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宇宙是一個大生命。從生物的進化史，一直到人類社會的進化史，一脈下來，都是這個大生命無盡無已的創造。一切生物，自然都是這大生命的表現；但全生物界，除去人類，卻已陷於盤旋不進狀態，都成了刻版文章，無復創造可言。其能代表這大生命活潑創造之勢，而不斷向上翻新者，現在唯有人類。故人類生命的意義在創造。
人類為什麼還能充分具有這大生命的創造性呢？就因為人的生命中具有智慧。本來脊椎動物就是走向智慧這邊來（對本能那邊而言）；卻是就中除去人類，都沒有成就得智慧（人類是脊椎動物中最高等的）。智慧是什麼？智慧就是生下來一無所能，而其後竟無所不能的那副聰明才質。換句話說，亦就是能創造的那副才質。嚴格地講，人類的生活，一言一動，一顰一笑，都不能不說是創造。但我們普通說話，言及創造，必特指其超出尋常，前所未有者，有重大價值者。
創造可大別為兩種：一是成己，一是成物。成己就是在個體生命上的成就，例如才藝德性等；成物就是對於社會或文化上的貢獻，例如一種新發明或功業等。這是粗略的分法。細研究起來，如一個藝術家，在音樂美術上有好的成功，算是成己呢？算是成物呢？從他自己天才的開展鍛鍊一面說，算是成己；但同時他又給社會和文化上以好的貢獻了，應屬成物。再如德性，亦獨非其個體生命一種成功；而同時對於社會直接間接有形無形的貢獻也很大。還有那有大功於世的人，自然算是成物；但同時亦成就了他生命的偉大，而是成己。有時為社會殺身，亦是成己。古人“殺身成仁”一句話，其“仁”字即指生命偉大說。所以任何一個創造，大概都是兩面的：一面屬於成己，一面屬於成物。因此，一個較細密的分法，是分為：一是表現於外者，一是外面不易見者。一切表現於外者，都屬於成物。只有那自己生命上日進於開大通透，剛勁穩實，深細敏活，而映現無數無盡之理致者，為成己。——這些，是旁人從外面不易見出的。或者勉強說為：一是外面的創造，一是內裡的創造。人類文化一天一天向上翻新進步無已，自然是靠外面的創造；然而為外面創造之根本的，卻還是個體生命；那麼，又是內裡的創造要緊了。
教育就是幫助人創造。他的工夫用在許多個體生命上，求其內在的進益開展，而收效於外。無論為個人計，或為社會打算，教育的貴重，應當重於一切。可惜人類直至於今，仍然忽視創造，亦就不看重教育（還有許多不合教育的教育），人類生命的長處，全被壓抑而不得發揮表現。說起來，可為傷痛嘆息！我們理想的社會：第一，人與人沒有生存競爭，而人與人合起來控制自然利用自然；第二，社會幫助人生向上，一切合於教育意義，形成一個完全教育化的環境，啟人向學之誠，而萃力於創造自己；其結果，亦就是學術發明文化進步，而收效於社會。這樣，才合於“人生在創造”那意義。
一個人的生活
生活是最普泛最尋常的事，草木也生活，鳥獸也生活，小孩子瘋顛白痴諸般神經病者也生活。他們的生活都很容易——並不是說他們很容易生存，是說他們生活的時候很沒什麼疑難。因為什麼沒有疑難？因為他們的生活是用不著拿意思去處理的，若是一個人的生活就難得很。
他是一個人，你是一個人，我是一個人，我們都是一個人，不是不是人，不是一個以上兩個三個的人，也不是一個以下大半個小半個的人。倘然是一個人，這很難很難處理的事就加在了我們的頭上，擺在了我們的面前。我怎麼樣去生活？
我怎樣去生活？倘然我沒有打好主意，我一步都走不了。我應當到大學來作教習不應當？很是疑問。豈但如此，我今天的飯應當吃不應當吃？很是疑問。我的眼應當睜開看天看地不應當？很是疑問，並不是不成問題。
我看見一位伍觀淇先生，他說總沒有打好了這個主意，不知道哪個主意好？一旦得到了這個主意，即或是要他拿刀殺人，他就去拿刀見人便殺，決不遲疑。現在最苦的事只為沒打好這主意。伍先生的精神我們實在佩服。我願意大家，我尤願意我們少年，都像伍先生這個樣子：第一是打主意，第二是打了主意就去行。我大聲告我少年道：切莫走閉眼路！
