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古代智者的思想成果，可能更多的是其生命體驗的結晶
有人說：“中國的哲學，不像西方那樣的很有系統，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邏輯的進路。譬如說，中國思想最蓬勃時期的先秦諸子，如孔、孟、老、莊，大體都不是很嚴格的邏輯系統……故以西方人的眼光來看中國的思想，是很麻煩的，很難了解。”
西方人表達思想，一般都會用到界定概念、下定義、歸納或演繹的推論，這樣一套邏輯系統。因其指向清晰，沒有歧義，所以聽得清楚，看得明白，容易理解。而西方人讀中國儒家的經典《論語》，覺得東一句、西一句，左一段、右一段，感覺好像都是智慧，但卻漫無系統，看不出到底要說明什麼。
其實，不僅是西方人，就是現代的中國人，讀自己老祖宗的東西如《論語》，如《道德經》，甚至王陽明的《傳習錄》，也會有西方人一樣的感覺。這恐怕不只是表達的差異。
西方人的思想收穫，往往是邏輯思維的結果；當此人要把自己的思想訴諸彼人的時候，只是在用有聲語言，或者文字，再現這種思維的過程而已。現代的中國人，也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這樣一種思維習慣，有過學術訓練的人，尤其如此。
其實，中國古代智者的思想成果，可能更多的是其生命體驗的結晶。換句話說，孔、孟、老、莊的智慧，都來源直覺。這種直覺，本來就不具備邏輯基礎，因而在呈現智慧時，就顯得碎屑、零散；但在這些碎屑、零散的智慧中，不少也具有震古爍今的貢獻和光芒。
王陽明，就是這樣一位中國明代的智者。可以說，他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都直接產生於他的生命體驗。
在萬山叢棘中的貴州龍場，王陽明趺坐石墩上（一說躺在石槨中）一聲長嘯後：“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這是很多讀書人都知道的最有名的“龍場悟道”。
在南贛平寇途中，王陽明寄書弟子楊仕德、薛尚謙：“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南、贛、汀、韶，匪患頻仍；朝廷多次舉兵，屢剿屢興。幾乎都是官兵一去，死灰復燃。“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就成了王陽明的一句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俗話說“天理良心”，“良知”亦即“天理”；“天理”又是王陽明聖人觀的核心要素。
據《王陽明年譜》記載，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王陽明五十歲。這一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他在給學生鄒守益的信中說：“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信中所謂“自多事以來”，即《年譜》中的“自經宸濠、忠、泰之變”。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六月，王陽明奉敕戡處福建兵變，從贛州行至豐城，聞寧王朱宸濠在南昌發難，旋即返還吉安。七月，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舉兵，攻取南昌，並在樵捨生擒宸濠，前後僅用了四十二天的時間便平定叛亂。
可笑的是，八月，在張忠、許泰等佞臣的攛掇下，明武宗朱厚照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兵官朱壽”，領京軍南下，要親自在鄱陽湖生擒朱宸濠凱旋歸京。許泰等要王陽明把朱宸濠放了；而王陽明認為宸濠既已被擒，武宗還要御駕親征，放了朱宸濠不但可能會有無妄之災，同時還會導致民力疲敝。便力阻武宗南下，於是招致張忠、許泰的嫉恨和構陷。張忠、許泰是皇上近臣，能量極大，與他們的纏鬥，是王陽明又一次災難深重的生命體驗。王陽明對“良知”“天理”的重視，正是在這種百死千難境況中的人生感悟：小民的“心賊”難除，最多是上山為匪；而位高權重的人，泯滅“良知”、不講“天理”，其危害性就不可想象了！
王陽明對陳九川說：“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言之諄諄，令人動情。
錢德洪在《年譜》中補充說：“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慾以為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為何物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得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
誠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理”“良知”，雖然古儒言之在先，但因為你沒有古人的生命體驗，很難確切理解它的全部內涵。王陽明有了這種生命體驗，或許就有了與古人相同的生命感應，也就知道了它的全部內涵。但“欲發揮此，只覺得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這就是西方人讀儒家經典、中國現代人讀古人的書，不易讀懂，字句都能疏通，但還是不能完全理解的道理。
王陽明的“所以為聖者”的唯一標準就是：“純乎天理”，而且說“知識愈廣而人慾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對於王陽明這種似乎有些偏頗和激憤的觀點，看了此文，應該會有一些“瞭解之同情”吧。
（本篇完）
釋出於：廣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