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的影片化正在成為一種趨勢。從長影片到短影片，從個人製作到機構化生產，內容生產的門檻不斷降低、受眾群體也進一步擴大。而與推薦演算法的結合，賦予了短影片更大的“魔力”，使之一步步地浸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並且影響我們對資訊的掌握、知識的獲取乃至對世界的理解方式。
如何看待資訊生態的轉變？我們對短影片、智慧演算法的擔憂與疑慮，緣於兩種技術本身的特殊性，抑或只是人類對新生事物的天然恐懼之迴圈？它們會隨著技術的發展成熟而消失嗎？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分享一篇專訪文章，帶你走近深圳大學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常江，一起來看他關於演算法及視覺化技術的社會影響、媒介的演進邏輯等方面的多維思考。
短影片當道，如何去理解嚴肅議題？
Q：當下的各類影片平臺日益火爆，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現在社會的主導媒介在從文字向影片發生轉移。你覺得這種正規化的變遷，會對知識生產以及社會心理產生什麼影響？
A：
視覺化是人類社會知識生產模式的必然趨勢
，
這個趨勢是在過去幾千年間不斷髮生的，而不是到了今天才有。
我們今天會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明確感知和捕捉到的趨勢，是因為網際網路媒體平臺太強大了。
其實在此之前已經有了電視，1960年，當電視還是“新媒體”的時候，那一年它有可能改變了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因為當時是肯尼迪和尼克松競選美國總統，兩位候選人第一次在電視上辯論。尼克松時任副總統，而且是一個很老辣的政治家，而肯尼迪是個帥哥，結果是最後大家選了肯尼迪。所以其實從那個時候起，視覺媒體對個體之於嚴肅事物的認知，對於知識的學習，對於資訊的掌握，對於世界的理解，都已經有了非常巨大的影響作用。
那麼這個作用是好還是壞呢？其實我並不是很想做出一個斬釘截鐵的回答，因為可能中間的成因和表現都非常複雜，說它是好的，那是因為原來很多我們看不懂的東西，現在大家都能夠看懂了。這就意味著什麼？你騙不了我了。你跟我講這個事情是這樣的，但是我眼睛看見了它不是這個樣子的，這就是一個好的地方，它讓我們的知識體系、資訊體系變得更加民主了。
而不好的地方是什麼？那就是它會讓人逐漸失去對龐大的、系統的、嚴肅的事物進行思考和把握的能力，這也是一個非常顯而易見的過程。
已經有很多研究結果或者調查資料顯示，現在的小朋友注意力不像以前那樣容易集中，他會非常容易對一個東西失去興趣，這和包裹個體成長的視覺化環境是有關係的。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當然我這樣講是不公平的，因為我不是這些短影片平臺的使用者，可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一些研究和資料上看出它們所產生的一些影響。比如說它有好的一面，像一些傳統意義上的弱勢群體，如果沒有抖音快手這樣的平臺，可能根本就沒有機會讓自己的形象被其他群體所感知，也沒有機會把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直接向潛在消費者進行銷售，而這個過程的結果就是改變了他的生活，提升了他的生活質量。
可是當越來越多的人對超過30秒鐘的東西沒有足夠耐心的時候，我們要想一想，他對於世界上那些真正嚴肅事物的理解會是什麼樣子的？比如說中美關係，中美關係是不可能用30秒的影片把它講清楚的，相反，它需要非常大量的、豐富的資訊和很多邏輯的連線，才能夠把這個問題搞清楚。
如果說大部分的人都只能夠接受30秒以內的這種影片資訊的容量，你讓他怎麼去把握這樣複雜的議題？如果他把握不了這樣複雜的議題，他就會對我們國家和美國的關係，以及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的遭遇有不正確的理解，而不正確的集體理解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破壞性的影響。
所以我們對於技術的文化偏向，一定要從不同的方面去看，我們要看到在本質上、總體上，網際網路包括短影片這種微型內容所產生的一種生態，是一個趨向於民主化、扁平化的一種文化。
但與此同時，它也讓很多不應該扁平、不應該碎片化的東西，變得扁平和碎片化了，會讓我們以一種過於簡單的方式去理解複雜的世界。它很有可能會製造出偏頗的輿論，很有可能會製造出極化的、所謂“Polarized”或者說虛無的這樣一種文化氛圍。長此以往，它當然是對於我們整個民族精神氣質的一種傷害。