但是伍先生要我們給他一個主意，我們沒有主意給他；我們要大家開眼覓路時，我也沒一條路給大家。質言之，“我怎麼樣去生活”的問題沒有唯一不二的答案，我們只能告訴人去覓他的路，覓了路如何走而已。大約這要覓路，如何覓路，如何走路，是大家可以共得的；其路則不須共也。
大約這“我怎麼樣去生活”的問題是少年中國學會的人都打量過一番了。因為我們已經標明瞭奮鬥的字樣，就這組織“少年中國學會”的事已是奮鬥的實現，大家對於大家本身的生活都不是提起問題加以處理了的麼？奮鬥不是處理的積極進行麼？所以不必再要大家去提起問題。“提起問題”這件事不過是我們對於社會上大多數人所希望的罷了。我常聽見人說要建設民本政治，要改良社會，要提倡新思想，我覺得很難辦。因為什麼？因為現在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是不拿意思去處理他的生活的，都是不發問的，雖非白痴瘋顛也就幾希的，你就是把民本政治等等東西送到他面前，他是不睬的呀！必須他發問他怎麼去生活，然後才好告訴他如此如彼。故此啟牖他的思想要他發問在這一般人最為緊要急切。
我們現在已然在奮鬥，用不著起牖發問，但是怎樣去實行還是很要緊。因為我們的答案並沒答完畢；或是隻答我目前如此如此，完整的人生觀還沒建立，或我以為完全解答了，他日意思變動了又生疑問。所以一邊覓路一邊走路，一邊走路一邊覓路，是大家的通例，也是很沒錯的法子。如此說來，我們就要問怎樣覓我們的路？怎樣走我們的路？這無別的道，就是誠實，唯一就是誠實。
你要曉得你是已經起了疑問，你對於你的疑問不容不應付，你那唯一應付的法子再無第二，只有誠實。你如不然，就會有大危險，不是別人加危險於你，是你自己已經違離了寧帖。小則苦惱，大則致精神的變態，如癲狂心疾之類，並非故甚其辭，大家默察可也。頭一層，我問我怎樣去生活？我須誠實的作答。未誠實去答，我一定不信賴這個答，那疑問豈不是始終懸在眼前，皇皇然沒個著落麼？所以非誠實的答不可。如果誠實的去答了，無論這個答圓滿不圓滿，也不得而知他圓滿不圓滿，但是在我已經是唯一不二的了。並不是他一定對，是因我所有的唯有誠實。我沒能力可以越過我的誠實，所以我可以信賴的也不能再過於我這誠實的解答。即或自知未圓滿也是信賴的，因現在我沒有法子信賴別的。有一個信賴的答就過得今天的生活。換言之，倘然我不誠實的答我的問，我就過不得今天的生活。第二層，既答了就要行，覓著了路就要走，走路必須誠實。誠實的去走一條路，就是積極，就是奮鬥。倘然不積極不奮鬥，就不滿我對我自己的要求。因為我問而得答的時候，我就要求如所答的生活，這個要求不是要求別人給我如此一個生活，是我要我如此去生活。如果我去，如果我積極的去，就滿了這要求。如果我不去，我不積極的去，就不滿這要求。不滿這要求就沒應付當初的疑問。已經答應了他，又不應付他，比未答應他時還要苦惱。（大家要曉得不一定手腳齊忙是積極是奮鬥，凡是一人對自己意思為斷然處置的都是積極，都是很激烈的奮鬥。）已經答應了他，又不應付他，在“一個人”不應當有這種事，所以這樣的生活即不能算“一個人的生活”。又誠實的去走路才不會走出兩岐的路來。唯誠實的走路乃走一條路，一條逼直的路，唯走一條路乃為“一個人的生活”。倘然走出岐路來，一隻腳往東一隻腳往西，或者南轅北轍，豈不是一個以上或一個以下的人了麼？那不得為“一個人的生活”也甚明。既看見了路又走差路，其當如何悔恨？不積極的走路，不過消極的未滿自己的要求，走了差路是積極的乖反自己要來，其將如何的苦痛？
