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何平在《中國錢幣》雜誌“中國傳統貨幣金融文獻導讀”專欄上先後發表《從傳統經典看貨幣》系列文章，選擇重要的傳統中國經典貨幣金融文獻，既從歷史情景出發，以求“理解之同情”，也與今天的貨幣與金融理論思考相對接，力戒簡單比附，堅持“古今東西立體比較”，以傳統中國的貨幣與金融思想資源，為重建貨幣與金融理論提供參考。本文為系列第九篇，原載於《中國錢幣》2020年第3期，是作者對明代中葉的邱濬所提出“銀錢鈔”三種貨幣組合使用的貨幣層次結構論的導讀。
以下為文章全文：
1368年明朝建立以後，在貨幣制度的建設上，經歷了政府層面力主用鈔，禁錢禁銀到鈔法不行的過程。與此相應，從臨近東南沿海對外走私貿易地區的南方開始，民間市場自發推升並形成白銀成為主導貨幣，銅錢成為民間自律貨幣的格局，最終驅使帝制中國以1581年一條鞭法為標誌邁入白銀貨幣時代。貨幣形態的選擇既是時代需求基於貨幣形態的特質對特定貨幣形式的辨識，也是特定國內和國際情勢與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對貨幣形式提出的要求。為什麼明朝在元朝因紙幣亡國的歷史記憶中，不積極推行銅鑄幣而力主推行紙幣？為什麼在明代鈔法不行的情形下，在唐代被視為“無異於生人”、在宋代僅視為“輕齎”特種商品的白銀最終成為主導貨幣，促成中國進入400餘年的白銀時代？銅錢、紙幣和白銀是替代的關係，還是可以組合互補使用？這些問題，生活於明代中葉的邱濬提出的“銀錢鈔”三種貨幣組合使用的貨幣層次結構論給予了富有真知灼見的回答。
一、“奇甸”海南群星閃耀時的邱濬與《大學衍義補》
邱濬（明永樂十七年至弘治八年，1419-1495），也可寫作邱浚，字仲深，廣東瓊山人。
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對海南實行有效的扶持和管理，建立完備的文教體制，是海南人文興盛的重要契機。他在御製詔《勞海南衛指揮敕》中稱，“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數千裡”，將海南視為首都的郊區，納入中央政府積極治理的視野。唐宋以來，用於懲處逆臣、放逐政敵這片“孤懸海外”的蠻荒之地，終於在明代迎來了人才輩出的燦爛時代，衣冠勝事，震動中原。而在明代海南籍的幹臣大吏中，人們最為熟知的是邱濬和海瑞，而邱濬是地位最為顯赫的一位。
邱濬生於普通人家，祖父是當地的小醫官。父親早卒，由母親李氏教養為人。文獻稱，邱濬從小天賦卓異，“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成誦，日記千言。六歲能信口為詩歌，語皆警拔。如詠《五指山》詩，識者皆知其必為國器。”英宗正統九年（1444），邱濬年僅25歲，鄉試解元，名揚海內。兩試禮部，名居乙榜，留京師，讀國學。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僅34歲，複試禮部，置二甲第一，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者十八人，浚為首。由此進入仕途，此後20多年間，他一直在翰林院任普通官員。其間因兩廣用兵平亂，邱濬提出了切實的建議，得到英宗嘉許，在官場才開始引人注目。此後直到60歲他才被提升為禮部侍郎掌管國子監，成了朝廷高階官員之一。他自述他的心境稱，“下愚陋質，荒州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議以著書。……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年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正是在此任上，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憲宗剛即位三個月，68歲的邱濬便呈送了這本影響明清政治理念的《大學衍義補》。
