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學家周敦頤
周敦頤（1017-1073年），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實，字茂叔，諡 號元公，號濂溪先生，北宋道州營道樓田堡（今湖南省道縣）人，曾任江南東道南康軍刑獄。儒家理學思想鼻祖，著有《周元公集》《太極圖說》《通書》（後人整編進《周子全書》）。
天禧元年（1017年），周敦頤出生。
天聖二年（1024年），周敦頤8歲，其父病逝三年後，與同母異父之兄 盧敦文隨母投靠衡州（今衡陽）舅父、龍圖閣學士鄭向，因他聰慧仁孝，深得鄭向喜愛，又酷愛白蓮，鄭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鳳凰山下（今衡陽市二中）構亭植蓮，周敦頤負笈其間參經悟道。盛夏之夜，蓮花怒放，香氣襲人，美不勝收。鄭家故宅後改為濂溪周氏宗祠（今南華大學附一醫院處）。
1037年鄭向調任兩浙轉運使，周敦頤離開衡陽隨舅遷潤州丹徒縣（今鎮江市丹徒區）。
慶曆六年（1046年），二程的父親大理寺臣程響在南安認識了周敦頤，見他“氣貌非常人”，與之交談，更知其“為學知道”，同他結為朋友，隨即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至南安拜其為師受業。
慶曆4年冬，移郴之桂陽令（今湖南省郴州市汝城縣）。
至和元年（1054年），改授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今江西南昌）。到任時，當本地人得知他就是當年在分寧做官時能辨明疑案的周敦頤，就高興地說：“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選自《宋史·道學一》本傳）
嘉祐元年（1056年），改太子中舍，籤書署合州判官，共計五年。
嘉祐六年（1061年），遷國子監博士，通判虔州。
治平元年（1064年），移任永州通判。
熙寧元年（1068年），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次年移知南康軍。
熙寧五年（1072年），定居於廬山濂溪書堂，熙寧六年（1073年）六月中，病死於此，終年57歲。
史籍可見，《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傳第一百八十六》
周子之學以主靜為宗。平生精粹，盡於《太極圖說》、《通書》之中。詞章非所留意，故當時未有文集，《周元公集》為編修朱筠家藏本。周敦頤在治學中，提出許多新問題，並作出新的論斷，把儒學推進了一步。他所提出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主靜、至誠、無慾、順化等理學基本概念，為後世的理學家反覆討論和發揮，構成理學範疇體系中的重要內容。成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師。南宋理宗時，詔從祀孔子廟堂，其理學奠基者地位為官方所承認。
周敦頤是宋明道學的開創者。在當時儒、佛、道合流的形勢下，從對於《老子》的“無極”、《易傳》的“太極”、《中庸》的“誠”以及五行陰陽學說等思想資料進行熔鑄改造，併為宋以後的道學家提供“無極”、“太極”等宇宙本體論的範疇和模式來說，周敦頤確有“發端之功”。二程的“擴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義說，都不過是在周敦頤原有的思想基礎上使道學理論更加完善化、系統化而已。
周敦頤的哲學著作，現存者只有一幅從道教圖錄中改裝過來的《太極圖》、二百多字的《太極圖說》和不滿三千字的《通書》；而其所涉及的範圍則有“無極而太極”的本體論問題，“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的動靜觀問題，以及“主靜立人極”的倫理觀問題，等等。對於這些問題，他雖只提出了詞約義豐的論點和論綱，並未從理論上加以系統的、具體的闡發，但他的哲學思想在開創宋明道學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世界的多樣性及其統一性是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的一個複雜問題。周敦頤透過“一”與“萬”的關係問題重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把本體論的哲學爭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他說：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通書》）
“萬”指事物的多樣性，“一”指多樣性的統一性。“是萬為一”指事物的多樣性具有統一性。“一實萬分”指統一的本原的實體分化為千差萬別的特殊物體。總起來看，他認為，“萬物”是從水、火、木、金、土五種特殊實物變化而來的，五種特殊實物是從陰陽二氣變化而來而來的，陰陽二氣又是從“一”變化而來的。他所謂“一”，就是《老子》的“無極”和《易傳》的“太極”。把“無極”和“太極”兩個哲學範疇統一起來，重新對本原的實體進行哲學加工，顯示周敦頤“合老莊於儒”、融合儒道哲學的新動向。