自從起意思的那一天。——就是發問的那一天。——一個人的生活便已開始，唯有誠實的往前，不容休息休息，不容往左往右往後，永無歇止，只有死而後已。不是我不容你，你倘然當初不是一個人，是一個小孩子白痴那很容易辦。你已然是一個人，再要他恢復到小孩子白痴已是不可能了。你已然起了意思，你要在恢復沒起意思狀態已是不可能了。這生活開始以後，只有誠實的答問，誠實的走路，一分不誠實立刻就是一分的疚憾。無論你跑到什麼地方，他總追到你，你沒有法子解脫他，除非誠實。不為別的，但緣你已是有意思的人了，不然是白痴了。
我同你、同他、同我們所有“少年中國學會”的人，不是已經拿意思去處理自己的生活了麼？從此以後，無有休止的時候，也無有休止的地方了，只有誠實的往前：我往我看見的那個前，你往你看見的那個前，他往他看見的那個前，俗話叫做“各自奔前程”。除非這“一個人的生活”完了的時候，方才拱手一聲“告別了！”
1923年12月
（載《少年中國學會報告》1919年第3期）
合理的人生態度
我很慚愧我講這個題目，如果我的生活能夠合理，我就不是這個樣子。我現在患失眠的症候，昨天夜裡最厲害，精神十分不好，這實在因為雖然曉得所謂“合理的生活”而不能實有諸己。這種樣子確為自己生活未能調順自然合乎天理的徵見，所以我講這個題目，真是慚愧！
我雖如此，但我見得社會上一般人真是摸不著合理的路子去走，陷在那不合理的生活中，真是痛苦！真是可憐憫！不能不說幾句話。我們且分粗細兩層去說說。先說粗的，那便請看現在社會上的情形（尤其是北京上海這些的地方），大家都是爭著搶錢，像瘋狂的一樣。新近看《東方雜誌》譯羅素《中國國民性的幾特點》，說中國人不好一面的特點頂頭一件就是貪婪。這話是今日不能否認的。但何以會這樣呢？這就為他們沒有摸著合理的路子；這就是他們人生態度的錯謬。他們把生活的美滿全放在物質的享受上，如飲食男女起居器用一切感覺上的娛樂。總而言之，他以為樂在外邊，而總要向外有所取得，兩眼東覓西求，如賊如鼠。因此他們搶錢好去買樂。其實這樣子是得不著快樂的，他們把他們的樂已經喪失，再也得不著真實甜美的樂趣，他們真是痛苦極了！可憐極了！在我想，這種情形似是西洋風氣進來之後才現有的。在幾十年以前中國人還是守著他們自來恥言利的態度，這是看過當時社會情形的人所能詳道的。中國國民性原來的特點恐怕是比別的民族好講清高，不見得是比別的民族貪婪。現在社會上貪風的熾盛，是西洋人著重物質生活的幸福，和倡言利的新觀念啟發出來的。貪婪在個人是他的錯謬和苦痛，在社會則是種種腐敗種種罪惡的病原菌。例如那最大的政治紊亂問題，就是出於此。如果今日貪婪的風氣不改，中國民族的前途就無復希望，此可斷言者。而這種人生態度如果沒有根本掉換過，這貪風是不會改的。我們看見這些論及人生觀的文章，如陳仲甫先生作的《人生真義》，李守常先生作的《今》，胡適之先生作的《不朽》，所謂“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觀都不能讓我們滿意。陳先生說：“執行意志，滿足慾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譽），是個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個人生存的時候當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並且留在社會上讓後來的個人也能享受，遞相授受以至無窮。”這些話完全見出那種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態度，雖然不當把他與貪婪風氣混為一談，但實在都是那一條路子。李先生、胡先生，也通是這般路子；一言以蔽之，總是向外找的，不曉得在自己身上認出了人生的價值。他們只為兼重“個人”和“社會”，“負責”和“享福”，是其免於危險的一點。