《大學》原為西漢今文經師戴聖所編《禮記》的一篇，在宋代由程顥、程頤兄弟構建為理解孔門原教旨的啟蒙作品。南宋真德秀（1178-1235）於端平元年（1234）進呈讓他留名後世的《大學衍義》，他希望皇帝讀這本書，懂得主敬主信的道理，以實現皇權穩定。其內容是陳述“外王”的初階，即“修身齊家之要”。據稱，朱元璋認為做皇帝必讀《大學衍義》全文。而邱濬根據自身的研習，適應新的形勢需要創作《大學衍義補》160卷。他自稱體例仿效《衍義》，每卷首先摘錄經書和先儒註解，其次摘錄宋元道學家相應說教，每一段皆以“臣按”做結，申說自己的主張。邱濬強調，真德秀關注的是《大學》之體之理，而他則注重《大學》之用之事，“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眾人易曉而今日可行”，實際是寫出一本行政治理手冊。正文以內閣和六部的職能為順序，改變了《衍義》以“君道”為主，將論述重心轉向“臣道”。將社會治理的責任放在臣工身上，成為皇帝訓誡臣僚，統一政令和行為的思想準則。《大學衍義補》是我國傳統文獻中一部充滿豐厚經濟思想的經典著作，它對土地問題、工商業、財政稅收都有深刻獨到的認識。而其《銅楮之幣》兩篇，是他面對當時的情勢提出的可與西方“本位方案”平行比對的獨特貨幣方案。
二、明代貨幣選擇與白銀貨幣化的國際契機
邱濬的“銀與錢鈔相權而行”的貨幣結構論，是對明初單一紙幣政策失敗，貨幣使用在銅錢、紙幣和白銀之間進行自發市場選擇各自消長變化形勢下的應對方案。明代的紙幣性質和其失敗的命運，可以從明朝初期的洪武實物型財政、白銀陷阱與貨幣政策的關係來進行說明。
明代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274），設立寶鈔提舉司一職，負責紙幣的發行事宜。《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八年三月（1375年4月），太祖命令中書省印造“大明寶鈔”。寶鈔分別有1貫、500文、400文、300文、200文及100文等6種不同的面額。洪武八年（1375），規定鈔1貫折銅錢1千文，等於白銀1兩，鈔4貫折黃金1兩。洪武九年（1376），明廷下令，禁止民間以金銀或實物交易，違者治罪。後反覆重申此令。
洪武十年（1377），明朝中央宣佈實行“錢鈔雙軌”制度。同時鑄造銅幣，並允許宋元等歷代銅錢與寶鈔共同使用。根據政府的計劃，民間100文以上的交易，應當使用寶鈔，100文以下的交易則使用銅錢。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朝政府新發小面額紙幣，分別為10文、20文、30文、40文和50文五種，計劃以寶鈔取代銅錢成為主要的貨幣形式，銅錢以輔幣的形式流通。
由於寶鈔的價值跌落，明朝政府為了使寶鈔成為真正的支付工具，洪武二十七年（1394）宣佈，“罷行用庫，令軍民商賈所有銅錢，有司收歸官，依數換鈔，不許行使”。禁止銅錢在全國上下使用，試圖建立大明寶鈔單一貨幣的一體化格局。但寶鈔價值持續下跌，民間不予理會。宣德十年（1435），英宗即位接受官員的建議，允許民間使用銅錢交易。當時人陸容（1436-1494）筆記《菽園雜記》的記載，反映了15世紀前後大明寶鈔的情形，他說，“洪武錢（寶鈔）民間全不行，予幼時嘗見之，今後全不見一文……今惟官府行之。”陸容一生歷經了正統（1436-1449）、景泰（1450-1456）、天順（1457-1464）、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五朝，見證了寶鈔衰落的整個歷史。
銅錢不予鑄行，紙鈔貶值，而白銀在民間市場自發選擇中逐漸取得優勢。這在徽州地契為主要材料的貨幣使用研究中明顯體現出來，為了推行寶鈔制度的明代禁令形同具文，在寶鈔制度崩潰的形勢下，白銀走上主導貨幣的道路。邱濬正是生活在這個轉折點的政治精英。
那麼，銅錢、紙幣和白銀在貨幣選擇中各自地位的確立是由什麼因素決定的呢？這就需要從兩方面來考察。一是它們各自的特性決定的在貨幣功能發揮上多大程度滿足了“節約”和“效率”的要求，多大程度實現了價值穩定性和流通便利性的均衡。這屬於貨幣形態的“天生資質”的一面。另一方面，是使用貨幣的外部環境的變化。市場的交易模式、規模，貿易的國內和國際性質，都給貨幣的形勢選擇形成相應的約束。
