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所以 億謙
音樂的數字經濟，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質疑。去年年底，在音樂人們的強烈要求下，英國政府就音樂流媒體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調研。調研中，知名音樂人、捧紅了麥當娜的尼爾·羅傑斯（Nile Rodgers）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誰能告訴我流媒體上的一次播放到底有什麼價值？”
可能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但大概所有人都能看到“播放量經濟”的荒誕：一方面，手握著海量版權的大唱片公司日進斗金，另一方面，音樂人們卻怨聲載道。
在英國，音樂人的平均年收入遠低於該國的人均水平，92%的音樂人稱自己從流媒體獲得的收入不到總收入的5%。Spotify月聽眾超過10萬的音樂人納丁·薩阿（Nadine Shah）抱怨：“我喜歡流媒體，但我正在為交房租苦苦掙扎。”
英國音樂人面臨的問題，是全球範圍內的一個普遍現象。除了流量金字塔尖端的藝人，大多數音樂人都很難靠數字收入收入維生。問題是，按照目前的行業發展趨勢，數字收入只會越來越重要。所以，音樂人們才會愈發擔憂，自己是否能享受到行業發展的紅利。
過去，網際網路曾給過大家一種幻覺，音樂人們將迎來一個更平等的行業。結果是，儘管流媒體帶動了行業復甦，但音樂人們所面臨的問題，跟過去好像沒有根本改善。以至於，Gomez樂隊成員湯姆·格雷（Tom Gray）說：“這一切就是海市蜃樓。”
而音樂人伊莫金·希普（Imogen Heap）一針見血的指出，問題並不在於流媒體，問題長期存在，這個行業對待音樂生產者從來就不公平。
問題到底出在哪？或許我們得從流行音樂產業發展之初說起。
從一開始，音樂人就處於弱勢
在音樂產業的分配體系中，藝人和音樂人始終處於弱勢。因為唱片公司和經紀公司作為“中間商”的存在，音樂人和市場之間有一道鴻溝。
這道鴻溝，曾經是無法逾越的，因為，音樂作為一種特殊的產品，必須藉助載體才能實現傳播和銷售，而在前網際網路時代，生產和傳播工具，並不由音樂人控制。音樂的工業化，是從19世紀末開始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叮砰巷”（Tin Pan Alley），是流行音樂產業的發源地。在這裡，創作者會把曲譜交給曲譜出版商，由後者負責出版和售賣。
很多對商業規則的不甚瞭解或者過於貧窮的創作者，為了儘快拿到口糧錢，往往會接受一次性買斷，這意味著譜子賣得再好，寫歌的人也分不到多少錢。加上，創作者大都接受出版商的僱傭，根據出版商的要求來創作，就算是能爭取到版稅的知名創作者，能分到的收入也非常少。
作曲家蒂爾澤，他創作的《My Old New Hampshire Home》曲譜銷量破百萬，但出版商只給了他15美元，於是，他一怒之下，開辦了自己的曲譜公司。
當音樂的主要消費載體從曲譜變成了唱片，問題依然存在。創作者不掌握錄音技術，如果想要發行唱片，必須透過唱片公司。唱片公司的強勢，可以從初代歌王恩里科·卡魯索的例子中看出來。這位義大利歌王，在20世紀前十年的音樂產業裡呼風喚雨，但是，為他出唱片的勝利唱機公司告訴媒體和經銷商，“是我們讓他成了偉大的藝術家。”
從某種層面上說，也確實如此。卡魯索是唱機公司的人偶然發現的，如果沒有人給他出唱片，沒有人包裝他，他很可能會是默默無聞之輩。
這是傳統唱片業時代的現實，不掌握生產工具就沒有議價能力，音樂人為此往往不得不接受唱片公司的苛刻條件，尤其是新人。
因為掌握了錄音技術，所以，唱片公司控制著最值錢的錄音版權，哪怕是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也不得不為此苦惱。