所以，我們要鼓勵越來越多新的技術、新的平臺推動視覺技術的發展，但同時也必須要堅持對其進行理論的反思，進行制度、管理的反思，實現科技向善。
Q：剛才提到，你不是短影片平臺使用者，這是因為單純不習慣影片這種介質形式，還是說是有意躲避這種短影片以及演算法推送的產品？
A：其實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我對自己的自制力沒有那麼大的把握。我記得短影片平臺剛出現的時候，雖然興趣上沒有那麼明顯，但是我覺得我需要研究它，需要懂它，知道它是一個什麼機制。曾經有那麼幾天真的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一直在刷，刷到差不多了，一看已經4點了。
這樣的事情發生過幾次之後，我就覺得很可怕。像我這種自詡自制力比較強的人都還這樣的話，那小孩子會怎麼辦？
那些需要把很多高質量的時間投入到系統性學習、系統性的資訊和知識接收中的人，他應該怎麼樣去應對這種持續不斷的資訊流的衝擊？
我覺得我對自己沒有那麼大的信心，所以乾脆就直接把它刪掉，我們砍掉一個胳膊，使得它永絕後患。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在當下資訊十分龐雜和良莠不齊的環境之下，必須要有一種資訊自律的意識。資訊自律不是說我們要控制自己接受什麼和不接受什麼，而是我們必須要對資訊質量形成一個自己的判斷，並且要迫使自己、鼓勵自己儘可能地接受高質量的資訊。
這實際上帶來了另一個問題，曾經高質量的資訊是俯仰皆是的，是可以手到擒來的。在街上買的報紙，開啟電視看的新聞，甚至看一個電影，哪怕是商業電影，它會跟我們講一個完整的故事，它在講述相對正常的人際關係發展的情況，這些我覺得都是高質量的資訊。但在今天，這樣的資訊已經變得非常稀缺了，這也就使得我們對於高質量資訊的獲取、檢索和判斷，變成了一種個人的素養，一種必須要透過自律來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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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的角度來說，我是一個在新聞學院中成長和工作的人，我對資訊質量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這種“高”當中有一種堅持。
這其實就是新聞學院這麼多年教給我的東西——我們怎樣把資訊元素提供齊全，怎樣在事件本身和社會背景之間建立起聯絡，怎樣儘可能地把事實和觀點區分開來，這是我判斷一個資訊是高質量還是低質量的標準。
我也會依據這個標準去選擇媒體和資訊平臺，而有一些平臺的資訊就不符合我的這種需求，這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我們必須將演算法的“黑箱”給拆開
Q：其實現在看來，短影片的魔力更多是在於它和演算法分發是相結合的，所以它也就能夠推送給我們想看的內容。演算法邏輯其實也在改變知識分發的模式，由之前我們主動檢索內容和資訊，到現在被動接收演算法分發給我們的內容，你覺得演算法的這種邏輯會有哪些影響？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A：我覺得推薦演算法是資訊生產和傳播的一個技術進步，同時也是一種文化進步，這是我們必須要認可的，畢竟它透過一個很有效率的方式，使得資訊在理論上具有了更廣闊的流動空間。我們不能否定它在理論上是一種相對理想的狀態，但是在實際的操作過程當中，任何一種技術都一定會受到不同力量的操縱和控制，這是不能避免的。我們在接受、理解甚至應對這種新的技術的時候，有很多工作是可以從資訊接受者的角度來做的，今天來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就是我們必須要對一條資訊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過程進行“祛魅”，就是必須要知道一條資訊是怎麼來的。
演算法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它是一個黑箱，普通的民眾不知道這條資訊怎麼就推送到我這來了。
它原來是什麼？經歷了什麼過程？使用了什麼資料庫？藉助了我的哪些在平臺手裡掌握的資訊？最後是怎麼推送到了我的終端？普通人是不知道的。
傳統媒體不太存在這個問題，因為經過這麼多年媒介素養的教育，包括相對透明的生產機制的發展，大家都知道一條電視片是怎麼生產出來的。