我們先來看看銅錢、紙幣和白銀各自的“天生資質”所形成的作為貨幣使用的特點和優勢。關於銅錢和紙幣各自不同的流通規律，比邱濬年長10歲官至吏部左侍郎的劉定之（1409-1469）第一個進行了明確的辨析。他在《歷代錢法楮法得失》中稱：
“民之所賴以生者谷帛，而一環之錢誠若何所用者？然而錢可以致谷帛，則用錢可也。民之所賴以用者錢貨，而一尺之楮，又若何所用者？然而楮可以代錢貨，則用楮可也。自周以來，率用錢，而錢之弊在於輕重不中。若漢之三銖、四銖，失之輕，榆莢失之大輕。而魏之水浮、風飄、鵝眼，宋之綖環、萊子、荇葉，晉之四分沈郎，唐之武德四銖，皆失之輕者也。若漢之半兩赤仄失之重，八銖失之大重，而蜀之直百、吳之當千、晉之比輪、梁之兩柱、周之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唐之乾元重寶、重輪乾元，皆失之重者也。夫錢輕則物必重，而有雍遏不行之患；錢重則物必輕，而有盜鑄不已之憂。必若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則庶乎輕重得中矣。自宋以來，率用楮，而楮之弊在於貴賤不中。天聖一界印一百二十五萬，紹聖一界印一百四十萬，元符則增為一百八十萬，建炎又增為三百七十萬，孝宗一界以幾千萬計，寧宗一界以幾萬萬計。中統既有鈔，而至元鈔一貫又準中統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十文也。至元既有鈔，而至大鈔一貫又準至元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萬文也。夫少造之，則鈔貴，而過少則不足於用；多造之，則鈔賤，而過多則不可以行必也。如宋之天聖、元之中統，則庶乎貴賤得中矣。方今不用銅錢專行鈔法，自數十年來鈔之不行於天下也甚矣。”
劉定之明確指出了銅錢和紙幣作為貨幣使用的缺陷所在，“錢之弊在於輕重不中”，而“楮之弊在於貴賤不中”。我們先來看銅錢。北宋真宗年間紙幣誕生之前，中國貨幣使用的歷史主要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的方孔圓錢，政府主導的銅鑄幣，歷經半兩錢、五銖錢和通寶錢體制。它是國家權力的象徵，由國家壟斷髮行，是國家主權治理的主要形式。它不採用自由鑄造的辦法，官府控制了鑄幣鑄造數量，但並不能與市場的實際需求保持協調。而且，銅錢具有貫通朝代使用的特點，政府無力在流通中全面禁絕舊有鑄幣和民間劣幣，事實上形成了一種官方標準貨幣與民間自律劣質銅錢並存或此消彼長的過程。各自實力的消長，反映了國家治理能力的強弱和王朝的興衰。但是這種完好銅錢與劣質銅錢並存的局面，是在沒有本位制度安排的情況下，貨幣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相矛盾（價值尺度要求價值標準的唯一性，流通手段要求足夠的鑄幣數量應對商品堆集）條件下的靈活應對措置。所以，銅錢的弊端和弱勢誠如劉定之所說，在於它作為價值尺度維持的困境難以改觀。同時，隨著市場交易模式的變化，適於日常小額交易的銅錢不利於跨區域遠距離貿易。此點為歷代人士熟知，元初主張推行單一紙幣政策的胡祗遹就明確指出，“銅錢交鈔寒不可衣、飢不可食，均之二物，皆非切身實用之貨。聖人以其絲絹綿帛之不可以零分，粟麥百穀之不可以遠齎，假二物守之以信，以便交易而已。以優劣較之，則交鈔優於銅錢。”
然而，紙幣流通的要害在於“貴賤不中”，也就是，紙幣的價值波動成為常態，也失去了作為價值尺度的功能。
上引劉定之文的後續論述中指出，“當路者並不深慮而熟計也，嚴刑苛法以禁之，急征重斂以收之。田野無知之民乃嗷然曰，鈔之行於民不可以糴粟也，不可以易帛也。直嗷然爾，而強我以行。鈔之取於上，非以準稅糧也，非以準差役也，直藏紙爾，而厲我以取彼，固不知國之大計，而為國者寧不以經心乎？為今之計者，如不欲收舊鈔乎，則直造新鈔而用之，上之所以賞賜俸給者，以漸而出之；下之所以輸納賦役者，或而取之，則鈔何患乎不行？……若一概取之於民，而為頭會箕斂之下策，則古人利民之貨反為今日病民之本矣。”正是這樣，明朝的紙幣發行遵循的是所謂“無準備、無數量限制和無兌換安排”的“三無”原則，結果歷史上曾經作為銅錢符號賴以良好收放政策的紙幣，即失去了客觀的銅錢約束，又失去了人為的政策努力，變成了廢紙，失去了作為貨幣的固有規定性。