他運用兩推法來說明“一”與“萬”的統一關係。一方面，從一到萬、從本體到現象：“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其公式為：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萬物。另方面，從萬到一，從現象到本體：“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公式為：萬物→五行→陰陽→無極（太極）。把兩者結合起來，就是：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從上引材料可以看出，他的宇宙模式論雖然糅雜了物化論（“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陰陽五行學說（“二五之精”）的思想資料，但仍然歸其本於無極（太極），貫徹的是老子“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的哲學路線。不過，他把無極和太極兩者結合起來規定本原的實體的特徵，顯示了道學開創者的理論思維水平。一方面，“無極而太極”，說的是無極雖可名之為無，但無中涵有，其名為太極。因此，無極不是絕對的空；另方面，“太極本無極”，說的是太極雖可名之為有，但有本於無，其名為無極。因此，太極又不是具體的物。周敦頤把本原的實體規定為實有而非物、本無而不空的絕對體，是對以往哲學思辨的理論總結，表示他力圖克服玄學、佛學空無本體論的理論侷限，為宋明道學在本體論上開闢新的途徑。
為了論證“一實萬分”的本體論，他還以“誠”、“神”、“幾”等古老範疇進行哲學加工，進一步提出了太極生陰陽的動靜觀：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太極圖說》）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通書》）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通書》）
無可諱言，“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的觀點，以及“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對了把運動與靜止加以割裂、加以絕對化的形而上學觀點，強調了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相互依存轉化的辯證關係。但是他的這一辯證觀點，因受道學思想體系的限制而具有極大的不徹底性。在他看來，物質世界是沒有動靜自我轉化的可能的：它或者是絕對的“動而無靜”，或者是絕對的“靜而無動”。這就叫做“物則不通”。依靠什麼來“通”呢？依靠那個在物質世界中背後掌握了動靜之幾而能“妙萬物”的“神”——能夠使萬物產生微妙變化的精神動力。“神”之所以神通廣大，就在於它看起來似乎是“不動不靜”，而實際上每時每刻都在自動自靜。你說它動吧，但又區別於萬物的“動而無靜”，而是在那裡自己由動而靜；你說它靜吧，但又區別於萬物的“靜而無動”，而是在那裡自己由靜而動。這樣，“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它永遠按著週期自我運動，自我轉化。因此，“動而無動”，不是“不動”，而是依靠“神”的自律性在那裡“動極而靜”；“ 靜而無靜”，不是“不靜”，而是依靠“神”的自律性在那裡“靜極復動”。你別以為它“寂然不動”，它會“感而遂通”，自己蓬蓬勃勃地動起來；你也別以為它永遠這樣地動下去，一忽兒它會“動極而靜”，回覆到“寂然不動”的狀態中去。“神”不僅永遠掌握動靜的主動權和機動權，而且“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通書》）“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書》）作為本體的“誠”本來是“寂然不動”的，但至誠通神，透過“神”的自我運動引起事物的變化。事物從開始產生到最後結束（從“元”到“貞”）的過程，不過是“神”——“通”——“復”的體現而已。
周敦頤用“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的動靜觀解釋了“太極生兩儀”的古老命題。他用太極的“一動一靜”解釋了陽氣和陰氣的產生。所謂“生陰生陽”、“分陰分陽”，都是說陰陽二氣是從太極自我運動過程中產生、分化出來的。如果沒有太極的“一動一靜”，即如果沒有“無極（=太極）之真”，那末，即使有“二（二氣）五（五行）之精”，也不能“妙合而凝”，產生萬物。因此，把“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這兩句話與“物則不通，神妙萬物”聯絡起來看，萬物的生生不已不過是“變化無窮”、掌握動靜主動權的太極在那裡推動而已。這就在“萬物”、“五行”、“二氣”之上安上了第一推動者——無極（或太極）。
宋代道學家都用外因論解決理氣關係問題。二程的追問“所以陰陽者”，朱熹的追問“所以變通者”，都是受了周敦頤外因論的啟發，為“形而上之道”的精神本體提供理論依據。
太極圖說》的起點是“無極而太極”的宇宙本體論，其終點則是“主靜立人極”的封建倫理觀。
首先，“無極而太極”自我運動的結果，最後產生了“得其秀而最靈”的“人”（ 《太極圖說》）；而“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通書》）。這個眾人之秀的“一人”，由於掌握了所謂“仁義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神。”（《通書》）這個“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的“聖人”，就是代表“妙萬物”的“太極”來統治社會的。因此，被周敦頤神聖化、絕對化了的無形無象而又最高最初的“太極”，歸根到底是為宋代有權有勢而又至尊至貴的封建上層統治者服務的。
其次，太極的“一動一靜”掌握了“化生萬物”的樞幾，使“二氣”、“五行”、“四時”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動下“妙合而凝”、“變化無窮”。與這種“妙合”相應，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也是“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 （《通書》）這種“合理性”， 周敦頤叫做“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通書》）。在自然界，萬物（“萬”）與太極（“一”）各有其應處（“正”）的地位；在社會上，統治者（“大”）與被統治者（“小”）也有其不移（“定”）的等級。周敦頤所欲論證的封建等級就是被以後道學家哲學化的所謂“不和乃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理”。
