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中國科學報，作者｜陳彬
對於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而言，10%的增量意味著什麼？
在不久前釋出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我國正式提出，“十四五”期間國內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要提高到60%。
1973年，美國教育學者馬丁·特羅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大眾化三階段論。
根據這一理論，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精英化、大眾化和普及化，其具體區分指標則分別是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小於15%、15%~50%，以及大於50%。
事實上，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2019年就首次超過50%，正式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
高等教育規模的持續擴大在為更多受教育群體提供資源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高等教育質量及“內卷化”憂慮。
60%的毛入學率目標，意味著未來我國高等教育規模還將持續擴大。
如何趨利避害？當這一目標完成，我們的高等教育將呈現怎樣的面貌？
當“預警”變成“目標”
所謂“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是指某國高等教育在學人數與適齡人口（我國指18~22歲年齡段人口數）之間的比例，比例越高則說明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越高。
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首次超過15%，進入大眾化階段。
此後，我國僅用18年時間，便完成了從大眾化到普及化的過渡。這一速度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
“簡單地說，這是供需關係所決定的。一方面，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規模為高等教育提供了龐大的供給能力；另一方面，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產生了對人才的巨大需求。”
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趙慶年說。
另外，國家層面的大力推動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高等教育從大眾化到普及化的跨越。
“一般而言，西方國家實現這一跨越都需要20年以上的時間。”趙慶年說。
據統計，1998年我國高等教育總招生人數為108萬人，至2006年這一數字已經增加至540萬人，增長了5倍，在校總人數達到2500萬人。
而到2019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已達到了4002萬人。
對此，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戰略發展部副主任劉承波指出，馬丁·特羅理論是以歐美高校的大眾化發展為樣本和參考提出的，本身有著一定的侷限性。
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大眾化乃至普及化的過程同時受政府、市場和學術力量的影響，但在不同國家，這三者的力量對比是不一樣的。
“比如，有的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受市場影響比較大，而我國政府的推動力量相對而言要更大一些。”劉承波說，這也是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
事實上，馬丁·特羅的大眾化理論主要關注的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高等教育規模在擴張到一定程度後，其高等教育系統可能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是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有所準備的。
“從這個角度上說，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更像是一種帶有前瞻性的‘預警理論’。”
趙慶年說，而我們似乎更多地將其作為了一種“發展目標”。
對於這一目標思維所產生的結果，他表示，西方一些國家高等教育規模的提升，主要是透過新建高等學校實現的。
這種方式前期投入更大，見效也比較慢，但可以更好地保障原有高校的教育質量。
相較之下，我國高等教育，尤其是早期高等教育的擴充則更多地透過高校擴大辦學規模實現。
這種方式前期投入低、見效快，更有利於目標的達成，但副作用是導致原有高校生均教育資源下降，影響高等教育質量。
儘管如此，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我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深層次動力。
重點在調結構
根據今年3月初教育部網站公佈的訊息，截至202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54。4%。
在採訪中，對於“十四五”規劃中所規定的60%的目標，幾乎所有受訪專家都認為實現的難度不大。
甚至有專家指出，設定這樣的指標並無太大必要，尤其是在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已經很大的今天，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過快提升，反而可能會消耗更多的社會資源。
對此，趙慶年有著自己的一番理解。
