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年前的今天，一篇署名作者為“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雄文出版面世，此文一出就敲響了清朝的喪鐘。
這位“革命軍中馬前卒”就是年僅18歲的四川青年鄒容，這篇雄文就是《革命軍》。
118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03年5月31日，《革命軍》一經上海大同書局出版，立即轟動全國，在那樣閉塞落後的年代，竟然重印20餘次，銷量達到110萬冊之巨，全國青年竟相傳閱目睹為快。
其洛陽紙貴的程度讓人瞠目結舌，在一兩銀子可以買一兩百斤大米的年代，一本《革命軍》在偏遠地區竟賣到10兩銀子，超過了當時一個農民的年收入。可以說，《革命軍》是當時無與倫比的第一暢銷書。
在清朝末年，《革命軍》如振聾發聵之霹靂，讓人對國家貧弱的根本原因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對清朝的腐朽荒謬統治洞若觀火，對中國人民民主共和之未來豪情滿懷，讀之令人熱血沸騰。
《革命軍》對專制剖析鞭辟入裡。鄒容指出從秦朝到清王朝的非正義性就在於將國家視為私有，民眾就是用來奴役的。“
自秦始統一宇宙，悍然尊大，鞭撻宇內，私其國，奴其民，為專制政體。
”
《革命軍》並且指出封建王朝的意識形態，都是透過愚弄百姓，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多援符瑞不經之說，
愚弄黔首，矯誣天命，攬國人所有而獨有之，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
所以，《革命軍》一出，即被視為中國版的“人權宣言”。
魯迅說：“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作的《革命軍》。”
《革命軍》揭示清王朝，把自己奴役同胞的權利放在第一位，一旦不能獨享對中國民眾的奴役權，就會勾結帝國主義一道壓迫民眾。
《革命軍》直指：“‘量中華之物力，結友邦之歡心’，是豈非煌煌上諭之言哉！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搶我同胞之財產，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者，但事實上中國已經淪為愛新覺羅家族私有之物，中國人成為愛新覺羅家族和五百萬維護愛新覺羅家族的家奴們的奴隸。
對於圓明園頤和園，鄒容在《革命軍》認為是統治者荒淫無恥之地，同胞竟然不知其惡，可見專制昧人之深。
“巍巍高大之頤和園，問其間一瓦一礫，何莫非刻括吾漢人之膏脂，以供一賣淫婦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無道，作阿房宮，天下後世，尚稱其不仁，於圓明園何如？於頤和園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惡者，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
鄒容視火燒圓明園不是國恥，因其一瓦一礫皆漢人之膏脂，只供愛新覺羅家族荒淫享樂，燒掉反而是大快人心。
《革命軍》直指革命的原因，一是清朝廷為了維護自己的專制腐朽，剝奪人民政治權利，故意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阻礙社會進步，導致中國落後捱打。
“
一國之政治機關，一國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機關、參與行政權者，不得謂之國，不得謂之國民，此世界之公理，萬國所同然也。
”
《革命軍》直指革命的原因，二是少數人（愛新覺羅家族及五百萬家奴）的高福利建立在對大多數人（包括漢人在內的其它族人）的剝削基礎上。
“所謂八旗子弟…甫經成人，即有自然之祿俸；不必別營生什，以贍其身家；不必讀書響道，以充其識力。”
但清王朝顛倒黑白，“今各州府縣，苟有催租勸捐之告示出，必有‘受朝廷數百年豢養深恩，力圖報效’等語，煌煌然大貼於十字街衢之上。”
《革命軍》說，人乃萬物之靈長，用“豢養”一詞即不把同胞當人，視同胞如牛馬，明明是同胞養活他們卻要同胞感恩報效“深恩”，這是顛倒黑白，是對同胞無以復加的侮辱。
在封建專制時代，革命是大逆不道之舉，革命者被歷代統治者塑造成為大逆不道的賊臣逆子，革命造反是百姓心中想都不敢想的心理禁忌。
《革命軍》大聲呼籲革命，給革命者正名。“
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
”
自此，革命觀念深入人心，革命者形象激濁揚清。
《革命軍》以悲憤的心情，通俗的語言，抨擊清政府的賣國罪行，認為只有革命，才能“去腐敗而存良善”，“由野蠻而進文明”，“除奴隸而為主人”，號召以革命推翻腐朽的滿清政府。
《革命書》一出，嚇得清政府惶惶不安。北洋大臣端方說：“此書逆亂，從古所無，竟敢謗及列祖列宗，且敢直書廟諱，勸動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聞。”
於是，害怕喪失奴役權的反動清朝政府，勾結帝國主義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逮捕了鄒容和章太炎等人。
黑暗社會的司法更是黑色的，《革命書》作者鄒容在獄中受盡折磨和凌辱，身體健康的他被無盡的黑暗吞噬，於1905年慘死於獄中，年僅20歲，6年後爆發的辛亥革命埋葬了清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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