比如我開啟電視新聞看到一個報道，我知道一定是記者帶著攝像機到這個地方採訪當事人，這個人的影像和聲音被錄了進來，然後經歷了剪輯並配上了字幕，最後我才看到。所以我們對整個過程是很清楚的，這條資訊如果有問題的話，就能夠發現，比如雙方發生了衝突，如果這個電視新聞只採訪了其中一方，沒有采訪另一方，那麼觀眾可能會說，為什麼兩個人打架，你只採訪了一個人呢？
因為他知道資訊的生產過程是怎麼樣的，但是演算法我們不知道的，這也是好多人用“黑箱”來形容演算法的原因。
我們現在必須要做的其實就是把黑箱拆開。資訊，尤其是公共資訊，是我們整個社會公共生活的支柱性組成部分，它不應該是任何一個私營企業、任何一個網際網路公司的私有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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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一家公司想透過向公眾推送資訊來獲得商業利潤，那麼就必須要讓整個技術標準公開透明，這是所有的網際網路公司應該去做的事情。有一些資訊可以是高度商品化的，比如說娛樂資訊，如果我是某人的粉絲，那麼某一個APP每天給我推送這個人的八卦新聞，我沒有一點意見，因為這是一個純粹商業的、娛樂的行為。但當我們每天接收到的資訊有很多是關係到國計民生，關係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甚至關係到我們的人身安全的重要公共資訊的時候，資訊的生產和推送過程就不應該是黑箱，它一定是要透明、要被公開祛魅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本身並不反對智慧技術，也並不批判演算法，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在沒有任何批判性地擁抱智慧技術帶來的效能。
它看似把我們從資訊檢索和篩選的繁重工作當中解放了出來，我們每天躺在床上刷一刷手機，就可以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這是假的，是一種虛幻的意識，在資訊檢索上的工作是不能夠偷懶的，你必須要對高質量的資訊進行選擇、進行接觸，這應該是我們今天的一種素養。這就是我對推薦演算法的一種看法。
對新技術保持質疑，是知識界應有的責任
Q：其實短影片也好，推薦演算法也好，我們對這些技術有一些擔憂，但是回溯整個媒介技術的發展史，印刷書寫文化出來之後，蘇格拉底會對書寫文化進行批評，認為它可能有損口語文化；電視出來之後，尼爾·波茲曼說電視會引發娛樂至死；網際網路發展初期尼古拉斯·卡爾有一本書叫《淺薄》，他會擔心超連結這種形式以及記憶外包給電腦會損害人類長期的記憶和思維能力。
那我們現在對短影片和推薦演算法的批評，會不會也是其中的一環，就是人類會對未知的事物都有恐懼？它們作為一種新的媒介，我們產生一些恐懼似乎也是合理的，但是事後來看之前針對舊媒介的批評，它們似乎也沒有造成特別大的負面影響，反而是我們的文化整體性地適應了他們。你覺得短影片和推薦演算法是有自己的特殊性，還是說它們可能也是對新技術的恐懼中的一環？
A：其實這也是我們做媒介和傳播研究過程中，每個人都會去問自己的問題。我的看法非常簡單。第一，任何一種媒介都一定是有優點和缺點的，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非常贊同尼爾·波茲曼，也贊同蘇格拉底，贊同這些人對於新的東西保持一種質疑，保持一種反思，保持一種批評，不在於我反對某一種媒介而支援某一種媒介，而在於我們對於任何一個事物可能的負面文化效應，應該保持反思。不能因為電視後來變得好了，我們就說適應了它，就沒有之前的問題，也不能夠因為網際網路那種淺薄化的初始特徵，現在可能不那麼明顯了，我們就說它沒有這個問題，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對於新的技術保持一種質疑的精神，這是知識界應有的責任
，這沒有什麼可去辯駁的，理應如此，此為其一。
其二，當時尼爾·波茲曼說電視娛樂至死了，後來也沒有娛樂至死。但你要知道並不是波茲曼說了之後，電視就還按照原來那個樣子一直在發展，正是因為有大量反思和批判存在，才導致不同國家對電視做了各種各樣嚴格的規制。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電視實際上是經歷了人本的精神、治理的精神或者說功能主義的精神對它進行了大幅度改造的結果。
我舉個例子，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的無線電視網上播放的節目，是不可以有身體裸露，不可以講髒話的，類似規定是哪來的？當然是要由立法來實現。為什麼？因為這些電視節目它是開源訊號發射的，那就意味著小朋友開啟電視就能夠看到，那麼就要考慮到電視對未成年人可能產生的影響，或者說模仿的效應。所以，
電視已經不是尼爾·波茲曼當初說的電視了，它是一個經過我們的反思與改造的電視。