音樂產業從誕生伊始，就是一個被技術定義的產業，印刷術的發展催生了曲譜出版，錄音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唱片業，電臺和MTV改變了業界生態，網際網路和短影片所帶來的變化，也不過是這一路徑的延展而已。
誰掌握技術和相關的渠道，誰就能控制錢的流向。正如尼爾·羅傑斯所說：“其實，錢一直都在，順藤摸瓜，你就知道都去哪裡了。”
百年困境，網際網路也解決不了？
唱片業史上最極端的案例之一是壞手指樂隊。只不過為了出唱片，樂隊被唱片公司和經紀人“玩”得團團轉，先後兩位成員自殺，之後樂隊才收到拖欠的版稅。
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音樂人在行業中有多弱勢：版權由唱片公司控制，版稅說不給就不給；宣傳由唱片公司控制，說不宣傳就不宣傳；唱片銷售也由唱片公司控制，說下架就下架；收入由經紀人控制，說私吞就私吞。樂隊成員最終只有死路一條。
雖然在傳統唱片業時代，一些獨立廠牌維繫著音樂人的尊嚴，比如知名歌手科納·奧博斯特（Conor Oberst）的哥哥開辦的獨立廠牌Saddle Creek ，收入跟旗下音樂人五五分。但小廠牌無論宣傳資源還是銷售渠道，都無法跟大廠牌相提並論。
大多數小廠牌的結局，都是被大廠牌吞併，而它們手裡的錄音版權，也因此集中到了大公司手裡。到了網際網路時代， DAW的發展，為個人錄音創造了條件，網際網路的發展，則為個人傳播創造了條件。
網際網路給了更多人機會，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國內各大音樂平臺的入駐音樂人數量，都超過了20萬，其中有很多都是自我經營的獨立音樂人。
然而，發展到今天，網際網路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音樂創作者的行業地位。首先，唱片公司仍然具有很強的控制權。
今年6月，歌手RAYE宣佈跟唱片公司解約，成為獨立音樂人。解約的原因是，她不理解唱片公司為什麼不讓她發行專輯。2014年，RAYE跟唱片公司簽下一份發行4張專輯的合同。六年來，RAYE在Spotify上成績不俗，4首歌曲播放量破億，其中，兩首破2億，還有一首歌播放量高達5億。然而，她只在2020年發行了一張迷你專輯，在她看來都不算正式的“個人首張專輯”。RAYE在社交賬號上抱怨了這件事，隨後雙方透過協商同意解約。
RAYE對媒體說，“我17歲簽約唱片公司，6年過去了，我都已經23歲了，早就準備好發行個人首張專輯了。”
RAYE在Spotify上的月聽眾量超過1500萬
RAYE的同門金伯利·安妮（Kimberly Anne）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簽約六年，一直沒有機會發專輯。金伯利·安妮說：“我感覺自己的青春被白白浪費了。”
唱片公司並沒有迴應相關的質疑，所以，具體什麼原因讓兩位歌手無法發專輯我們也不得而知，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對於簽約藝人來說，唱片公司仍然具有很強的控制權。其次，網際網路平臺控制著流量的分發。
從網際網路音樂的發展趨勢看，流量越來越向大平臺集中。巨頭壟斷了使用者的注意力，也決定著流量的走向。在傳統唱片工業的模式下，如果把聽眾比作食客，那音樂就像食物，音樂人是廚師，唱片公司僱傭廚師的餐廳老闆。到了網際網路時代，平臺建起了“美食街”，讓餐廳入駐，雖說，音樂人也可以成為自產自銷的個體戶，但佔據市場優勢的，仍然是渠道和資源的控制者。
決定攤位收益的可能不是好不好吃，而是你能不能爭取到好位置。相比勢單力薄的音樂人，唱片公司有更多談判籌碼，可以從平臺爭取到更好的資源。
於是，更多的時候，“廚師”只能被夾在“餐廳老闆”和“美食街”之間，無可奈何。