“我認同60%目標在‘十四五’期間實現幾乎不存在問題。事實上，從我國目前人才供給與需求的關係上看，毛入學率是50%還是60%，本身意義並不大，而且在高等教育進入到普及化階段後，規模增加所帶來的人力資本效益也不像之前那樣明顯了。”他說。
即便如此，趙慶年依然贊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的進一步提升。
“提升毛入學率將導致高等教育規模的進一步擴大，而這些擴大的量作為高等教育增量，將有助於進一步最佳化高等教育現有結構。”
近年來，有關部門一直在試圖透過各種方式，最佳化各層次和型別的教育形式在高教領域的佈局。
比如，在研究生教育中大力提倡專業碩士，以及對應用型本科高校的扶持。
而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例項，便是我國於2014年前後開展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嚮應用技術、職業教育型別轉變的工作。
這項工作在提出時曾引起巨大關注，但最終效果並不明顯。
“這是因為這種轉型只是在存量中進行調整，而這種調整的難度是非常大的，但如果我們能夠利用好未來的增量，則可能在不觸及存量利益的情況下，最佳化目前的高等教育結構。”
趙慶年表示，這也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擺脫單純數字指標的一條路徑。
但只要走上這條路徑，依然需要面對一個問題——對於我國來說，最合理的高等教育結構應該是怎樣的？
此前，劉承波和同事曾針對高等教育層次結構中各層次的比例關係進行過研究。
他表示，目前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有著不同特點，比如有些國家缺少專科層次教育，但其普遍存在的一個共同點是本科層次教育佔比最大。
“總體而言，各國在普及化階段，各層次高等教育分佈趨於穩定，並彼此保持合理張力，這是我們需要借鑑的。”
他表示，但要形成普及化階段合理的高等教育層次結構，除借鑑代表性國家高等教育層次結構特徵外，還須結合我國國情及未來產業升級要求來進行調整，“這將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
公平性的挑戰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別敦榮長期關注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
在他看來，在普及化階段，無論高等教育的增量如何適應產業結構變化，有一點是必須要堅持的，那就是未來毛入學率的增長一定要體現在弱勢群體接受高等教育狀況的改善上。
“比如農村地區人口、殘疾人口、少數民族地區和偏遠地區人口，怎樣能讓這些人上得了大學、上得起大學？這就是高等教育普及化要努力提升的所謂‘結構性質量’。”別敦榮說。
在研究中，別敦榮將高等教育普及化時期細分為三個階段，即初級階段（毛入學率在50%~65%之間）、中級階段（毛入學率在65%~80%之間），以及高階階段（毛入學率達到80%及以上）。
對於這三個階段的特點，他做了以下概括——
在初級階段，高等教育更多地滿足中等階層子弟的需求。
弱勢群體接受高等教育的覆蓋面雖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由於相關政策措施不配套，其依然面臨較多障礙。
在中級階段，隨著政策更加靈活，大學生經濟資助政策不斷完善，普及化高等教育生源的社會階層分佈越來越深入中下層子弟。
至高階階段，接受高等教育的各階層學生都不再為經濟、政策和社會文化所困。
顯然，即使按高等教育毛入學率60%計算，“十四五”期間我國依然處於普及化初級階段。
換言之，如何保障社會弱勢群體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依然會是最大挑戰。
從國際經驗看，優質高等教育機會分配不公平是一種普遍現象。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保中的一項研究，即使在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也並不能降低基於家庭階層地位的教育不平等。
“雖然大學擴招的確給劣勢家庭背景出身的子女帶來了更多上大學機會，但並沒有增加他們獲得優質高等教育的機會。現實是越高等級的教育，獲得的機會不平等的程度越大。”
在一篇文章中，李保中表示，在規模不斷擴大的趨勢下，我國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分配的公平狀況呈現兩種發展趨勢：一是從數量角度看，高等教育機會獲得越來越趨向於平等化；二是從質量角度看，優質高等教育機會的獲得並未增加甚至變得更加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受訪時，有學者提到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階段需要重塑“精英教育”理念。
趙慶年便表示，在普及化階段，精英教育在高層次人才培養中依然具有重要價值，然而在此前高等教育規模急劇擴大的過程中，我國的精英教育已經遭受嚴重衝擊。
“此前很多國內頂尖大學也在盲目擴招，甚至擴招幅度比一般高校更甚，現在看來可能導致了優質教育資源的稀釋。”
對此，廈門大學教授、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鄔大光也曾轉文指出，當前我國似乎已經跨過了高等教育精英化階段，但由於國內高等教育歷史較短，並沒有形成或走完精英教育階段之路。
我國的精英教育階段僅僅是從入學率角度而言的，並非是傳統意義上的“精英教育”。
未來為避免人才培養出現學歷“貶值”，高等教育需要重塑精英教育理念。
然而，在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相對不足的當下，要想保持甚至提升精英教育質量，必然要犧牲一定的擴張規模，這是否又會加劇優質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性？
誰來消化“增量”
在保持和提高精英教育質量的同時，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的另一個難題則是如何為“增量”尋找足夠的教育資源。
根據別敦榮的研究，目前我國尚處於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初級階段。
而未來10年左右，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會達到約65%，即進入普及化的中級階段。