如胡先生說小我對以前的大我負責，對以後未來的大我負責；李先生說不當厭“今”，不當樂“今”，應當利用“今”，一類話是也。其實在這條路上無論你把話說的怎樣好，也不能讓人免於流入貪婪，或轉移貪婪的風氣；至於要解決煩悶，奠定人生，那更說不到了。照我說：人生沒有什麼意義可指，如其尋問，就是在人生生活上而有其意義；人生沒有什麼價值可評，如其尋問，那麼不論何人當下都已圓足無缺無欠（不待什麼事業、功德、學問、名譽，或什麼好的成就，而後才有價值）。人生沒有什麼責任可負，如其尋問，那麼只有當下自己所責之於自己的。尤其要切著大家錯誤點而說的，就是人生快樂就在生活本身上。就在活動上，而不在有所享受於外。粗著指給大家一條大路，就是改換那求生活美滿於外邊享受的路子，而回頭認取自身活動上的樂趣，各自找個地方去活動。人類的天性是愛活動的，就在活動上而有樂趣。譬如小孩子總是要跳動唱鬧的，你如果叫他安靜坐在那裡不許動，幾乎幾分鐘都坐不住。大人也是如此，樂的時候必想動，動的時候必然樂。因為活動就使他生機暢發，那就是他的快樂，並不要向外找快樂。大約一個人都蘊蓄著一團力量在內裡，要藉著一種活動發揮出來，而後這個人一生才是舒發的、快樂的，也就是合理的。我以為凡人都應當就自己的聰明才力找個相當的地方去活動。喜歡一種科學，就弄那種科學；喜歡一種藝術，就弄那種藝術；喜歡回家種地，就去種地；喜歡經營一樁事業，就去經營；總而言之，找個地方把自家的力氣用在裡頭，讓他發揮盡致。這樣便是人生的美滿，這樣就有了人生的價值，這樣就有了人生的樂趣。樂趣完全是在自己渾淪活動之中。即如吃糖一事，不要誤會樂趣在糖上，應曉得是在吃上，換一句話，就是不在所享受上，而在能活動上。我們不應當那麼可憐喪失自己，去向外找東西，一切所有都在這裡，都在自己身上，不待外求。我們眼看這一般人死命的東尋西找，真是可憐！雖然他們的寶貝就藏在家裡，他卻不自知，走遍天涯那是永遠不能找到的。他們再也不得回家！因為他們已經走入了歧路！陳先生胡先生李先生都還在這歧路上，又怎能指示這些人回家？怎能救轉社會的頹風？所以必須根本掉換過這方向來，如我所說的才得。
同時在這社會上有一般人恰好與此相反。他們看見旁人那樣的貪婪，那樣的陷溺在肉慾，如此汙濁紛亂的世界，就引起厭惡物質生活的反動，就要去學佛修道，喜歡清靜修行做工夫，如北京的同善社等團體，都是應運而生的，他們的勢力直遍及於外省各縣，其散碎無所屬的高高低低各種求遭者更不能計數。去年我在南京上海見這樣的事真是很多很多，學生中也有如此的，這都是因為找不出一個合理的人生態度出來，也就是不知道要怎樣生活才好。常有是一個貪婪的官僚同時就是一個唸佛講道的修行者，尤其可以見出他得不著一條路的可憐樣子。這兩條路同樣是違離了人類本性的，人類的本性不是貪婪，也不是禁慾，不是馳逐於外，也不是清靜自守，人類的本性是很自然很條順很活潑如活水似的流了前去。所以他們一定要把好動的做到靜止，一定要遏抑諸般本能的生活，一定要弄許多矯揉造作的工夫，都是不對的，都不是合理的人生態度。然如果照陳胡李諸先生的話去教導他們實在是不中用，完全和他們心裡事情不相干。他們並不能因此有什麼啟發，得到什麼受用；此容後說。
我們粗著一點觀察，現在社會上的人是如此情形了，我還要對於我們青年有一種較細的指導。據我所見，我們一般青年真是可憐憫，像是大家都被“私的絲”纏縛了一身，都不能剝掉這種纏縛，超出私。
右為民國十一年春間北京高師平民教育社約我講演，經楊鴻烈君紀錄，而我自己修正的半篇稿子。楊君紀錄本是完全的，我修得一半，偶因他事相牽，中途擱筆，至今未曾補完——似亦無意再補完他。但這不完全的稿子卻是在這本《卅前文錄》中頂要緊的一篇東西，為我最盼望大家注意留省的。十二年七月漱冥記。
1923年12月
錄自《漱溟卅前文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