“論功行賞”有可能嗎？
有人不理解，說音樂人總喜歡“抱怨”。抱怨的背後，實際上是音樂人對於行業仍然抱有“幻想”。
音樂產業的核心內容生產者，在有物質保障的情況下，往往願意將自己的職業生涯與音樂行業高度繫結，如果能夠讓這些人分得足夠的蛋糕份額，他們就有可能持續輸出高質量作品，這也和音樂消費者的需求更加契合。
對於整個音樂產業來說，如果蛋糕的大頭始終分給“中間商”，整個行業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凋零。如何讓音樂產業的蛋糕逐漸向音樂人傾斜呢？這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難題，很多行業人士曾經嘗試提出解決方法。
2014年，全球音樂創作者委員會等組織聯合釋出了一份報告，報告中提出了音樂公平貿易的概念。
這一概念主要借鑑“公平貿易咖啡”運動，該運動最早在咖啡產業中出現，指一些消費者為了改善咖啡農的生存處境，不惜花費更多金錢，只購買公平貿易認證咖啡，生產這些咖啡的商家，在與第三世界咖啡農交易時會杜絕不合理壓價。這種從消費端倒逼渠道方（咖啡商）給內容生產方（咖啡農）更多話語權的方式，或許值得音樂行業學習。
公平貿易運動的短板也顯而易見，它要求足夠多的消費者擁有足夠高的同理心，而在我國，音樂消費者剛剛樹立付費意識也才沒幾年。另一個案例則相對可行。
今年4月，德國音樂流媒體平臺 SoundCloud推出粉絲驅動（Fan-powered）收入分配模式，音樂人的收入不再完全由自身流量決定，聽眾粘性也成為了影響分成的重要因素。
舉例說明，A平時只聽小眾古典音樂，在粉絲驅動的分成模式下，A在音樂平臺上產生的所有開銷，在被平臺扣除手續費等費用後，都會被分給小眾古典音樂人，而在傳統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分成模式中，這筆錢大部分其實是要分給頭部流量巨星，即使A根本就不聽這些人的歌。
目前，粉絲驅動（Fan-powered）收入分配模式已經獲得了很多方面的支援，7月，英國樂隊 Portishead將其翻唱的《SOS》獨家授權給SoundCloud，樂隊成員傑夫·巴洛（Geoff Barrow ）表示，當聽說 SoundCloud 要轉向一種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機制時，樂隊非常高興讓 SoundCloud 成為其新歌的獨家授權平臺。
不過，高可行性的另一面往往代表著低革命性，“Fan-powered”並沒有對行業提出根本性的挑戰，只是在本就屬於音樂人的收入中輾轉騰挪，透過稀釋“二八格局”，讓中尾部音樂人獲得更多利潤，但唱片公司和流媒體平臺的巨大乳酪仍然完好無缺。音樂人爭取體面、合理酬勞的道路，依然漫長。
音樂人們自己也在嘗試“自救”。網際網路得到普及後，傳播變得更高效，成本也更低，很多音樂人玩起了“Direct to fans”模式，嘗試繞過傳統唱片公司，透過建立自己的APP等方式直接與歌迷交易。
區塊鏈概念興起後，NFT又被認為是拯救音樂人於水火的利器。在絕大多數人都沒搞明白NFT的全稱是什麼的時候，一批觀念超前的音樂人開始嘗試利用這項技術發表歌曲，希望在區塊鏈世界中躲避網路平臺和音樂公司的層層盤剝。
但也如歌手Doja Cat所說，如果想要完全控制自己的作品，必須擁有自己的平臺。她曾經宣稱要推出自己的NFT市場，但後來似乎又不了了之了。畢竟，媒介技術非音樂人所長。
雖然說冷冰冰的技術不會偏向任何一方，但更願意集中精力搞創作的音樂人們，無論是在媒介的理解和使用上，還是宣發資源和渠道的掌握上，難免處於相對劣勢，也大概就是音樂人為何難享受行業發展紅利的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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