按照我國高等教育當前的體量，如果達到65%的毛入學率，應該還會增加1000萬人左右的高等教育規模。
“也就是說，高校至少需要再多招收1000萬名學生。”
這一增量比目前德國所有高校容納學生總量的三倍還要多。
“問題是，目前我國高校的平均投入並不高，在辦學資金沒有大規模增長的情況下，現有高校的辦學規模基本上已經處於超飽和狀態，吸收新增學生數量的潛力不大。”
別敦榮告訴《中國科學報》，這意味著新增的1000萬學生的求學需求，主要靠新建高校滿足。
根據統計，目前國內本科院校的平均在校生規模在1。5萬人左右，職高院校的平均在校生規模為7000多人。
即使按照本科與專科新設高校1：1的比例計算，未來10年也需要新建超過900所高校。
“因此，籌措更多高等教育資源、興建更多高校是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必須面對的課題。但是，目前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資金的投入上基本已經傾盡全力，要想依靠公共資源和政府財政撥款消化如此大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發展增量，已經變得很困難了。”
別敦榮坦言，進一步開放社會資本，使民間資金能夠較順利地進入高等教育領域已成為當務之急。
然而，在這方面，雖然我國對於民間資本進入高等教育領域一直持歡迎態度，但對於我國營利性民辦高校和非營利性民辦高校的界限劃分，直到2016年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頒佈後才確立。
即便如此，依然有諸如營利性高校的公益性如何實現，政府規範管理營利性高校的配套政策措施如何確定，已經上市的諸多民辦高校在沒有履行新的法人登記手續之前，是否能認為它們是非營利性民辦高校等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
“必須承認，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雖然名曰‘促進’，但其中的某些措施對於民間資金的進入依然有所限制。這部法律要真正促進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程序，還需要進行很多調整。”別敦榮說。
從培養“天之驕子”到勞動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規模日趨擴大的今天，“學歷貶值”現象在我們周邊變得越來越普遍。
以外賣行業為例，目前我國的外賣服務員高達700萬人。
而就在3月20日舉行的2021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國內知名招聘網站“智聯招聘”執行長郭盛透露，該平臺收到的外賣員崗位求職簡歷中，有20%擁有本科以上學歷。
這在以前是很難想象的。
對此也有人表示，這種“學歷貶值”現象已經造成了社會人力資本的“內卷化”。
“現在看，我國高等教育在從大眾化向普及化過渡的過程中確實出現了某些問題，比如大量專科生很難找到較高收入的工作，這使得他們實現價值增值變得非常困難。”
趙慶年表示，目前這種現象已經開始蔓延到普通地方本科了。
“這也是很多學生一味追逐高學歷的重要原因。”
他說，在人力資本的問題上，決定權並不能完全交給市場，政府也需要進行必要的調節。
“比如，我們是否可以借鑑某些國外做法，為本科生和專科生設定一個合適的最低工資標準？”
在劉承波看來，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高校畢業生不可避免地從“天之驕子”變為普通勞動者。
“這是一個趨勢，而高校和社會需要做的便是主動順應這一趨勢，對自身進行調整。”
具體而言，除了社會層面對此要抱有一份平常心外，更重要的是高校，尤其是佔高等教育主體的普通高校，應將自身人才培養的重心，從培養“天之驕子”轉變為培養社會需要的建設者、勞動者。
“也就是說，高校的人才培養要更加結合社會需求。這點看似普通，但在目前國內高校，尤其是本科高校專業設定相對固定的狀況下，想要做到並不容易。”
事實上，不管是在國際還是國內，在高等教育出現的初期，受教育者從事一項普通工作其實並不少見。
比如在民國時期，便有大量優秀學者從事諸如小學教師等工作。而將學歷高低與工作型別掛鉤，反倒是現當代社會的事情。
“這一現象的背後值得深思。”別敦榮表示，高等教育本身是存在經濟性和人文性兩面的。
高等教育早期，人們更關注的是其人文性的一面，看重的是對人自身素質的提升。
而當接受高等教育能夠帶來更豐厚經濟價值的時候，其經濟性的一面便愈加被人重視。
“在這種情況下，教育的產出一定要大於投入，否則便是‘虧本’了。”如果按照這一觀點，本科生去做外賣小哥當然不划算。
“然而，當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乃至普及化階段，學生規模的增加使高等教育不能像此前那樣為受教育者普遍帶來高收益時，我們要做的不是刻意提升經濟價值，而是反過來更加關其人文性。”
別敦榮表示，透過對受教育者自身素質的提升，在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要進一步發揮其自身的引領作用。
至於何謂引領作用，別敦榮解釋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不能簡單地用“經濟性”來看待，而應當更具有建設性和前瞻性。
“也就是說，高等教育追求的並不是以現有崗位來容納人口就業，而應當是在發展過程中，由受教育者創造更多就業崗位，發展更大規模和更高質量的經濟，從而在高等教育和經濟發展之間形成一種良性迴圈。”
“這並不是什麼理想化的狀態，事實上，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發展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面向普及化階段，我們更不能因為存在某些困難，便死死摁住高等教育的發展，這將導致教育與經濟的兩敗俱傷。發展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引領和帶動經濟社會的進步，這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經驗，無論任何時候，都是我們需要堅守的。”別敦榮說。
《中國科學報》（2021-04-13第5版大學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