印刷媒體也是一樣。報紙誕生之初，很多人批評它，因為彼時西方世界所有的報紙都是政黨報刊，連篇累牘的去攻擊對手。人們會認為它是一個黨同伐異的東西，根本不能夠給我們帶來高質量的資訊，但是後來情況發生了改變，新聞業開始變成一個職業，它形成了專業的操作法則，我們開始用倒金字塔結構去寫新聞，也出現了像《紐約時報》這種把嚴肅當作立報之基的媒體。那麼，人們慢慢就會覺得報紙跟原來不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歷史演進的過程，我們不能夠以簡單的目光去看待它，並不是說“是不是傳播學者太矯情了，看什麼都不順眼，人家後來發展的也挺好的，我們也適應了”。我們要回歸到歷史的真實資料當中看一看，比如說報紙，比如說電視，比如說網際網路，它在發展的頭30年裡其實經歷了非常多的政策、架構、文化上的轉型。如果沒有那些學者最初的批判性考察，可能這些工作就不會推進得這樣順利。
培養媒介素養的任務，在這個時代更緊迫了
Q：你剛才提到了“素養”這個詞，它更像是我們面對短影片、推薦演算法這些新媒介的一種防禦機制或者說抵抗方式，你覺得“媒介素養”這個詞現在有什麼新的含義嗎？
A：
自始至終媒介素養的含義都是比較穩定的，就是應該教會人們去認識、選擇、解釋、使用和反思資訊的能力。
在傳統媒體時代也好，在數字媒體時代也好，它都應該是人的一種基本素養，都應該被放在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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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我覺得這個任務變得更加緊迫了。就像我們剛才一直在討論的，比如短影片這樣一種新型傳播工具或者內容生態，它實際上對於人的認知的影響比傳統媒體要更加直接和迅猛。
過去，我們看了一個電視節目之後，距離把它內化成自己的世界觀和行為，執行緒可能還比較長，但在今天這個執行緒變得非常之短，比如說看到網上有人跳了一個舞，他也跳了一下，因為模仿起來是非常容易的，一個人的認知執行緒變短的現狀，就決定了今天媒介素養教育的缺失，已經十分凸顯了。當然，這個光我說也沒有用，我們必須要在中小學把媒介素養的教育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可能我會有學科的偏見，但在我看來這應該是現在非常重要的一種公民素養。
我們說公民素養包含很多型別，但是今天我們所處的就是被資訊包裹的一個社會，資訊數量非常巨大並且良莠不齊，透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傳送到我們手中的各種各樣的終端上，那麼媒介素養就變成了一個最緊迫的素養。
觀念的革命，不可能毫無衝突地完成
Q：你平時也關注平權主義話題，並會就此發表一些評論，但我們可以看到在網路上針對這方面話題的討論，總會陷入到一種觀點非常撕裂的境地。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A：第一，性別的不平等，是人類社會一個本質性的不平等的結構，因為它涉及到了大概一半人口和另一半人口之間可能存在的利益和地位的差異，所以它產生的矛盾的尖銳性，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一個話題出來之後，我們的討論根本就不尖銳，大家都覺得彼此認同的話，那它就不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首先要做好這種心理準備，
沒有任何一個觀念的革命是可以在毫無衝突的情況之下完成的，衝突發生的本身就說明了議題的重要性。
這是我建議所有要參與性別問題、平權主義問題討論的人必須要做好的一個準備。
第二，我想說的是對於在這個過程當中，呈現出來的話語暴力的現象，我們必須要明白這樣的現象越多，說明這個問題的文化重要性越高。因為一個人一定是在氣急敗壞的時候，才會用那樣的方式去發表他的意見；人什麼時候會氣急敗壞？那就是找不出道理可講了，才會氣急敗壞。一個人但凡有道理可講，有事實依據可拿的時候，他是不會開口去問候別人父母的。
如果這樣的人越來越多的話，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打到了點子上，打到了他的痛點上，就意味著這樣的辯論策略是正確的。我們不能夠因為有“噴子”而不去發表自己的觀點，言語是可以傷害別人的，但是我們要看到這種傷害行為的背後，是他自己邏輯事實和道理的一個虛透。所以我們要想到這一層，這樣的人越多，越能說明關於平權的討論是有價值的。
本文轉載自“騰訊研究院”，有所刪節，原標題：《“我們正在沒有任何批判性地擁抱智慧技術”｜專訪常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