更有甚者，大明寶鈔在與財政的關係上，是跛行財政支援，它只是在財政的支出一端使用紙幣，而不用於財政收入，完全違背了“稅收驅動貨幣”經濟原理。十分奇特的是，它反倒透過新增稅收來收回紙幣以維持它的價值，這種特殊的“通貨膨脹稅”操作，不僅傷害貨幣持有者的利益，而且讓不持有紙幣的民眾普遍承擔紙幣貶值的社會負擔。明代紙幣作為徹底國家紙幣實驗的經典例項，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審視紙幣信用保證制度約束的重要機會，不僅要考察其與紙幣直接相關的制度構建，還要看其法治與民主的社會機制的缺失。當然，政府層面的紙幣維持機制失效，並沒有導致紙幣形式的根本銷聲匿跡。實際上，自從交子誕生以來，在官方紙幣敗壞之後，民間紙幣性質的銀錢票填補了它的缺環，在經濟生活中服務於發行者及其業務活動相聯絡的經濟活動。
那麼，白銀的“天生資質”是在何種形勢下才便於承擔貨幣的職能。中國經濟的歷史表明，儘管有漢武帝“白金幣”發行的白銀使用（考古發掘實際為鉛塊）記錄，但白銀得到社會的重視，是唐以後南方海外私人貿易活動的產物。船型銀錠的形成，體現了它與海上經濟活動的天然聯絡。我們仍然沒有元以前白銀充當貨幣的實證材料，但我們可以推斷，唐以後中央政權忽視和禁斷的海外走私貿易市場自然選擇了白銀作為交易媒介。這種白銀支付手段的使用習慣在經歷了元代白銀價值尺度的南方地區，當明代初年不鑄銅錢、紙幣貶值的形勢下，被民間作為標價的尺度，並進而走上主導貨幣的道路。實際上，就白銀本身的自然特性和傳統中國朝野的認識而言，它並非人們自始就青睞的貨幣形態選擇。唐代人們就認為，銅錢重要，白銀一無是處。《唐律》稱：“若私鑄金銀等錢，不通時用者不坐。”《唐會要》載：“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民人。”所以，白銀成為明代的貨幣選擇，要從明代被動地捲入全球化時代，作為世界貨幣的白銀內化為明代中國主導貨幣的理路來認識。這才是決定白銀命運轉向和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國際契機。在邱濬生活的時代，還沒有隆慶開海後拉美白銀流入中國的明確記錄，但明中前期倭寇海盜的活動，無疑伴隨白銀的逐漸活躍，西班牙、葡萄牙勢力東來開啟東西方的直接交流，在白銀的使用上正是在這個延長線上的發展。新的形勢和貨幣問題，必然促使邱濬這樣的有識之士進行深入思考，作出明確的回答。
作者簡介
何平，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金融學博士導師，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高階研究員，2003-2017年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等職。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援計劃”、北京優秀教學名師。研究方向為貨幣金融理論與貨幣金融-財政史。
出版專著：《清代賦稅政策研究》、譯著《別無他法：作為終極風險管理者的政府》、《貨幣制度的世界史》等，刊發多篇經濟、金融及經濟史領域的文章。
《從傳統文獻看貨幣與金融》簡介
要深入對特定製度與文化特質的認識，必須建立一個座標參照系。現代貨幣與金融理論的西方淵源，直接影響著中國現實的金融活動和政策決策，似乎中國只能取法於西方。然而，取法的結果卻凸顯出鮮明的中國印記，無論在吸納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國的現實把握和前景預見，不僅要參照外國經驗和總結，中國固有的傳統積累和慣性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關照。
本系列文章選擇重要的傳統中國經典貨幣金融文獻，既從歷史情景出發，以求“理解之同情”，也與今天的理論思考相對接。力戒簡單比附，堅持“古今東西立體比較”，以傳統中國的貨幣與金融思想資源，為重建貨幣與金融理論提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