妒。
2.石介竟直接指出保守派的人是奸臣，說改革派走馬上任，叫“眾賢之進，如茅斯撥”，保守派下臺就叫“ 大奸之去，如距斯脫”。
所謂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大體上只是因為多種原因導致產生的政見不同，但並不代表改革派都是好人，保守派都是壞人，石介此舉把保守派的人全部都得罪了。
其實石介對改革唱讚歌，以支援變法，其本意是沒有錯的。石介錯的是在這篇賦中指名道姓，對人不對事，把改革派之外的人都一棍子打死。事實上，范仲淹等人開始進行慶曆新政時，朝廷中並沒有多大的反對意見，原因是大多數人並不能確定新政究竟會帶來多大的影響，會觸犯到哪些人的利益。所以，朝廷中除了支援改革的人和反對改革的人之外，絕大多數大臣都是屬於中間派，這些人選擇坐觀形勢。
石介這麼一搞，實際上把朝廷中的中間派全部都往保守派推，使得改革派成為眾矢之的了。
石介這篇《慶曆聖德頌》很快就產生惡果，石介口中的所謂的“奸臣”發力了，他們開始瘋狂地彈劾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等人結黨營私，證據很充足，石介的《慶曆聖德頌》把名單上都列了出來。宋朝是個言論相對自由的時代，宋仁宗為了廣開言路，對言官向來都十分縱容，御史臺的言官紛紛彈劾，連歐陽修也不能倖免，歐陽修可是御史臺的一把手。宋仁宗深知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壓力，知道他們沒有結黨，被彈劾的原因是因為新政，所以仍然支援他們。那麼站在改革派的人來看，應對這種局面有兩步好棋：
1.向宋仁宗表明改革的決心，堅定宋仁宗的信念，對於言官的彈劾，宋仁宗自己會壓制；2.范仲淹、富弼等人應自證清白，平時除了公務之後，私下儘量少往來。
言官的彈劾只要不動搖宋仁宗，時間一長，結黨之說自然瓦解。
在這個時候，歐陽修卻為了表明清白，向宋仁宗遞交了他的流傳後世的名作《朋黨論》。在《朋黨論》中，歐陽修論述了君子黨和小人黨的區別。歐陽修沒料到的是，他的《朋黨論》反而讓宋仁宗起了疑心。歐陽修至少犯了幾個錯誤：
1.百姓有句俗話叫“糞坑越攪越臭”，被彈劾結黨後，改革派的人不需要去反駁，因為越反駁只會讓人覺得是在狡辯。
范仲淹、韓琦等人都明白這個道理，表明了范仲淹、韓琦等人在政治上的精明，相比之下，歐陽修就顯得有些迂腐了；
2.《朋黨論》的內容有問題。歐陽修說了君子黨和小人黨的區別，其意在表明改革派是君子黨，對國家是有利的。
不過在宋仁宗看來，歐陽修首先坐實了改革派結黨的事實，其次歐陽修憑什麼認為自己結的是君子黨，別人結的就是小人黨。歐陽修這種語氣跟石介幾乎如出一轍，總認為自己是好人，結的黨就是君子黨，別人全都是壞人，結的黨就是小人黨，這種說法就只會給自己拉來仇恨。
宋仁宗是皇帝，對手下大臣這種結黨的行為本身就非常反感，認為這種結黨會威脅到朝廷的統治，對朝廷不利，哪會管結的是君子黨還是小人黨？當宋仁宗對改革派起了疑心之後，那麼慶曆新政就很難實施了。一場謀反案給改革派致命一擊。
夏竦本來進京是當樞密使，如今卻被杜衍取代，石介雖然沒有點名，但明眼人都知道，夏竦就是《慶曆聖德頌》中的大奸。夏竦丟了理想的官職，心中恐怕已對改革派產生怨恨，如今又被罵成奸臣、小人，可想而知他對改革派是多麼痛恨。
據史料記載，夏竦派人偽造了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信，將信中的一句話“行伊、周之事”改了一個字，成為“行伊、霍之事”。這意思就大不一樣了“伊、周”指的是商朝的伊尹和周朝的周公，兩個都是歷史上有名的賢臣，石介的意思是勉勵改革派學習伊尹和周公，盡心輔佐宋仁宗。霍指的是西漢的霍光，是個權臣，曾行廢立皇帝之事，“行伊、霍之事”就成了讓改革派學習霍光，廢掉宋仁宗，另立新帝。這就是當時有名的謀反案，富弼、范仲淹等人被牽扯其間。且不說這封信本身疑點太多，例如封從何而來、夏竦又如何得到信等，但這封信至少造成朝廷之上人心惶惶、謠言四起。宋仁宗當然知道此信內容不可信，否則他早就把富弼、范仲淹、石介等人直接逮捕，但宋仁宗對范仲淹等人已起了疑心，他也無法壓制朝廷輿論。富弼、范仲淹、石介等人為了自證清白，也只好自請離開京城，外調到地方為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慶曆新政的主導人物一個一個地離開京城後，新政也逐步被廢除。由此可見，慶曆新政其實是毀在兩個人的手中：一個是石介，另一個是歐陽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