最後，正因為人是“得其秀而最靈”，所以也總是有強烈的感情和慾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論焉。”（《通書》）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訣。一曰“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義”，建立符合封建統治的政治原則和道德標準，“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通書》）。這就是所謂“存天理”。一曰“主”，就是“主靜”，因為“欲動情勝”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靜”、“慎動” （《通書》），才能深入考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的“幾”（苗頭）。這就是所謂“滅人慾”。一曰“立”，就是“立誠”，因為“誠”既是“萬物資始”的宇宙本體，也是所謂“純粹至善”的先天本性（《通書》）。只要掌握了“誠”，就掌握了“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書》）。這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通書》）人們都照著封建道德的標準去規範行動，誠心一立，人極也就立起來了。
歷史評價
朱熹認為周敦頤的“太極”說是“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通書》）這一評價雖有以朱解周、求之過深之處，但多少概括了周敦頤哲學思想的某些特徵。以後道學家爭論的理氣關係、動靜關係和理欲關係等問題，都可以在周敦頤的哲學思想中找到“具體而微”端倪。在宋以後的哲學發展中，周敦頤的“發端”作用是不應忽視的。
宇宙生成論
周敦頤以儒家學說為基礎，融合道學，間雜佛學，提出“太極而無極”的宇宙生成論。他認為，無極（無）生太極（有）。太極能動能靜，動則生陽，靜則生陰。動之極則走向靜，靜之極又回覆為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陰陽生兩儀（天地）。再陰變陽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氣流動，推動春、夏、秋、冬四季運轉。故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太極，太極本原於無極，無極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陰陽二氣與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變化無窮的萬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為萬物之靈。五行之性觸感外物而動，則呈現惡與善，形成錯綜複雜的萬物。
天禧五年（1021年），重陽節，周輔成同幾位兄弟一起聊天，共度重陽。當時秋高氣爽，遠處青山如黛，近處田野裡的禾根豆一片金黃。特別是村前的五個土墩子，引起大家的興趣。大家商量著要為這五個土墩子起個名，但一時又想不出什麼名最為合適。這時，正在旁邊玩耍的小敦頤，看到大人們沉思的樣子，就脫口而出，說這五個土墩就像五顆星星。那東邊的叫木星，南邊的叫火星，西邊的叫水星，北邊的叫金星，中間的叫土星，合在一起，乾脆就叫做“五星堆”。大人們聽了，都覺得小敦頤講得有道理，於是就將這五個土墩正式命名為“五星堆”，並作為樓田保的一景。
周敦頤從小聰明好學，勤于思考。遇到什麼問題，喜歡尋根究底，不搞明白決不罷休。他會經常向衡州（今衡陽）舅舅提出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問題，如什麼天上的星星是怎麼來的，太陽為什麼東起西落，月亮為什麼有盈虧圓缺，為什麼會颳風下雨，地上的萬事萬物是怎麼形成的，等等。對於周敦頤提出的這些問題，周輔成總是不厭其煩，儘自己所知給予解答。當然，這其中的很多問題，周輔成是沒有辦法回答清楚的。一方面，受周輔成的知識所限，另一方面也是受當時的科技水平所限。而周輔成也非常喜歡周敦頤的這一性格。
隨著年齡的增長，周敦頤的知識也不斷地增長，學業大有進步。到十二三歲時，周敦頤已經讀完了《四子書》（即《四書》）和《書經》、《詩經》、《禮經》、《春秋》等儒家典籍，有的還能背誦得滾瓜爛熟。同時，周敦頤還能寫出一手好文章，不僅立意新穎，而且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八歲時，其父親已過世。
月岩位於都龐嶺東麓，距周敦頤故居約七公里。巖洞內周圍削壁千仞，白石璀瑩。這個巨大的巖洞，還有東西兩座洞門。最為奇特神秘的是，在這個巖洞內的不同位置，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物變化。如果你從東洞門進，朝西洞門行走，往頭上的洞口看去，開始只能見到一彎“殘月”，形似蛾眉，如下弦月。再往前走，那“月亮”像鐮刀、像小船，由缺而圓。到了巖洞中央，當頂便是一輪“皓月”，成為“望月”。繼續往前走，這輪“皓月”又逐漸由圓而缺，最後又是蛾眉一彎，成為“上弦月”。正是由於這種不同方位引起的景物變化，使月岩在人們的心目中充滿了神秘感，月岩的名氣也不脛而走。相傳周敦頤十四歲時，曾築室於月岩，在那裡讀書並在那裡悟得“無極而太極”的道理，為其後來學術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